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围困
作者：米哈伊尔．库拉耶夫
炮弹就在这里轰的一声爆炸了。
花园被炸得底儿朝天，我们家的房子也开始摇晃，不单单是屋顶，连四面的墙壁一块儿都摇晃了。
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只带钟摆的木壳挂钟，走得很准的“巴维尔 · 布列牌”挂钟，妈妈的眼睛紧紧盯着挂钟，生怕喂奶的时间过长。这时候钟摆突然向钟壳的左侧倾斜，挂钟也慢慢沿着墙壁往下滑，就像轮船遇到风浪舰桥上的倾斜仪指针慢慢移动一样。房子发生倾斜，眼看着马上就要倒下来。应该说倾斜的速度很慢，因为妈妈还来得及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并且把已经能够独立穿衣、哭喊着要到防空洞里去的谢尔盖拉到自己身边。据母亲说，我和姥姥坐在床上，还满不在乎。大家知道，奄奄一息的灵魂有时候表面上很像非常坚强的灵魂。
妈妈看着挂钟，看着挂钟慢慢在墙上滑下去，看着钟摆停止摆动，看着墙壁朝相反方向移动，挂钟突然停止不走了，好像精确记录了三层楼最大的倾斜角度和科甫林医生高兴的精确时间。
现在有谁能说得清这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反正有一天炮弹落在了中直街地区，其中有一颗恰恰落到了警察局，后来警察局看中了第八小街上我们这幢房子，就搬了进去。他们在小花园对面低级僧侣住的那幢房子的四楼上给了我们一个房间，所以我们一直没有离开报喜大教堂。
大约在五○年，也许是五一年，父亲从冻土研究所回列宁格勒出差，他走到第八小街的时候显然是机械地，似乎按照惯性走进了战前我们住的那幢楼，以前他就是从这里出发到电力厂上班，他在电力厂是一名电工，他也是从这里出发到工学院上夜校。
他走进大门，登上三楼。
还是那条长走廊，还是那几扇门。
我们住的那个房间门上有一块牌子：“局长室”。
他走了进去，来到了专门为秘书隔开的一个外间。
“不接待，”一个卷发女人说，她看也不看来人。“我已经明确地告诉过您，不接待。”这个乡下女人口气严厉地说，因为她看到我父亲抓住了首长办公室那扇门的门把手准备推门进去。
“我不要接待。”
“那么您来干什么?”
“就要进这个房间。”说着父亲就走了进去。
循规蹈矩的女秘书吓得飞快地跟着他走了进去。
“我已经告诉他不接待，可他还是蛮不讲理地硬闯……”
爸爸用目光打量了一下天花板。枝形吊灯上面还是那些石膏花纹，枝形吊灯还是原来的那一盏吊灯，只是石膏线已经被秘书的那小房间截断了。
“同志，您有什么事?”穿深蓝色立领制服的民警中校问，他的左胸口袋上有窄窄的一排级别不高的奖章。城里刚才出了几件非常大的事情，所以各单位各部门的领导都换了。
“简直蛮不讲理，我对他说了，可他……我有什么办法，难道跟这种人打架吗?”那女人不停地唠叨，她为自己的疏忽而非常害怕。
“你别说了。公民，您想干什么?”我们原来那间老屋的新主人问。
“我想在这里抽支烟……”
“我这就去叫值班员过来。”女秘书说。
首长往后靠在木椅背上，看样子他对于自己能够摆脱桌子上那一大堆文件而感到高兴。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我的母亲和儿子就死在这间屋子里。”父亲说的不全是实话，因为在这里死去的是姥姥奥尔加 · 阿列克谢耶夫娜，他的母亲卡罗丽亚 · 瓦西里耶夫娜死在别的地方。
我不止一次地确信，父亲那种天生的诚实能够博得人们的信任。
“达莎，去给这位同志拿烟缸。”首长说，他似乎忘记了来访者和喋喋不休的达莎的存在，重新开始批阅文件。可以这样认为：就这样进来抽支烟的人一天总有好几个，因此他也习惯了。
达莎不敢再问，从会议桌上拿了烟缸递给父亲，父亲默默地点了点头，坐到墙边的桌子旁。
透过开着的气窗从小花园里传来孩子的声音，战后的列宁格勒不像现在，孩子很多，一直到傍晚公园里充满了孩子的喧闹声、喊叫声和奔跑声。
父亲开始计算，如果鲍里亚活着的话，现在该是几岁了。
三一节……谢廖扎十四岁……米沙十二岁……鲍里亚该是六岁……
他们也是弟兄三个，住在法捷日的时候还编了一段顺口溜逗他们：“库拉耶夫家三兄弟只有一条裤子：谢尔盖穿着，科里亚也要穿，卡季克只能排队等着。”
“当时躺在窗下……是左边那扇还是右边那扇?”
