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变脸
作者：罗伟章
可是张保国说，中午不行，晚上吧，晚上六点左右再说吧。
陈太学还没表态，电话就哑了。
他呆立了一会儿，用手掌使劲搓脸，手上湿淋淋的，全是汗。他的手特别爱出，他心里的事，不仅照在眼睛里，还反映在手上。他把两腮那些扯得他疼的皮肤搓得归位了，嘟嘟囔囔地骂娘。为请这趟客，他已经忙活了三天，每次张保国都答应了，可事到临头又变卦。陈太学就像一只虾，心甘情愿地让张保国抛下的钩子钓着。张保国的确钓着他了，但刚刚浮出水面，又把他从钩上取下来，扔进城外臭气熏天的巴河里。
现在不到上午十一点，离晚上六点还有七个多小时，陈太学应该在这段时间去工地走走，但他不想去。工地上的事情，最晚明天就结束，他手下的工人，马上就会向他讨活做，找不到活，工人们就会离开他。别看现在城市里遍地都是农民工，可要将他们聚到自己的巢穴里，为你流血流汗，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其中的关键是必须让农民工随时有活做。农民工除了睡觉，就需要一刻不停地做活，只要手脚动着，汗水淌着，哪怕工钱低一些，他们心里也踏实。而要找到活，怎么能避开建设局项目部经理张保国呢？
既然张保国说好是晚上，陈太学就只能猫在租房里等。他的租房在巴河南面，离工地不远，主人是家“钉子户”。以前，巴河北面是城，南面是地，现在要在南面修建新城，勒令这边的农民都迁进老城去住安置房。农民说我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根，为啥要迁？我不稀罕你的楼房，我就愿意在这里老死。这里多好，出前门可去地里种庄稼，出后门可去巴河里打鱼，你把我关进楼房，没田地可种，又无本钱做生意，我咋活？可他们到底知道个轻重，闹腾一阵就收拾家伙，拖儿带女地离别土地，走过横跨巴河的红旗桥进城去了。只有这家人不走，他说我就要当钉子，我看他们拿啥来拔我这颗钉子！话虽如此，他还是去两公里外的翠屏山投靠亲戚修了间砖房，将这间黑漆斑斑的老木屋用来出租。月租倒是便宜，只有五十块钱。
陈太学只能租这样的房子。他虽然当了包工头，可揽下的活都是小工干的，手下的工人从没超过十五个，就算把他们的骨油熬了，也挣不下几个钱。他家里有七十岁的母亲，有一个打光棍的弱智弟弟，有跟母亲总是吵架的老婆，还有一儿一女。最让陈太学揪心的是儿子陈福。陈福比姐姐只小一岁，可姐姐的孩子都快上小学了，他还在读高三！这是陈福连续第五年读高三，每次高考，都是蚂蚁摔岩无响动。但陈太学不放弃，说到底，住在大山区的农家子弟，只有读书才能帮助你最终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命。这一点陈太学看得很清楚。再说陈太学要跟人比。村里已出过一个大学生了，他叫何奎，何奎只比陈福长半岁，可他去年大学就毕了业，现在重庆上班。从何奎上大学那天起，他爸爸就总是咬着根竹烟筒往人多的地方窜，听不到人家说两句话，他就把话抢过去，每句前面都要加上“我儿子说”，像他儿子是什么大人物似的。陈太学就见不来他那球样，他发誓，哪怕把自己累死，也要送儿子读大学。
这要花很多很多的钱，陈太学怎么敢租好房子住呢？
