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围困
作者：米哈伊尔．库拉耶夫
我们见了他像兄弟一样，
他一开口说话我就知道，
咱们那位列宁格勒老乡，
还是那么乐观那么健康，
全家老少全都安然无恙，
饥饿的岁月都已经过去，
带着海军部图案的奖章，
在他的胸前闪烁着金光……
妈妈还保存着给她寄到切廖波维茨的奥尔加 · 别尔戈丽茨的诗集，那是在四二年围困期间出版的手掌大小的袖珍诗集。这本袖珍诗集保存在围困期间妈妈到处奔波时一直背着的那只女式手提包里。我们看到她多次想读这本诗集，可是每次读了一两分钟就哭起来了，不是只流两三滴眼泪，而是哭得很伤心，几乎是嚎啕大哭。以我看，这本书她始终没有看完。它直到如今还躺在妈妈那只已经磨损了的阅历很广的手提包里，完全像新的一样。
妈妈从来不给我和谢尔盖看这本诗集，也许是怕我们也像她一样看了之后会痛哭流涕，也许是怕我们会丢失。
“别尔戈丽茨多么善于鼓舞大家，听到她的声音是多么重要，仿佛在这个城市里又多了一位亲人……”
许多人都这么说。但是艺术，艺术家的语言只能鼓舞那些懂得艺术的人，只能鼓舞那些还保留着一颗能够与和谐的诗句产生共鸣的心灵的人。奥尔加 · 菲奥德罗夫娜 · 别尔戈丽茨的诗句能够深入列宁格勒人的心灵，也就是说，大多数人的心灵还能够和诗人的喜怒哀乐产生共鸣。
就像在贵族家庭里很容易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多少还有点教养的人一样，一个内心保存着天才火花的列宁格勒人很难摆脱各种各样的能够让这火花熊熊燃烧、至少能让心灵燃烧片刻、让他感到自己与崇高沾边的城市风气。一个会画画的外省孩子要进入美术学院，要进入美术学院预科，必须铲平几座大山，必须钻过针眼，可是这里一切都很简单。只要奶奶卡罗丽亚 · 瓦西里耶夫娜发现外甥画得不错，她就会搀着他的手直接把他带到瓦西里岛的美术学院。内行的人们一看几张画，再请他创作一张自选作品，下一次带来。
德国进攻南斯拉夫这个事件没有引起全家的重视，大家关心的是一个十二岁男孩的命运，大家在讨论究竟画什么好，因为这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应该画花瓶!”
“画鲜花!一定要画鲜花!”
“那么就画插着鲜花的花瓶!……”
庸俗和折中的习气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首先侵袭艺术老师。
阿纳托里一句话也不说，也不听那些表示关心的唠叨，从储藏室里拿来了一只四十三码的破鞋，在桌子上铺了一张报纸，把破鞋放在报纸上，然后开始写生。他不仅把鞋子上的那些划痕和鞋带扣周围剥落的颜色画得十分醒目，而且从中还可以看出鞋子的性格，这性格部分像姥爷，也就是说，是一个十分自信并且喜欢炫耀的人的性格。
家里的人都求他别把这幅画拿到美术学院去，塔托契卡甚至还哭了，但是奶奶，不屈不挠的卡罗丽亚 · 瓦西里耶夫娜一手拿起卷成圆筒的画，另一手搀着外甥从红色指挥员大街穿过施密特桥，径直到涅瓦河对岸的绘画、雕塑和建筑的殿堂去了。
一只破鞋为阿纳托里打开了通往美术学院附属中学的大门。入学考试的时候他和著名的专业画家伊里亚 · 格拉兹诺夫分在一个组。事情是在四一年夏天。
战争爆发了。美术学校寄来了一张明信片，是一张会议通知，因为学校要随整个学院和模型博物馆一起撤退到撒马尔汗。
卡罗丽亚 · 瓦西里耶夫娜说，这个会必须参加，于是亲自去了。
“到撒马尔汗很好，许多演员也要到那儿去……”
“你们也不想想，他又不是列宾!他干吗要到撒马尔汗……让他留在这里吧。”塔托契卡宣布说。
于是他就留下来了。
尽管阿纳托里还十分年轻，但是在艰难的岁月他成了妈妈的左臂右膀，帮了她很多忙。