他回想起三七年九月五日凌晨一点左右，尤尔卡往窗户里扔小石子的情形。看院子人到夜间就把大门关上，因此这位早在劳动介绍所里就认识的好朋友无法进来通知女儿出生的好消息。父亲从窗户里看到了，于是两位好朋友在那些为运输工人、出租车司机、电车工人和形形色色的不务正业的人通宵营业的茶坊和小吃店里度过了整整一宿。一个月之后，父亲也是这样半夜三更的到法纳尔内去找尤尔卡，尤尔卡引以自豪的是他住在撰写假爱国主义反动作品的涅斯特尔 · 库科里尼克住过的寓所里……他们俩又像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那样庆祝孩子的出生，不过这一次是庆祝爸爸头生子的诞生……
也许因为警察在场的缘故，父亲不禁回想起他这位朋友非常复杂的婚事。一切都是从那次严厉的法庭审判开始的。父亲对朋友的心事非常了解，因此出庭进行道德援助。尤尔卡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跟工学院那位教授的妻子私奔，他们俩当时都是这个工学院的学生。教授的妻子是御医的女儿，跟教授生了一个儿子。而教授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上告到法院，指出拆散他们婚姻的这个人曾经随父亲参加过白卫将军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部队。尤尔卡向法庭解释说，他在父亲身边的时候年龄还小，总共才九岁，而原告倒是可以谈一谈他自己是怎样为白卫将军布拉特-布拉霍维奇效劳的，而且绝非在童年时代。父亲怎么也没有料到原被告双方会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指控和辩护。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他们两人都可能被取消联共(布)预备党员的资格，被工会开除，甚至被学校开除。父亲说他当时非常害怕。经过短暂的“当庭”合议，工人打扮或者真是工人出身的法庭庭长严厉宣布：“革命法庭无法调查控辩双方为白匪建立的功勋。为了核实这些功勋，法庭建议双方去找国家政治安全总局。现在法庭做出如下判决：停止审理此案，双方必须立即离开工农红色法庭。”事情最终没有发展到在街上动手打架的地步，尽管教授威胁说要用猎枪打死尤尔卡。父亲对法庭的判决非常满意，他耐心地开导情绪激动的亚历山大 · 安德烈耶维奇说，柳霞已经怀孕，因此无论是子弹、上诉还是大喊大叫，都无法改变事态……
好动的雨燕在窗外绕着多层的教堂，绕着炸毁的露出金属筋条的圆顶飞来飞去，它们不绝于耳的鸣叫犹如法捷日井台上没有抹油的辘轳发出的频繁而杂乱的吱嘎声。
“为什么阿尔卡季称这小花园是个令人作呕的地方?”阿尼娅说，他最后一次回家是在七月底，他给谢尔盖带来一顶深蓝色的羊毛船形帽，淡蓝色的帽檐，还绣着一颗星星，也是深蓝色的……“卡季克，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回来?”卡罗丽亚 · 瓦西里耶夫娜问。“你看到‘誓死保卫列宁格勒’这幅标语了吗?好像没有别的办法了，你不是看到事态的发展了吗?”说完他就走了。后来他究竟出了什么事?既没有埋葬也没有“失踪”的消息，什么都没有，多次询问也没有一点回音，就好像根本不存在这个飞行大队、飞行团和航空兵团似的。
卡季克叔叔驾驶的是高速轰炸机，父亲不止一次看到这些笨拙的轰炸机在冻土地带上空被德国的梅塞施密特高射炮打下来。
带纸嘴的卷烟快烧完的时候不像不带嘴的卷烟那样烫手指，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熄灭了。
父亲把烟灰缸放回原处。
“谢谢。”
“别客气。”办公室主人头也不抬地说。
为了恢复围困期间失去的列宁格勒户口，两年里妈妈几乎踏破了警察局的门槛，但是毫无结果。父亲参与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地下水电站，又是在北极地区，因此获得了斯大林奖的桂冠。作为斯大林奖获得者的家庭，户口问题也顺利解决了，速度快得简直像得到了魔杖的指点，当然这种魔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不管现在听来是多么可笑，最后的结果是爸爸为我们弟兄俩和出生在圣彼得堡的妈妈恢复了列宁格勒户口。
我们能够得救，尽管晚了一点，也全靠了父亲，不过他当初托同事给家里捎钱的时候也没有想到是在救我们。
二月四日，妈妈手上有两个活的和两个死的，二月五日，来了爸爸的一位同事，他是从穆尔曼斯克郊区的“国防建设基地”来的，因公出差，同时又要替同事们办各种各样的私事，其中就包括替坎达拉克沙的女人们买东西：有的要唇膏，有的要袜子，有的要鞋子，有的要上衣，不同的尺寸，不同的颜色，开列了整整一张单子。有人要坐飞机到列宁格勒来了!列宁格勒食品紧张的消息早就传到了北极，但是城里的真实情况城外的人谁也不知道，当然只有德国人知道。
阿姆巴罗夫从机场进城看到了二月份的列宁格勒街道，看到了一具具僵硬的尸体、冻在冰里的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看到了那些穿着衣服表示还有口气、勉强在街上缓缓行走的人们之后，用他自己的话说，带在身边的面包和罐头他已经吃不下去了。
爸爸定期给我们寄“补充给养”，这一次阿姆巴罗夫几乎就在他回去的前一天才把爸爸托他带的信件和钱送到我们家。他简直无法想象，尼古拉 · 尼古拉耶维奇(本人)的家庭居然处于这样一种境地!
