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语法与修辞之间（上）
作者：屈承熹
关键词 同义异形 语法结构信息结构 语篇连接
一、引言
修辞学理论研究近年来倾向于与相邻学科密切结合，如辞格的认知研究，将辞格与认知心理相结合，作逻辑的客观解释(见刘大为，2001；沈家煊，2006)。然而在甚多方面，则仍沿袭传统方法，以主观感受为主，对用字遣词作感性的评述，如对“同义异形”的处理(见李维琦、黎千驹，2004；王希杰，2004)。本文拟从语言结构的观点出发，针对“同义异形”此一问题，略作较为客观的解释。由于作者对修辞学认识的局限，仅于举例说明之后，略作一般性之陈述，而不拟在理论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对修辞著作中某些模糊语言的困惑
近读有关修辞学理论及实践之书籍数册，发现所用语言，甚多模糊不清或模棱两可之处，乃就教于修辞学界前辈，竟表示亦颇有同感。旋经彼等再三鼓励，乃有对此类用语及其所代表之意义从语言学之角度略作探究之举。兹粗举数类如下，并作简评。
2.1许多修辞形式，一般都认为是用来“强调”或“加重语气/语势”的。例如：倒装“大都用以加强语势”(陈，1979:219)。其他如：不同类型疑问句的挑选(李、黎，2004:108-9)；数量词的繁简(前引文，206-8)；某些副词的繁简(前引文，211-4)；虚词的重复(前引文，244-5)；词序的运用，包括两种不同词序的交错使用(王，2004:228)、宾语的提前(前引文，229)、定语的后置(前引文，230)、主谓倒装(前引文，231)、定语后移(前引文，343)等等。上述各种形式的选择，也都被认为是用来“强调”或“加重语气/语势”的。然而，“强调”、“加重语气/语势”等此类用语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因而，其说服力也就显得不够有力；而且在多半情况之下，均无法体现其确切意义。这就回到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老路子上去了。
2.2某些语言形式应如何适当使用，往往说成“在一定的条件下”，或者为了“某种特殊的修辞效果”。例如：“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被动句可以省去‘被’字”。(李、黎，2004:115)“返原，指的是故意偏离词语的通用意义，返回到词语的构成语素的意义，或词语的原始意义。这种用法为的是达到某种特殊的修辞效果，大都有幽默风趣的色彩。”(王希杰，2004:335-6)此类笼统的说法，在讨论了多种方法、手段之后，作为总结，当然未始不可，如：“因此，我以为，修辞学其实是转化之学，利用一定的条件，把坏的转化为好的，化腐朽为神奇。”(王，2004:496)但是，如果在讨论某个特定形式应该如何适当使用的时候，这样的说法实在过于笼统，由于其所留的想象空间过大，无法让读者获得一个确切的认识。
2.3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论及修辞学的任务时，特别强调“条理”。例如，他在同一页中接连三次提到这个概念(1979:283)：“我们应当尽量搜集实际的材料，根据实际的材料来找寻修辞的釜理。……所以修辞学的述说，即使切实到极点，美备到极点，也不过从空前的大例，抽出空前的条理来，作诸多后来居上者的参考。要超越它所述说，并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能够提出新例证，指出新条理，能够开拓新境界。”同页稍后，他又说：“鸟瞰一下整个的修辞景象，也可以增加我们相当的知识和能力，免得被那些以偏概全或不切实际的零言碎语所迷惑”。近来则有进一步讲求“规律”者，如王希杰(2004:473，495)曾多次强调“规律”及其“适用范围”。其实，所谓“条理”和“规律”，就修辞学而言，都应该是“较为有系统的”陈述。正如刘大白先生为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所作序言中说：“这也是中国有系统的作文法书的第一部。”(陈，1979:291)[引文中底线均为本文作者所加]然而，在一般的修辞书籍中的“系统”，所指多半是语言形式或修辞方法的分类。至于真正有系统的规律或解释，则多付诸阙如。因为有系统的规律是可以涵盖所有该类的形式的；有系统的解释是应该能够对所有该类的形式，作“为什么会有如此效果”的解释。仅作分类而不作解释，这样的“系统”和“规律”，在理论上，就难免变成“以偏概全”的“零言碎语”了。
2.4在讨论“情景义和情景义变”时，王希杰说(2004:146-7)：情景能够把好话变成坏话，把坏话变成好话，“你是英雄模范，我要向你学习。”这是好话，在大会上说，对方会很高兴的。但是双方有了矛盾，发生了冲突，你再这么说，就是对他的讽刺、挖苦，必然会扩大矛盾。明明是坏话，但是有了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就是说在特定的交际情景中出现，也能没成好话。例如在最亲密的老朋友之间，见面时可以说：“你这个死东西，鬼家伙，怎么还没死呀!”并没有骂人的意思，的确是好话。[引文中底线均为本文作者所加](另见该书38页。)但是，所谓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特定的交际情景”却仅仅适用于此一特例，因而这些条件和情景便无法在理论上发挥任何解释作用。如能将该特殊情景或条件，加以扩展而普遍化，成为一条“规律”或“规则”，俾能适用于其他情景，这样便能达到有系统的解释，以使修辞学成为更科学化的一门学问。
2.5王希杰先生在讨论“模糊义和模糊语言”时，将“清光一片照姑苏”与“清光一片照姑苏等处”比较。他指出，由于此处“清光”乃指月光，当然不仅仅照及姑苏一处，所以后者较为准确。但是他也认为，这种准确的说法，并不是诗歌的语言；而前者模糊的说法，却正是诗歌的语言。(王，2004:152)后来，他在讨论“夸张”时，则将“燕山雪花大如席”与“广州雪花大如席”相比较，认为前者是夸张，后者是笑话。(王，2004:301)其实，诗歌语言固然不需十分“准确”，但是“模糊”也不能算是诗歌的特点。而“雪花大如席”当然是“夸张”；但“广州雪花大如席”的不恰当，与“夸张”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在事实上，“广州下雪”本来就是罕有的事，更遑论其“雪花大如席”了。换言之，这两个比较，均无法凸现其主旨：前者不能凸现“模糊语言”的特性，后者无法表现“夸张”的真正功能。
上述2.1-2.5中所提疑问，如果换一个角度，是否能作进一步的观察与分析，从而获得较为具体的规律，以便学习者能更确切地了解，为什么不同的形式会产生不同的修辞效果。本文将以语言学的视角，尤其是以篇章语法的观点，对实践性修辞学中所提各类问题，作一个较为原则性的观察，并拟归纳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规则，就教于修辞学界诸位前辈。
三、同义异形
“同义异形”似乎是实践性修辞学中的一个中心点。王希杰(2004)以第三、四两章的篇幅讨论“变体”和“同义”。李、黎(2004)则更是以“同义异形”为基础发展出来一套“同义修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