这里所说的他成了母亲的左臂右膀完全不是比喻，似乎他以自己的存在为母亲增添了为生存而斗争的力量。担任鼓舞者角色的当然是尼诺契卡，当时她还没有名字，在那个夺去了许多人生命的噩梦般的冬天她还在娘肚子里。拯救母亲、支持母亲、帮助母亲活下来的恰恰是阿纳托里的绘画才能，他把自己的绘画才能用来制作在十月革命区执行委员会食堂里领取补充食物的假饭票。
战争开始的时候，塔托契卡在执委会的会计部工作，她作为当局依靠的对象，和儿子一起被允许在食堂用膳。在那儿可以得到一份尽管很少但是有保障的口粮，一盆汤，有时候还有一点灰色的细面条，偶然还有一块糖，甚至一个面包。
应该承认，塔托契卡的性格并非出众，说句老实话，不是那种美好的性格，因此她经常掉换工作的地方。战争毕竟是战争，但是性格无法改变，大约在二月底，城里大批的人纷纷倒毙，因为那一点点口粮无法补充已经消耗殆尽的生命资源，那时候塔吉雅娜 · 彼得罗夫娜被执委会辞退了，因而和儿子一起失去了获得一盆稀汤的资格。
用粮票得到的粮食到十二月已经无论如何不能称为食品了，而一月份将只能得到一百二十五克难以下咽的面包，因此寻找食物就成了一件经常性的事情，就像想吃东西的念头难以驱赶一样。
阿纳托里在母亲的梳妆台寻找能吃的东西，哪怕能够找到剩下的一点点唇膏或者尚未用完的护肤霜也可以象征性的作为饮料喝或者填塞肚皮的食物。那些娇生惯养的女人使用的数量众多的胭脂花粉中间，他找到了原来可以在区执委会食堂里领取补充口粮的过期粮票，两个月前因为这些粮票过期和粮卡被偷走还大哭过一场。错失种种机会而产生的绝望立即被希望所代替了。他也没有多想，收集了几支削得很尖的铅笔、全套光学和机械工具，使出了浑身解数，干劲十足地对这些可以延长生命的证件进行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加工。他究竟是怎么做的，这始终是个历史之谜。这个谜也没有必要揭开。
儿子请母亲吃饭的时刻到了!
这是男子汉的行为。
母子俩都戴着男人的帽子，都穿着厚厚的棉大衣，为了保暖起见腰间还都扎了绳子，他们一声不响地前往花园街和少校街交界处的那幢尖顶房子。在难耐的饥饿的驱赶下，他们尽量不去考虑后果，因为按照战时法律，他们不仅是在用肚子冒险，而且是在用脑袋冒险。
塔托契卡头上戴的萨沙那顶男式帽子上面还扎着一条头巾，头巾的两端在下巴下面打了个结。把帽子戴得这样结实的原因是相当简单的：在十二月份的一天，塔托契卡站在面包店门口排队，人都快冻僵了，这时候来了一个小伙子(后来就叫他“训练有素的坏蛋”)，他从她头上抢走了那顶带黑色细毛毡花的高级冬帽，然后一溜烟地逃进了红军第三街上一个前通后出的院子的门洞里。等到塔托契卡反应过来再高喊：“抓住他!你这是干什么!小偷!”已经晚了，她似乎在空旷的街上高喊，而不是在人群拥挤的商店门口。而大多数公民都可以想象冬天没有帽子意味着什么。塔托契卡明白自己已经无法夺回帽子，把满腔的怒火都发泄到身边的那些公民头上，说他们拒绝追赶那小偷等于参与并协助了抢劫。排队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而且这痛苦看来比被偷走一顶帽子更巨大，因此默默地看着这个大喊大叫的阿姨。其实，今天在公共场合即使发生了严重的犯罪行为，有人当场公开揭露，其他人听了也是只当没听见，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顺便说一句，塔托契卡的粮卡也被抢走了。那些饿昏头的年轻人专干这种事。“扯粮卡”——当时的刑事语言中称呼这样的罪行。从司法的角度看，“扯粮卡”是小事一桩，五十卢布以下的抢劫不能立案。而失去粮卡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就意味着死亡。地方政权机构最后终于向政府解释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并且获准对抢劫粮卡严加惩处，也就是枪毙。
有什么办法呢，当时形势严峻。
阿纳托里是那么想吃东西，根本不去考虑会导致什么后果。
