首页 -> 2008年第2期
我的失身生活
作者：陈铁军
至于此人的皮肤构造为什么如此异于正常人类，专家认为不外乎先天和后天这两种因素。但据专家对其家族历史和血缘关系的调查，其父系和母系亲属的人体构造均很正常，尤其是皮肤构造与常人无异，未见任何反常和特异案例，这就排除了其变色功能为先天遗传的可能。也就是说此人本来并不具有变色功能，后来之所以具有了这种功能完全是由于某种外因使其皮肤构造发生了改变，就像一场地震使地表地貌发生了改变一样。至于导致其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外因是什么，专家称他们正在进一步调查分析中，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尚不敢妄下结论。看来破译这一自然和人体之谜尚需一定时日。感兴趣者可进一步关注本报的后续报道。
正如这篇报道所说的，自从失身事件发生之后。我便沦为了人们的研究和试验对象，就如同那些被关在金属笼子里的小白鼠一样。所不同的是关我的笼子要豪华得多。由于这时的我已成了比大熊猫还稀有的动物，医院方面充分认识到了我的保护和利用价值，已将我的住所由普通病房移至高干病房，而且不再向我收取任何费用。这套高干病房不论房间结构还是生活设施，都很像三五百块一晚上的那种宾馆套间。每天，我就像深居简出、日理万机的国家，元首。在这里会见着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客人。这些客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长相也奇形怪状风格迥异，就如那位记者在报道里所形容的，都是已在各自领域里扬名立万的专家。每当又来了一拨儿这样的专家，我就知道等待我的又将是忙碌的一天。由于就连中医自己都有这个自知之明，知道他们祖传那一套“望闻问切”只中看不中用，所以尽管这是一家中医院。但在检查手段方面也只能不耻下问地引用着西医的装备，什么X光、CT、心电图、脑电图之类的家伙甚至比西医还全活。每一拨儿专家来这儿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带着我楼上楼下地辗转于各科室、机房之间，把所有这些检查从头至尾再做一遍。而我这一时期的全部生活内容。除了每日必须的吃喝拉撒睡，就是配合这些专家的无休无止的检查。
对于这种配合一开始我的态度还是完全自愿和积极主动的。我之所以持这种态度的原因，一个是有人管吃管住而且不要钱，而我却什么心都不用操什么力都不用掏，让我感到走遍天下也难找到这样的好事儿；再一个是每天被那么多目光关注着，就连我拉的屎都有人翻来覆去扒拉着看，使我觉得自己成了这个世界的焦点和中心。似我这样一个什么都得自食其力、而且从来无人问津的小人物，以前何曾被人如此的当成过一回事儿，因此我对人们所给予我的这种待遇简直受宠若惊、踌躇满志，那段时间无论物质和精神上都感到十分十分的满足。但是没想到没过多久就不行了。一个是我很快反应过来那些拿我当事儿的人其实关心的并不是我，而是想在我身上发现什么他们想要的东西。就像农民喂猪关心的并不是猪而是猪身上的肉一样。再一个是这帮人每来一拨儿都要在我身上抽走至少一针管血。供他们以科学的名义分析、化验和研究，很快把我抽成了一个有气无力、无精打采的人，整个人几乎变成了失去了水分的蔫茄子。我一算这种损失就是一顿吃一斤肉也弥补不过来。这一切终于使得我意识到再也不能就这么下去了，我应该立刻离开这个操蛋的地方，结束这种肥公损私、得不偿失的生活。
但是直到我企图离去的时候才猛然发现——一在此之前我竟然丝毫没有注意到——这时候再想走已经没那么容易了。自从被转移到这个类似宾馆套间的高干病房后。我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自行其是的人。在我卧室外面的起居室里就出现了二十四小时看护我的人。这些人的任务一个是随时听从我的召唤和吩咐，为我提供我所需要的任何服务；一个是当我试图离开房间时像门一样挡在我面前。面带微笑但不容商榷地告诉我，我要出去可以但前提是必须得到领导小组的同意。似乎有关部门专门为我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而他们就是领导小组派来的工作人员。我记得这些人的身份一开始还是医院的一般护士。但是随着我的被保护动物级别越来越高，不知何时换成了身着制式服装的医院保安，而就在我决定离去的这一刻一开门发现。不知何时又换成了腰里别着警棍的真正的警察。也就是说，随着这些人身份的变化他们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这时他们的使命已不是看护我而是看守我。我已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个被隔离和被监禁的人。就像我所患的不是失身症而是传染病一样。这一发现令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了好一会儿。
当然这种身陷囹圄的现实并没有动摇我一走了之的想法。虽然羁拘我的牢笼警卫森严，但我相信我要想走还是易如反掌，只要扒了这身斑马皮似的病号服就行了——因为此刻的我已是一个没有任何具体形态的人，人们对我的全部认知只能建立在我的外在衣着上。换言之我只有在穿着衣服的时候人们才能认识到我的存在，知道我此刻在哪里和干什么。一旦我脱光了也就从他们的视野中完全彻底地消失了，他们就是把眼睛瞪成牛蛋也看不到我。所以现在令我发愁的不是走不走和怎样走，而是走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因为只要我敢脱光了从这屋里走出去。那即意味着我的后半生就只能光着屁股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了。以我此刻的稀有性和重要性，人们是不可能对我的走失置之不理、听之任之的。这就决定了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重新穿上衣服，就等于又把自己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下，就有可能被人们再一次投入到牢笼里。
想到从此以后将赤身裸体地生活在人们的目光里，我的脸上立刻有一种火烧火燎和无地自容感。尽管我明知道对于此刻的我来说衣物已失去了它的汉语意义，我已经是一种无色、无味、无形的物质，就像无所不在却无法捕捉的空气一样，穿着和不穿着都不再有任何区别，穿得越少人们所能看到的东西就越少。但是从小形成的与衣物的唇齿相依习惯仍然使得我一至少在感觉上总觉得：只有在穿着衣物的时候才有安全感。一旦失去了衣着即如同失去了防线。浑身上下都成了易受攻击的致命弱点；只有在穿戴整齐的时候才是体面人，一旦脱光了身子就仿佛褪光了鸡毛，裸露出来的全是丑陋、猥琐和不堪。不禁而生一种极为严重的不适应感。不过好在，这种不适虽令我在何去何从上犹豫彷徨了好半天，但我最终还是认识到这只是一种积重难返的心理定势，若想改变它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过程，而此时此刻显然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能就像俗话常说的那样“走一步说一步”。并在这一认识的促使下，脱下了已在我身上穿着一个多月的、其间没有换洗过一次的、印有斑马条纹的病号服。
我的出走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简单。斯时。守在外面的一胖一瘦俩警察正将脑袋凑一起。捧着手机阅读不知谁发给他们的短信息，其中那个胖警察一边按动翻页键一边念念有词道：“六个女同志竞选村妇女主任。当然其中五个都落选了。村长做落选女同志的思想工作。问了她们一个同样的问题：‘知道你为什么落选吗?’第一个女同志说：‘我上面没人。’第二个女同志说：‘我上面的人不硬。’第三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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