他在床上磨皮擦痒地坐了三个来小时，就扛不住饿了。他今天连早饭也没吃，每次请客之前的那一顿，他都不吃，他要把肚子留到请客的时候。他知道，哪怕只请个把人，菜也会把桌子挤得透不过气，最后多半都扔掉了，这太可惜了。何况他每次请张保国，张保国都带了好几个人来，餐桌就像杂技演员，头上碗重碗碟重碟的，可常常是刚开吃不久，陈太学就问一声，菜不够吧？席桌上没一个人表态，他也就只好叫来服务生，豪情满怀地让他们加菜。这样一来，浪费得就更多了。这真让他心疼，疼得心里抽搐，嘴里不停地打嗝。他知道现在城里人在外面吃饭，剩下的好东西都要打包，但城里人是城里人，城里人打包，体现的是节俭的美德，农民工打包，那就是寒伧了。何况他请的是张经理，难道他能够在张经理面前打包吗？要是他那样做了，张经理会不会认为，陈太学表面上是在笑嘻嘻地请我吃饭，脸都笑烂了，但心里是为花出去的钱可惜——果真如此，那就彻底完蛋了。因此陈太学宁愿此前空着肚子，在桌上尽量多吃些，这样，走出酒楼之后，他就不至于那么心疼了。
可现在陈太学实在饿得不行，胃里没东西消化，就自己磨自己，磨得陈太学直冒冷汗。他怒气冲冲地骂了一声球，就走出门，进城找吃的去了。
桥的那一头就是金沙滩酒楼，因为里面卖空运来的海鲜，还有穿山甲等一些国家保护动物，无可争议地成为高州城餐饮业的翘楚，经常在里面出入的不是政界人物，就是商界大腕。作为普通百姓，如果为求人办事请客，办小事去别的地方，办大事则非去金沙滩不可。
陈太学前几次请张保国，都是来这里，一趟客请下来，不花个两三千就休想走人。
此时，他望了一眼酒楼米黄色的门楣，腿就软下来了。他个子不高，腿一软，膝盖一弯，裤脚就拖到了地面上，每迈一步，都扑腾起混杂着痰屑的尘土。他想到了晚上，他希望张保国晚上能够接受他的邀请，但同时，他又提心吊胆。他怕的是花钱，两三千块相当于他在老家刨地时好些年的收入；也怕张保国本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想到张保国，陈太学都像摸到一块冰。张保国最多不过三十四五岁，跟陈太学说话的时候，都是对他直呼其名，而在老家，像张保国这个年龄的人都把他叫陈叔叔或者学爸的。事实上张保国很少跟陈太学说话，哪怕在席桌上，他也只跟自己带来的人有说有笑。喝酒的时候，他也不跟陈太学碰杯，陈太学把杯子举起来，弓着腰说，张经理，我敬你。张保国就用手掌把酒杯握得满满的，很担心被陈太学的杯子碰着了一样，陈太学碰不成张保国的杯，但酒还是喝下去了，张保国最多做做样子，有时连样子也不做。他不和陈太学喝酒，和他带来的人却是一口干。散席之后，他们跟陈太学招呼也不打，直接就出了包间，留陈太学在后面埋单，等陈太学屁颠屁颠地追到大门口，早不见了一行人的踪影。
管他妈的，陈太学又望了一眼金沙滩酒楼，自言自语地咕咙，你叫我有啥办法呢？我现时花钱请客，不是为了将来挣更多的钱吗？
他进了金沙滩对面的一家小饱子，要了三两挂面。老板正要下锅，他又从三两改为二两。反正晚上要大鱼大肉地吃，现在胀那么多干啥呢！
只几筷子，他就把面塞进了嘴里，随后端起碗，把漂浮着红辣椒粉的面汤吸溜得干干净净。
刚到晚上六点，陈太学就堆出满脸笑容，把电话打过去。他只叫了一声张经理，张保国就说，今天就算了吧，我正在去成都的路上。
陈太学的笑像死去的虫子，一条一条僵硬地横着。很明显，张经理这是不愿意再给我活做了，这咋成呢？这不等于是他曾经给过我一口碗，现在又要把那口碗收回去吗？那碗里，不仅装着他陈太学一家人的食物，还装着他对儿子的希望。没有那口碗，什么都落空了。他当然可以去别的城市另找一口碗，可他在张经理这里，已经花了那么多本钱，费了那么多功夫，如果舍弃高州城而去别处，一切就得从头再来。你说张经理指甲深，心黑，难保其他人的指甲就不深，心就不黑？现在他已经不再像过去在别的包工头手下求食了（每天起早贪黑地挣一点血汗钱，还常常被克扣），如今他能从一个农民工翻身混到今天这一步，太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