他看到姥姥的尸体盖着床单躺在沙发上，看到鲍里亚的尸体躺在木框里，看到我和谢尔盖皮肤发青，头特别大，眼睛凸出来了，看到妈妈用一只小锅在火焰很微弱的炉子上煮着什么。
“您来得太好了，我们现在有粥吃了……昨天我用一块巧克力换了一小袋麦子。巧克力能解决什么问题?好吃，但是吃不饱，可是喝了粥就可以一天不觉得饿……这些麦子够我们吃一个星期……好了，您说说科里亚的情况怎么样?”
不知道为什么，粥怎么也煮不熟。客人要求看一看。妈妈自己也感到奇怪，怎么煮了好久还煮不熟。
“您烧了这把椅子也是白烧，安娜 · 彼得罗夫娜，这不是麦子，而是化学品，即使用开水也化不开……好像是玻璃……”
“怎么会呢?我又不是在门口换的，我是在干草市场换的……我去找塔吉雅娜。总得把妈妈埋葬了……一个女人要跟我换麦子……”
“安娜 · 彼得罗夫娜，您仔细看看，肯定不是麦子。”
“我告诉您，我是在干草市场换的，那个女人挺有礼貌，皮肤黑黑的，穿着也得体，知识分子模样……她能分辨玻璃和麦子……起先人家要跟我换肉冻，可是我不放心。普拉斯科菲娅 ·瓦列里安娜还尝了尝，一开始简直没法吃，既没有蒜也没有桂叶，她说还有点甜味儿……”
“我不能抛下那事不管。”阿姆巴罗夫说。
正是他跑遍了，更准确地说，他拖着妈妈跑遍了办理撤退手续的各个机关。妈妈说起当初到处奔波的时候忍不住要笑：“我像插了翅膀似的跟在他后面飞!我明白我们有救了。而他老是说：‘安娜 · 彼得罗夫娜，您能不能走得稍微快一点?’可是我已经在飞了，我不明白这是我的心在飞，而两条腿在勉强挪动。真好笑!”
妈妈坚信，只要阿姆巴罗夫早来一天，那么鲍里亚和姥姥都能得救。
妈妈、梁丽亚姨妈、瓦莲金娜和不知疲倦的阿姆巴罗夫用黄色的高背雪橇把我和谢尔盖送到了库舍廖夫卡，芬兰火车站前的第一个车站。
芬兰火车站处在射击区域之内，火车不从那儿出发。再往后的路，我们自己乘小火车。路上走了好久。潮湿的木柴无法让蒸汽机车跑得又快又欢。我们下车是在鲍里索夫-格里瓦，已经是湖边了。
我自己脑海里有关围困的惟一清晰记忆就是四二年过拉多加湖的这一段路程。
我记住了那一天，因为那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蓝色的公共汽车在耀眼的白雪衬托下显得格外美丽。
周围的人们极其紧张、兴奋、火气大，大家都怕空袭，纷纷骂太阳。在这样的天气，德国飞行员从太阳方向接近目标的话，几乎不可能被高射炮兵发现，他们可以把冰封的湖面上的行人和车辆统统送到湖底。
我们上公共汽车的时候不让带雪橇，我们只能把它系在后保险杆上。当我们到了日哈列夫卡看到雪橇只剩下一截被绞断的绳子，就是被绞断的，而不是自己断裂的绳子的时候，我和谢尔盖伤心极了，哭得泪流满面。
一想到雪橇是“我们自己人”偷走的，心里别提有多难过、多委屈了，因为一直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坏事，所有的灾难，罪魁祸首都是德国人……
并非杜撰的结局
1944 年1月27日是星期四。对妈妈来说是神圣的一天，围困的最后一天。
1944年的一月份异常暖和。圣诞节的时候屋顶上的雪开始融化，主显节的时候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
围困彻底解除是在星期四，那场雨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