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围困
作者：米哈伊尔．库拉耶夫
姥姥早就病得起不来了，为了取暖，她和鲍里亚紧挨着躺在土耳其沙发上，四二年二月三日晚上，她对妈妈说：“安涅契卡，你别哭，今天夜里我和鲍里亚要死了。”
妈妈是个有理智的人，也是我们五个人中间惟一还能勉强站立的人，她说了一句口头禅：“别瞎说!”
房间的窗户都结了冰，床铺更像用衣服和被子堆成的雪堆，房间里静悄悄的。
有人在走廊里打我们家门口走过。鞋跟着地的声音又慢又长，在冰凉的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给人的感觉似乎他不是自己在走，而是被什么人拖着走。脚步声渐渐远去，过了一会儿传来弹簧锁的哐啷声，那是普拉斯科菲娅 · 瓦列里安娜在关门。沙赫马缅契耶夫家插上插销的声音也听得一清二楚。
“安涅契卡，你给我盖点什么……我冷……”
妈妈还没有睡觉，她听到了走廊里的脚步声，可是没有听见姥姥的话。即使她想听，把耳朵凑到姥姥那像皱巴巴的漏斗似的瘪嘴旁边，她也听不见的。姥姥以为在说话，但这声音已经是永远不会醒过来的睡梦中的声音，而那种不慌不忙、自下而上悄悄蔓延的寒冷是盖任何东西都无法驱散的。
在二月份，在晴朗的白天，在早晨八点半的时候，天色还是相当亮的，尽管窗玻璃上糊着十字状的纸条，蒙了一层冰，有的地方还用马粪纸堵住了，透进来的光线不多，但妈妈还是发现鲍里亚和姥姥的身体已经冰凉了。
姥姥要妈妈别哭，妈妈居然真的没有哭，母亲、儿子和婆婆死后她第一次放声大哭是在三月底，在切廖波维兹，可以想象，那时候的意识已经摆脱了为求生而高度集中的状态，可以使神经能够对种种悲伤事件做出正常的反应了。
严格说起来，所有的事物再也没有回到正常的状态。妈妈是八八年去世的，离战争结束已经四十三年。妈妈死后好几年，我在我们家老屋的那些壁橱、小储藏室和角角落落里常常发现原先用来装糖的那些纸包和纸盒里塞满了变质的面包干，看到裹着一层层布和报纸的鱼都成了灰，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发现包在纸里的香草，那是做高级菜肴用的典型佐料，还有各种各样的橘子皮。遗憾的是，秘密存放这些生活用品的方法排除了实用的可能性。老屋里存放得最多的是橘子皮，原因不难理解。妈妈详细讲述了围困期间在我家荷兰式炉子的圆顶上找到橘子皮的情形，那些橘子皮还是在战前的那个元旦，孩子们玩耍的时候扔上去的。这些橘子皮的意义，显然被妈妈夸大了。妈妈对食品一辈子都怀着一种宗教式的态度，倒不是因为日子过得拮据，恰恰相反，别的不敢说，我们家的餐桌向来都是以餐具的精美、摆设的雅致、食品的丰盛和烹调的考究而名闻遐迩——感谢上帝，父亲得过奖，又是功勋设计师，还担任那家紧靠着涅瓦大街、位于莫伊卡河边的设计所所长。
不过妈妈最奇特最怪异的想法也许是“鲍里亚之墓”，这在形形色色的、并非永无恶意的、正常人很少有的奇思异想中间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这些想象中，在想象的深处，存在着某种沉重的东西，不是某种阴暗的东西，而恰恰是某种沉重的东西。
哪有什么“鲍里亚之墓”?如果连两个坟墓两口棺材都无法想象，那么所谓“鲍里亚之墓”岂不是笑话一个?
