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围困
作者：米哈伊尔．库拉耶夫
是啊，生活往往在你最想不到的地方给你埋放地雷，但是更加经常的是我们会踩到自己亲手安放的地雷，而我这位表兄就差点被自己的炸弹炸死。
阿纳托里虽然拥有“保卫列宁格勒奖章”，可是在围困的艰难岁月他读到七年级的时候突然被学校开除了，谢天谢地，总算没有交给军事法庭。
按照规定，他到他们居住的那幢著名的“地主”大楼屋顶上值班，扑灭燃烧弹。他母亲到医院里生尼娜的时候，他把一枚没有爆炸的不太大的炸弹搬回了家里。炸弹就放在他的床底下。他告诉母亲即使擦地板的时候也不要去碰炸弹。他班上的那些同学，鲍里亚 · 贝克尔今天还可以证实这一点，不太相信他说的炸弹就放在他床底下。为了争个明白，他就把炸弹搬到了学校里，为了证明这不是模型，就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从窗户扔到了院子里。炸弹爆炸了，而且造成了巨大的震动，附近的观察所里立即响起了空袭警报声，一会儿救火车也来了。
按照战时法律，阿纳托里必须受战地法庭审判。顺便说一句，根据约瑟夫 · 维萨里昂诺维奇 · 斯大林的建议，那时候年满十二岁的罪犯就要承担一切责任，直到枪决。
母亲的眼泪、学校领导不可饶恕的软弱和当地防空防化学部队哨所都不允许完全按照法律对阿纳托里进行惩罚，当然立即把他开除出了学校。他被开除后反而能够当年就开始自己的劳动生涯，结果大大增加了他后来享有的特权。
解除围困之后仅仅过了四十六年，列宁格勒晚报就宣布了城市被围困期间的劳动者比其他公民享有种种特权，在《围困期间的劳动者们，这是给你们的特权!》这个栏目里详细列举了具体内容。这样一来，等于公开宣布阿纳托里有资格订购种种紧缺的高级商品，例如：十二年内可以购买一台吸尘器；十二年内可以购买一台电视机；十五年内可以购买一台洗衣机，但不包括“维亚特卡牌”、“西伯利亚牌”、“菲雅牌”和“马柳特卡牌”；十五年内可以购买一台电冰箱，但不包括“吉尔牌”、“明斯克牌”和“比柳萨牌”；三年内可以购买两条加厚毛巾。三年内一次购买两条加厚毛巾这样的特权并非所有围困期间的劳动者都能享受的，只有身体残废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而阿纳托里这时候刚巧已经有了残废证。至于一般的麻质毛巾，那么任何一个在围困期间参加工作、即使后来没有成为残废的人都能一年买两条，他们还可以订购商品，不必排队，不必满城去找袜子、帽子和鞋子这类国产商品，当然不包括“列投”公司生产的产品。
当年坐在学校里念书、听到空袭警报躲进防空洞的人，在战争结束四十五年后还没有资格三年中买两条加厚毛巾!
表兄被学校开除后也没有多加考虑就到鞋厂当了一名学徒，这鞋厂就在家门口，就在第二红军街。但是学徒的那本粮卡和枯燥乏味的工作无法满足他那活泼好动的男孩子天性。怪不得塔托契卡给儿子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名字——滑头。不是骗子，也不是无赖，当然也不是坏蛋，而是那种机灵、活络和幸运的人。总而言之，就是滑头!仿佛要证明这个称呼似的，阿纳托里离开了鞋厂，到房管处当了一名铺房顶的工人。他用铁剪和木榔头干活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丰富的想象力和天生的设计才能使他顺利地通过了三级工考试。为了准备考试，他用自己的双手做了一个金属漏斗。圆筒你我都可以做，无非是个上头大下头小的圈，但是要计算并做成圆锥形，然后用相应的接缝使它跟筒体和一个狭窄的口子连接起来——这就需要天赋了。为了鼓励这位年轻的天才，在考场上除了授予他三级工资格之外，还给了他一张“斯达汉诺夫饭票”，凭此票可以一次性享受由三道菜组成的午饭。
这漏斗一致公认是个杰作!
