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围困
作者：米哈伊尔．库拉耶夫
根据妈妈当时的思想状态，她走进这里的大门仅仅是因为当时必须做点什么，必须到什么地方去，必须采取什么措施，至少是要找人商量一下，所以她才慢慢登上那座宽阔的、沾满了结成冰的泥水的楼梯。
在一个寓所的门口挂着另一块白色的搪瓷牌：“找坎托尔医生(也许是斯别克托尔医生)请按三次门铃”。
妈妈按了三次门铃。等了一会儿。又按了三下门铃，看了看手表，正是下面告示上写的接待时间。就在她想要离开时，门后有了动静。出来开门的是个干瘪小老头，脸都没有洗过，身上裹着的一件衣服还是女人穿的。
“我要找医生。”妈妈说。
“我就是。请进。”过了好久老头才说了这句话，然后把她带到一间宽敞的不住人的房间里。房间里陈设着笨重的老式家具，还用几只大橱隔出来一个小间，小间里放着一张妇科检查专用椅子，还有几个放置医疗器械的小柜子。“诊室”的门口拉着一个沉重的门帘，门帘挂在固定在两只大橱之间的一根带滑轮的铜管上。
“请稍等片刻……”
过了大约十分钟，老头回来的时候穿着一件白得耀眼的大褂，看样子这件白大褂好久没有使用了。雪白的大褂鲜明地衬托出他那双不太干净的手和土灰色的脸，那张脸不禁使人想起沾满灰尘的窗户，不仅没有用水洗过，而且只是在中间擦去了一点灰尘。
“您哪儿不舒服，太太?”医生彬彬有礼地问，并没有让病人脱衣服。
妈妈其实没有什么不舒服。
“大夫，我想跟您谈谈……我不知道我儿子和母亲该怎么办……”
医生没有提任何问题，只是看着妈妈，他脸上的表情不知是忧愁还是悲伤。他听完母亲的叙述，站起来把手伸进一只小柜子里，接着又把手伸进另一只小柜子里摸索了好久，最后才取出三只小纸包，每只纸包里都装着供口服的药粉。
“请您拿好。这就是我能为您所做的一切……这药有没有疗效，我不知道……”
妈妈马上开始考虑怎样把这三包药粉分给两个人服用。
“您这儿只有三包?……”
“如果您想给两个人吃，那么两个人都会死去。分开来吃——两个人都要死，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即使有疗效的话，也只能治一个人。”
“治谁?”妈妈迫不及待地问。她突然明白了自己要解决什么样的难题，觉得最好还是问医生，让医生告诉她。
医生没有说话。
妈妈知道他不会说的。
“我该怎么谢您?”
“如果有疗效，那您就说一声‘谢谢’。”
妈妈听到这样的回答后就走了。
医生的临别赠言肯定会使妈妈感到震惊，将她置于极端痛苦的境地，或者至少使她心乱如麻，这不仅因为她要宣判儿子或者母亲的死刑，而且还因为这三包药粉仅仅给人以希望，并没有保证一定有效。
赌徒押到牌局上的赌注即使不是最后一笔钱，他的心也会颤抖不已，现在押到牌局上的可是人的生命和世界上最大的灾难啊!
一个年轻女人居然能够做到对自己的痛苦几乎毫无感觉。这里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意志，也不是理智，而是一种力求心灵平静的本能。害怕和恐惧只能束缚生命力，但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帮助你顺利解决降临到头上的命运问题。
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幸福的命运。
女儿平静地、冷静而审慎地判处了自己的母亲死刑。
“妈妈已经老了，她六十岁了，当然还能活几年……可是谢尔盖整个一生还在前面，应该让他活着……”
三包药粉全给谢尔盖吃了。
三十一日凌晨，妈妈被谢尔盖的歌声吵醒了。她擦亮了一根火柴，发现他掀掉了被子，几乎光着身子躺在那儿唱歌。眼睛睁得大大的。床上冒着一股热气。
应该对当局和那些专门机构的一贯作风说句公道话，他们最关心的始终是千万不能用那些无人需要也很少有人感兴趣的死于饥饿的人数的统计数字给围困期间的领导人的英雄形象抹黑。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安德烈 · 亚历山德罗维奇 · 日丹诺夫跟约瑟夫 · 维萨里昂诺维奇 · 斯大林的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电话交谈中，也许是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恐惧，而他害怕斯大林甚于害怕德国人，也许仅仅是因为心灵卑鄙，他根本没有说出城里的真实情况，尽管饥饿已经开始将大批的列宁格勒人撂倒。他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的。
应该想到，安德烈 · 亚历山德罗维奇这位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害怕听到指责他鼠目寸光、缺乏远见，指责他拒绝让那些装载着从遭受德国人进攻地区运出来的粮食的一列列火车进入列宁格勒。安德烈 · 亚历山德罗维奇宁愿谈谈枪毙师长弗罗洛夫和政委伊凡诺夫以儆效尤的必要性，而且博得了未来的大元帅的充分理解和支持。
党组织下达的不要夸大列宁格勒饥饿真相的指示得到了粗暴的甚至带侮辱性的贯彻。根据这个指示，姨妈在民政处填写姥姥奥尔加 · 阿列克谢耶夫娜 · 科诺诺娃的死亡证的时候，在“死亡原因”一栏里清清楚楚地写上了这样几个字：“老年性衰弱”。
能够清醒预见到自己和鲍里亚死亡的姥姥奥尔加 · 阿列克谢耶夫娜，居然死于“老年性衰弱”!