在二月里公墓里的工作人员不收钱，当然收是收了，但只是补贴买面包的钱。他们要挖冻得很硬的土，更何况那时候天气还非常寒冷。
埋葬姥姥和鲍里亚用的是一口棺材，鲍里亚躺在姥姥脚边，不用说他们葬在了同一个墓穴里，付的却还是两份钱，再加一个金十字架，鲍里亚的户口在瓦西里岛，属于本区居民，因此斯摩棱斯克公墓同意接收。那时候这公墓已经延伸到斯摩棱斯克河右岸，并且规模有了很大扩展，但姥姥的户口在列宁区伊兹马伊洛夫大街，那时候叫红色指挥员大街的二女儿那儿，他们根据严厉的战时法拒绝接收。
鲍里亚的尸体不难处理，就像当时人们所做的那样，妈妈把他放进了木框里，这样他可以一直躺到春天，可是姥姥必须埋葬。而埋葬姥姥的恰恰是带着十二岁的儿子阿纳托里从红色指挥员大街好不容易过来的塔托契卡。
就气质而言，塔吉雅娜 · 彼得罗夫娜，我们叫她塔托契卡，应该说是一名“热血沸腾的青年”，当时大家这样称呼那些响应号召去开发远东的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远东她没有去成。其实是她丈夫萨沙反对她去。假如他们俩去了远东，那么萨沙也许能保住一条命。萨沙是三八年被抓走的，直到六七年才给了他们家一张写在巴掌大的香烟纸上的证明，上面勉强可以看清这样一些内容：由于缺乏犯罪事实，依照某年某月某日的决定，为某某条款而判刑的囚犯恢复名誉。顺便说一句，除了证明以外，还发还了一个自制的香烟盒，那是一个带盖的木盒，精致的盒盖上用麦秆粘贴着一幅画：一个瞭望塔，瞭望塔上站着一名哨兵，一盏探照灯和铁丝网围成的双层围墙，做功细巧精美，堪与中国工艺品相媲美，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儿子阿纳托里具有艺术才华。
由于姥姥和鲍里亚相继死去，塔吉雅娜 · 彼得罗夫娜发挥了非凡的活动能力，从中可以看出她那“热血沸腾”的性格，譬如说她居然搞到了一口棺材。从一方面说，这简直可以算是一个奇迹。当时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一个人拖着一口棺材往公墓走，走啊走啊，走到半途发现再也走不动了，就把棺材撂在那儿，如果他还能回头往家里走就算不错了，否则当场就会一头栽倒在雪地里。那些机灵的人，就像现在人们所说的那样，立即把这些无主的棺材实行“私有化”，或者卖个好价钱，当时有这样的需要，而且需要量很大，或者用作取暖的材料。有办法的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完蛋的!姥姥有没有定做的棺材，或者“二手货”，现在很难确定，因为关于这口棺材的来历塔托契卡始终守口如瓶。总的来说，这口棺材稍稍大了一点，而这是一个明显的征兆，预示着死者还要带走别的人。事情果然如此：四月初，塔托契卡死了，尼娜料理了塔托契卡的后事，而到夏天，又不得不为尼娜送葬了。
搞到棺材后就必须要完成相应的仪式，并且按照正常的方式埋葬姥姥和鲍里亚。假如没有搞到这口棺材，那么事情也许要简单些，也不会有后来的那些事情。
塔吉雅娜 · 彼得罗夫娜在地板上铺了一块绒毯，决定就在房间里为奥尔加 · 阿列克谢耶夫娜净身。
邻居们合伙在厨房里生了个炉子，可以加入到他们那儿烧一点热水。阿纳托里想用雪化水，免得到第六小街去打水，那儿的一根自来水管给炮弹打断了，人们都到那儿去接水，可是积雪看上去很白，融化后却很脏，还有一股难闻的味道。母亲赶紧到第六小街去打水。
咽了气的姥姥和浑身发青、比一个长面包大不了多少的鲍里亚一点儿也不叫人害怕。阿纳托里一直习惯认为死神永远不会碰他，因此即使在跟死神相伴的半年里，他也没有放弃这个想法。诚然，有时候真的不想活了，确实不想活了，因为寒冷，因为饥饿，因为那种突然贯穿全身的空虚。身体变得轻飘飘的，绝望扼杀了希望，连生命本身的感觉也消失了，所有的物体，街道，房子，就连自己的双手他似乎也觉得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看到的。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也没有想到死，当然也没有其他任何想法，只是感到奇怪：我这是到了哪儿?为什么一切都那么遥远?……
塔吉雅娜 · 彼得罗夫娜的肚皮鼓了起来，看上去像吃饱了撑的，尽管脸颊瘪了进去，脸色发灰，但她还是尽一切可能照顾自己的儿子。
阿纳托里不停地提水，热水，但是没有让他进入妈妈给姥姥净身的那个房间，直到给姥姥和鲍里亚净好身，给姥姥穿上白色的豌豆小花纹裙子，给鲍里亚戴上蓝色的帽子，包上漂亮的蓝色襁褓，让他们并排躺在一起之后，妈妈才叫阿纳托里过来把妈妈所说的“我们的亲人”移到那口没有上过油漆、但是相当结实的棺材里。姥姥看上去个子不大，可是比阿纳托里原来想象的要重得多。
第二天邻居们帮助我们把棺材抬下楼梯，牢牢地固定在雪橇上。大家对塔托契卡的能力表示惊讶和称赞。那时候街上送死人是常有的事情，可是棺材却难得见到。