由于经常性的空袭和炮击，修理屋顶的活儿简直做不完，要不是发生了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天底下这种有保障的生活也许能够持续到今天。
根据安全技术的规章制度，铺屋顶工人高空作业时必须用绳子系在烟囱上或者别的牢固的物体上，譬如穿过小气窗系在阁楼的梁木上。但是那些师傅过了一两个星期就自以为掌握了门道，觉得绳子碍手碍脚，就像杂技演员那样干活不系安全带了。
如果母亲不给他送饭，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如果天气晴朗，这样的天气很少有，那么阿纳托里午间休息的时候就在屋顶上不下来，而根据母亲的建议，脱下衬衫晒日光浴，以此补充肌体所缺乏的维他命E。
表兄喜欢在屋顶的马头旁边晒太阳，听到“干活了!”的命令后，出于青年人的天性，他背靠着屋顶迅速往下滑，滑到屋檐边上的时候就用脚跟抵住落水管。
在炎热的八月份的一天，这一天真的很热，午间休息的时候，阿纳托里空着肚子在屋顶上一边晒太阳一边看着一架飞机后面用绳子拖着一段“香肠”，而女高射炮手就瞄准这“香肠”练习打靶。阿纳托里未来的妻子卓娅年龄稍稍比他大一点，十年制中学毕业后在那个负责守卫沃洛达尔斯基桥的炮连里担任炮手。她所在的那个炮连很可能也参加了这次打靶演习。
听到开始干活的命令之后，阿纳托里为了获得可疑而天真的满足，迅速往下滑，可是他的两只脚刚接触到落水管，锈蚀的铁皮立即断了，表兄就继续往下滑。这时候他尽量用手掌和指甲抓住光秃秃的屋顶，继续慢慢地往下滑，而伊兹迈洛夫大街上的那些房子应该说都很高，都是六层楼或者七层楼，况且每一层楼的高度不像现在只有两米半。
表兄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抓住了残剩的那段断裂的落水管的支架，双脚悬空在屋檐边上。
他陷入了一种极其难堪、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无助的境地，但是只要镇定地敲一下屋顶，引起同伴们的注意并向他们解释一下，请求他们帮忙就行了。可是他既没有喊叫也没有敲打屋顶，他已经吓得连气也不敢喘了，他担心自己马上会掉下去摔死。就这样他一动不动地停在那儿，内心的感觉很不好受，近乎恐惧。
围困的童年结出的一颗成熟的果子!
他仰面躺在那儿，眼睛死死盯着天空，几朵没有用处的半透明的云挂在难以触及的远处，即使可以抓住的话，那么也只有目光才能抓住。他看不见那架拖着靶子的飞机，但是听见了它发出的平稳的、在转弯时才稍有变化的轰鸣声，他已经忘记了自己刚才还在为飞行员的命运担忧，生怕那些正在练习打靶的女高射炮手把他打下来。悬在空中的双脚下方是无底深渊，但是眼前除了天空什么也看不见，因此不妨认为地球是平的，他已经到了地球的边缘，他的双脚悬在那儿。假如你们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么你们肯定还记得那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感觉，不是担心掉到地上，而是害怕离开屋顶掉到深不可测的天空中。
你们从来没有体验到过害怕从地上掉到天空中的感觉吗?
停在天花板上的苍蝇肯定能够体验类似的感觉，假如它有一点点想象的火花。
信教的孩子此刻大约因为没有忏悔就离开尘世而感到悲伤，但是从少先队开始就受到无神论教育的阿纳托里此刻仅仅怀着极大的苦恼等待着灾难的降临，他已经什么都无法思考了，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如今还能够拯救他的背部和手指上。
他在市内最漂亮的一条大街上空究竟悬挂了多长时间，谁也说不清楚，但是他的同事们最后还是发现了他，一边骂娘一边悄悄地开始了一场拯救他的行动。爬过来救他的是安德烈 · 尼古拉耶维奇 · 科瓦里科夫，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是他心肠好，富有同情心，他假装出来的严厉也无非是几句不痛不痒的粗话。安德烈 · 尼古拉耶维奇身上系着绳子，绳子牢牢地固定在烟囱上，为了保险起见还用手扯了一下绳子，试试绳子牢靠不牢靠。只要敲打一下屋顶，只要稍稍震动一下，阿纳托里就可能摔下来。
出了这件事以后，表兄就得了恐高症，甚至放弃了屋顶工这个饭碗，这份工作不仅能向他提供一笔对孩子来说数目可观的工资，还有至少每星期一张的“斯达汉诺夫”饭票。
四三年他在涅瓦区找了一所航海学校，这所学校连中专都算不上，但是可以提供一天三顿饭。
无论是高空作业工还是海员或者画家，阿纳托里都没有当成，他因残退休时是技术科学副博士，航天器稳定仪的设计师。
如果有人对他有那么多发明证书和专利许可证感到惊讶，那么他就会通俗易懂地给你解释：“你就设想自己处于自由落体的位置上。你设想得出吗?这时候你就会产生许多奇思妙想。你瞧，这些东西全是这样来的。”他指着那一大堆漂亮的缎带上印着国徽和图章的证件说。“惟一的目的就是让坠落变成飞行。”
但是画家的想象力，高空作业的经验，甚至那所不起眼的航海学校(他就像害怕高空作业那样害怕水)，最后都对他的主要工作起了帮助作用，他发明的那些仪器无论用在飞行器上还是用在潜艇上都很成功。
至于表兄在围困期间的种种经历和体验，那么无论是恐惧还是饥饿，寒冷还是病痛或者绝望，都没有像一晃而过的羞愧感和屈辱感那样在他心灵中留下伤痕。
四二年夏天，那时候有轨电车已经开始行驶，阿纳托里和母亲必须埋葬尼娜。又是处处不如人家。要订购一口小棺材既没有精力也没有钱，因此先用床单把小女孩包起来，外面裹上一条麻布小被子，再用绳子捆结实，结果成了一个又长又整齐的包裹，显然捆扎得太厉害了，因此电车上的女售票员用目光打量了一下这个包裹后说要买行李票。阿纳托里和妈妈翻遍了所有口袋都没有找到一个卢布或者需要的几个戈比，这时候小男孩羞愧得简直无地自容，这种奇耻大辱在心灵中留下的创伤永远无法弥合。这时候不能哭泣，不能哀求，也不能承认是什么包裹。根据战时法律，在电车上运送尸体是绝对禁止的，但是对孩子的尸体没有专门的规定，所以他们还算是遵守了总的规定。
如果女售票员猜到那是一名什么样的“逃票者”，那么事情就可能闹大了!