衰弱成了死亡的原因?
那么那些统治者为什么没有因为衰弱而死亡呢?衰弱不正是他们的职业病吗?
是的，围困为医学提供了很多非常有趣的资料。病理解剖学有了长足的进步；肌体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生命可以靠储备的脂肪和肌肉得以维持，这些早已为大家所知道，那么靠肝脏、靠心包能不能维持生命呢?这可是撰写学位论文的好材料!
营养不良的所有形式在我们这里得到了充分而全面的百科全书式的展示，即使安德烈 · 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尽管没有听从医生的嘱咐，围困期间没有变瘦，但是也可以为医学展示一个研究良心营养不量的典型范例。
倘若当局出于仁慈或者惩罚的考虑，或者为了表彰某种英勇行为而让公民们有机会死在被围困的城市里，那倒也是件好事，不然几百万人遭此不幸只能怪他们自己考虑不周和优柔寡断。
按照战时的法律，譬如说，由于城市面临危险，所有带德国姓名的公民都要被驱逐出列宁格勒。假如我们那些可怕的契卡人员和他们在警察部门和房管部门公开或不公开的帮凶更加细心更加警惕的话，那么我奶奶卡罗丽亚 · 瓦西里耶夫娜就不该饿死在这只口袋里，她应该被驱逐，也许还是第一批被驱逐的。我们也就会受奶奶的牵连而更早一点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大家都叫奶奶卡罗丽亚 · 瓦西里耶夫娜，但是她既不是什么卡罗丽亚，也不是什么瓦西里耶夫娜。她父亲叫威廉 · 弗兰采维奇，她母亲叫阿格涅萨 · 卡尔洛夫娜，因此她的姓名是卡罗丽娜 · 优素福 · 玛利亚 · 施米茨，按出生是普鲁士臣民，按血统是德国人。她的亲戚，别尔塔姨妈丈夫的妹妹玛利亚 · 阿多福夫娜，正宗的波兰人，跟德国人没有任何关系，却单单因为一个父称而在二十四小时内被驱逐。可是这里呢!奶奶的身份证上明明写着“德国人”这三个字。警察的眼睛到哪里去了?筒子楼的邻居们对我们家的情况了解得非常透彻，他们为什么始终保持沉默?奶奶从来不隐瞒自己的信仰，经常去中直街和第五街交界处的米哈伊天主教堂。
描写围困的卷帙浩繁的史诗中说了句老实话：“犯了不少错误……”
根据战时和围困期间的法律，许多东西是不能公开谈论的，否则可能被枪毙，而且真的枪毙了不少人。我们国家的历史上不少时代公民的意见失去了不可侵犯性，但是思考还是允许的，由于监视的复杂性，也根本不可能禁止思考。
妈妈在战后不无恐惧地承认，围困期间她曾经想过，而且不止一次想过，如果德国人打进来了会怎样。
有一次她甚至觉得在无线电里听到了德语广播，那时候无线电不能关掉，关了就听不见警报了。这很可能是一种幻觉，饿昏后出现的幻听。至于她担心邻居们会不会说出她丈夫是共产党员，那倒完全是有理由的。她在脑子里逐一琢磨我们这个虽然已经减少但是还有很多人家的筒子楼里的所有邻居，回想那些争吵、不满、彼此闹矛盾的往事，在公共住房里，尤其还有幼小的孩子，争争吵吵都是不可避免的。当时城里的人们心肠都变得硬了，大家都变得凶狠了，为了一点琐碎的小事可以大动肝火。根据妈妈的判断，邻居们还不至于出卖。但是一想到满街都是德国人，想到德国人出现在自己家里，出现在母亲身边，孩子身边……
有人敲门。
“奥莲卡，安涅契卡，你们瞧，我居然找到了茶。我刚才检查厨房里的桌子，我想这纸包里是什么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大包茶叶，我完全把它忘了!满满两勺高级茶叶……”
这是我们的邻居普拉斯科菲亚 · 瓦列里安娜，一位和蔼可亲、智力低下的老太。她六十二岁了，可是一辈子也理解不了那些任何一个文明人都能理解的最简单的事物：不可能让人人都能尝到幸福的滋味，应该学会单独享受幸福。她就这样带着那些如今看起来十分可笑的信念在三月十七日，在巴黎公社起义纪念日的前夜死了。
而讲故事的人自己怎么样呢?在这全家艰难度日的时刻，他又在哪儿呢?