与中直街这样富裕的主干道相比，更不用说跟大直街比了，小直街显得相当寒碜，这条街道的顶端就是玛利亚 · 马格达丽娜孤儿院，早先的时候可以不公开自己的身份也不用说出自己的姓名就把不想要的儿子或者女儿送进这个孤儿院。仿佛是讽刺似的，小直街的另一头就连着几个公墓。
斯摩棱斯克河不像忘川，它起源于小涅瓦河，恰恰就在离孤儿院那幢房子不远的地方，然后一路向西流去，最后注入芬兰湾，将地势低洼、名称不雅的饥饿岛与广阔的瓦西里岛分割开来。这里埋葬着从斯摩棱斯克省来建造彼得堡城的人们，因此这个地方就叫斯摩棱斯克场，顺便说一句，就是刑场，那条河，准确地说就是涅瓦河的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支流，就叫斯摩棱斯克河，而点缀斯摩棱斯克河下游的那几个公墓就叫斯摩棱斯克公墓。据说开始的那几年，这儿埋葬的是戴着脚镣手铐的囚犯，后来才埋葬斯摩棱斯克人，再后来五位被绞死的十二月党人也埋葬在这儿的什么地方，随着岁月的流逝，斯摩棱斯克河两岸就出现了三个公墓，左岸是东正教大公墓，右岸是两个小的公墓，即亚美尼亚公墓和路得派新教公墓，但是在战争年代这三个公墓加起来都无法满足所有希望埋葬到这儿的人，因此不得不增加了第四个公墓，单单埋葬围困期间死去的人。
人们早就在议论说，为死于围困的人建造了一个新的斯摩棱斯克公墓，到那儿去的路也不难找到，尽管很容易想象，那时候城里堆满了积雪，交通极其不便，尤其到靠近郊区的地方。在市中心还试图靠居民的义务劳动清除有轨电车的轨道，但是这种工作意义不大。首先，十二月八日起电车停驶了。其次，这些参加义务劳动的人懒洋洋地挥动几下铁锹，就躲到门洞里取暖去了，如果他们还能回到街道上干活就算不错了……
在一月份，二月初，实际上是整个二月份，城里的情况非常糟糕。
电力供应匮乏，别说电车了，就是城里自来水厂的水泵也无法开动，后来连列宁格勒真理报印刷厂、面包工厂，甚至市广播电台都断电了。无线电广播往往难以听清，一会儿向这个区播送，一会儿向另一个区播送，尤其不方便的是遇到炮火袭击需要向市民发警报的时候。
通往公墓的路被踩得结结实实，布满了车辙印，因为到那儿去的人川流不息，逢到星期天人更多。冬天还好，用一副雪橇或者用一根绳子串上一张硬纸板就能解决问题。那么到春天呢?夏天呢?就用板车、大车甚至婴儿车运，用梯子当担架抬，孩子就用手抱着，就像塔托契卡抱尼娜那样。当然也有集体送葬的，用大车，偶尔也有用卡车的。棺材那时候成了非常稀罕的东西，数量很少，那些不再遭折磨、不再受痛苦的人大多数就用床单卷一卷，或者塞进麻袋，简直就像从谢苗诺夫靶场或者斯摩棱斯克场的绞刑架上直接放下来似的，因为在圣彼得堡绞刑用的是文明方式，即让囚犯穿特制的长袍。裹在被子里的死人不会引起这样的联想。要遮盖车上那些尸体也许没有东西，也许没有时间，也用不着难为情，反正周围全是自己人，所以只要用绳子把尸体捆在车上，只要半路上不会掉下来就行了。
阿纳托里和塔托契卡像纤夫那样把绳子往肩上一搭，就沿着第八小街往前走了。走到小教堂附近，就是那个建得比大教堂晚、现在成了酒吧和赌场的小教堂附近，他们向右转到了小直街，尽管可以笔直走，一直走到乌拉尔街，那样可以少走点路。
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天空像过节似的湛蓝湛蓝，断了的电车专用电线和凌乱的路灯电线上结着一层霜。那景象很美，同时有点神秘，因为生命的感觉似乎在渐渐消失，所有的物体、街道、房舍，甚至城市本身似乎早已被人遗弃了，雪堆下露出被压在底下的一截汽车，陷在雪中的公共汽车的窗玻璃蒙着一层冰霜，车厢里可以看到两个在一个月之前到车上取暖的乘客。
冬天本来就会使生命变得拘谨，如今天气这样寒冷，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在尽量缩成一团，躲藏起来，假装死去。
不过不能说大街上阒无一人，人不多，但还有，他们在寻找水，在用雪橇搬运烧焦了的木板，在运送尸体……卖面包的小亭子门前大约有三十个人在排队，队伍一动不动，仿佛冻僵了似的，他们从一大早就在等着买面包。他们的脸都被遮着，身上落满了雪，那模样就像运往饥饿场的那些同样落满了雪的尸体。
第十三小街和第十四小街中间的那幢六层楼已经烧毁了，是在十二月烧毁的，根据残留下来的正面墙上那些黑洞洞的窗框上一个个巨大的冰凌判断，那时候还想把火扑灭。那些窗户就像一只只眉毛已结冰的眼睛。
房子烧了就烧了，可是当时还想把火扑灭，流了满街的水就成了一条冰河。从冰下露出一些挺好的东西，那都是住户们在火灾开始时扔到街上的，现在全都被冰住了。为了从冰底下扒出那台也许还没有摔坏的缝纫机，必须用铁棒砸开冰层，要流一身臭汗。至于家具么，如今只留下一点残骸夹在冰层里，凡是能拿走的都拿走了，能当柴烧的都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