这一切都是由于悲伤，由于感情受到刺激而造成的，本来可以把尼娜装成活的、熟睡的孩子，抱着她坐电车。一位母亲手里抱着一个吃奶的婴儿，售票员或者查票员总不至于过来检查脉搏，看看孩子是不是真的睡着了，然后到了墓地再作处理。但塔托契卡的短视行为毕竟是可以理解的。就像俗话说的，活到老学到老。至于阿纳托里，根本就不用负责任。
看到这母子俩故意磨磨蹭蹭的想蒙混过关，售票员开始拉铃绳，她想让驾驶员停车，把这两位不守规矩的乘客赶下去或者交给有关部门处理。
不过处于灾难中的女人往往特别有意思；她们能够忍受巨大的、在其他场合难以忍受的悲伤，这时候她们不会有多余而偶然的姿势、动作和语言，这能够赋予女性一种特别的魅力。
始终关注着塔托契卡的一名军人生气地对售票员说：“别这样!”然后递给了她几个钱。
“你们也不害臊，人家没准刚从前线回来，还得代你们付钱!”办事刻板的女售票员一边数落他们，一边从挂在胸前的票夹上撕行李票。
本来动不动就哭的塔托契卡居然没有流眼泪，显然还没有想到还得步行从伊兹迈洛夫大街走到奥赫金公墓。距离最近的科拉斯宁公墓已经人满为患，人家拒绝接收，因此只能把尼娜埋葬在奥赫金公墓。
塔吉雅娜 · 彼得罗夫娜想感谢这位军人，但是她知道一张口就肯定会哭出来，所以只是朝这位军官微笑了一下，就好像她走出电车时他仅仅伸手扶了她一把。
这件事其实很可笑，本来不该在阿纳托里的记忆中占据“永恒之火”的位置，不该始终煎熬着他的灵魂，不让经受过的感情凝固冷却……
也许，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床上消极度过了围困时期的人来说，偶然听到的一句话几乎成了一把灼伤心灵的火。这句话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听到，即使听到了也会一笑了之，过后就忘掉了。
但是我没有笑，也没有忘记。
在参与保卫汉科半岛的科甫林医生写的那本小册子里，可以读到这样一个情节：四一年底，十一月份，他到列宁格勒来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突然遇到了炮击，地点是在瓦西里岛上，在中直街地区，在第八小街附近。
“幸好，炮弹落在小直街附近……”
幸好，炮弹朝我们那幢房子飞去。
这是报喜教堂高级僧侣们居住的一幢房子，顺便说一句，这房子非常古老，与彼得堡的建筑风格大异其趣。这位莫斯科风格的客人是前一个世纪一位无名建筑师带来的，他在有五个双层圆顶的大教堂旁边添造了一座单层圆顶小教堂，他为什么这样设计，他已经把这个秘密连同自己的名字带到了时间的深渊中。
在大口径炮弹轰炸的时候，大教堂的一个圆顶被炸掉了，当时我们家就住在这里。
轰炸列宁格勒的十四万六千颗炮弹中的这一颗炮弹，正如常言所说，在上帝的帮助下飞到了报喜大教堂，削掉了一个圆顶，又不知不觉地飞到了小花园里，并且在那儿爆炸了。这爆炸声妈妈记得一清二楚，还不止一次地讲起过。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缺乏营养，妈妈试图按照严格的分秒不差的时间表给刚出生的鲍里亚喂奶，因此尽管发布了炮击警报，尽管我四岁的弟弟谢尔盖这位列宁格勒围困期间最守规矩的居民大哭大闹，妈妈还是没有把奶头从弟弟鲍里亚嘴里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