说来也真奇怪，他从来不要求别人对他有什么特别的照顾；从一大早开始他就穿着厚厚的衣服，扶着椅子、桌子、衣柜，迈着两条“通心粉似的小腿”，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脸上毫无表情，根本不打算为今后如实的叙述积累什么观感，收集观察到的材料。根据目击者的意见，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像“蓝莹莹的蝌蚪”那样坐在沙发边上，好像他明白这一次人家又顾不上他了，因为又是“难产”，只能听天由命了。
“我生米什卡的时候好像得到了神助似的，内心非常平静，孩子也出奇的安静。直到谢廖沙走到他身边拍了他一下，他才哭出声来。”他那时候睡在“摇椅”里。
因为缺少那种“人家都有的”正常的摇篮，谢尔盖、鲍里亚和我睡的都是那把摇椅。这是爸爸设计改装的摇篮。遗憾的是，爸爸缺乏设计舰船的知识，他不知道左右摇晃远胜于前后摇晃。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让摇椅左右摇晃，所以我们都是在严格的前后摇晃的环境下长大的。
妈妈在摇着摇椅或者把鲍里亚抱在怀里哄他睡觉时经常唱两首歌，这两首歌都会使我感到伤心和失望，我只能用嚎啕大哭来表达自己的伤心和失望。后来，我在思考自己失望原因的时候，还是找到了合适的理由加以解释。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明白了自己伤心的原因。
“睡吧，睡吧，别睡在沙发边上，跑来一只小灰狼，叼走我们的小鲍里亚……”
碰见小灰狼并不比碰见小灰羊更叫人害怕。小灰狼不是狼，小灰羊也不是羊，叫人害怕的是：妈妈知道“小灰狼”要来，而且准备让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第二首歌也不比第一首好，尽管从表面上看更加没有恶意：“风儿在大门口飘荡，风儿在大门口等一位漂亮姑娘……”接下去是“唉，留里—留里”，以及劝说风儿别再等漂亮姑娘之类的话。
一听到最初几个音我就感到难受。悠长的旋律本身就像悲伤一样凄凉，搅得心里直发慌。在紧闭的大门口徒然飘荡的风儿真可怜，那漂亮的姑娘也真可怜，风儿这样坚持不懈地要见到她，说明风儿很爱她，而且准备让她享受在紧闭的大门后面永远无法体验到的风儿的那种幸福。我感到伤心，但是又无法真正理解和解释自己的忧伤，于是在哭闹一阵之后，就渐渐睡着了。
妈妈和她的诞生地圣彼得堡，和她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那个半饥半饱、半死不活、战事连绵的列宁格勒，和那个她度过了一辈子并且结束了自己最后日子的列宁格勒，都是血肉相连的。
无论是皇宫还是郊外，无论是音乐馆还是卢日基的快板或者奥斯塔什科夫奶妈嘴里俏皮的歌谣，都在我妈妈自由的心灵中自然而然地扎下了根。
爸爸喜欢给妈妈伴奏，妈妈唱《别去冒险》、《雾蒙蒙的早晨》，跟塔尼亚姨妈唱两重唱《暮色苍茫》，当然还有那首《洋槐树》。妈妈的嗓子深沉有力，她唱歌的姿态含蓄，手势始终是从容不迫、轻柔的，是出于内心的，她从内心寻找支撑。而塔托契卡姨妈却把双手放在胸口，就像真正的舞台歌手那样用双手从内心挤出高亢响亮、震撼听众的声音。
逢到节日聚餐的气氛变得十分随意的时候，妈妈会突然跑到钢琴跟前唱快板词，大家支起耳朵欣赏那些俏皮的歌词：“我在小河上用瓦片打水漂……”有时候还唱“撕破了新裙子，打瞎了左眼睛……”
我们家里严格禁止骂人，说脏话，甚至不允许使用被爸爸称作“垃圾”的街头流行语：“铁哥儿”、“瘦得像干尸”、“胖得像巨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字眼。但是孩子们死缠着要钱的时候，妈妈会说：“你给屁股后面装个簸箕，到街上去走一走，保证可以收罗到许多钱。”说这些话的口气充满了演戏的味道，就像母亲给孩子的那种认真严肃、让人坚信不疑的劝导。在教育我们要遵守规矩的时候，妈妈常常使用那句押韵的苏沃洛夫遗训式的话：“一二三，轮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