阿纳托里亲手把饭票递给亲自站在散发着生命气息的大锅旁边的女炊事员。
站在他身后的是身材臃肿得极不自然、脸颊深陷、目光黯淡的母亲。
女炊事员一看就明白，这样的饭票她一辈子都没有见过，但是应该认为，列宁格勒人那颗同情一切美好东西的心灵在暗示她，她手里拿着的几乎是一件艺术作品!她甚至看都没有看母亲，她凭塔托契卡在区执委会工作期间闹得满城风雨的那些事还记得母亲，所以她只看饭票和作者。作者半张着颤抖的嘴等待裁决。如今的画家们是否也怀着这样紧张的心情等待着国际大奖评委会的裁决?肯定是这样，但不是所有的画家。胖大婶做出了裁决并且立即执行：那把长勺两次伸进大锅里，再把稀汤倒进两只盘子里，又从位于左胳臂下面那个比较小的锅里舀了灰色的面条往每个盘子里倒了一小勺。
母子俩默默地吃完午饭，又默默地离开了。
第二天母亲又被邀请去吃午饭，一切又重复了一遍。
阿纳托里搀着母亲的手，心里已经充满了信心。他几乎已经深信假饭票被当成了真饭票。
两盘淡而无味的燕麦汤和两杯稀薄的上面飘着一小片苹果干的糖精水就是一种肯定，显然使心灵得到了慰藉。
“列宾。”塔吉雅娜 · 彼得罗夫娜说，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到了街上，再也没有人能听到了。
一个男孩只要写出一行诗句，大人们就赶紧向他保证说——你一定能成为诗人。一个女孩只要在家里能表演舞蹈《白雪公主》，大家马上会互相祝贺：“她是我们的芭蕾舞演员!”成年人的愚蠢是很容易传染的；经过孩子的意识的折射，这种愚蠢使确信自己手段高明的阿纳托里更加相信自己手里掌握着阿拉丁的神灯。他已经冷静地多次考虑过什么时候可以用在同一个梳妆台里找到的粉红色信纸画假饭票，长大后就画假币。难道就这样消极等待命运把赢张交到你手上吗?不行!赢张就掌握在你手里，必须马上打出去!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第三次出征的时候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第四天带来了清醒。阿纳托里把饭票递过去的时候已经不再看女炊事员了，而对方稍稍瞥了他们母子俩一眼，马上把饭票还给了正伸着手准备接盘子的作者。作者抬起眼睛看着胖大婶，大婶手里拿着散发出勉强能捕捉到的豌豆香味的长勺。胖大婶的神情比阿纳托里和妈妈居住的那幢尖顶的“地主”大楼壁龛里的那个石刻女人还冷峻。
母子俩一句话也没有说，咽下饥饿的口水，离开了食堂。
“托留西克，怎么回事?”当他们走到喷泉街的时候，塔吉雅娜 · 彼得罗夫娜沮丧地轻声问道。
“画得太粗糙了!”阿纳托里用自我批评的口吻承认道，然后往四周张望了一下，撕碎并扔掉了自己的作品。
是啊，即使用肉眼也能看出这一次饭票画得太粗糙了。这不是那种能够以假乱真、可以放到任何刑事调查博物馆作为展品的饭票。
昨天整整一个白天表兄都在外面闲逛，到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冻僵的双手就再也无法画出高质量的作品了。
接下来的两张饭票阿纳托里画了整整两天，他一直觉得不满意，坐下去站起来，把不成功的作品扔进炉子里，不停地搓手，等待着灵感的出现。他一想起那锅豌豆汤，灵感就来了，于是开始工作。
这里充分显示了那种埋头苦干的作风，当初他父亲就在监狱里花了半年时间在自制的香烟盒盖上制作了一幅麦秆画。
母亲害怕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劝他别画了，可是年轻的绘画大师最后终于结束了案头工作，身体往椅子上一靠，从远处打量着自己的作品，然后又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了一遍，用艺术家挑剔的口吻说：“好像还不错!真的还不错!”
母亲不让阿纳托里一个人去使用新的饭票。
他们又戴上护耳帽，为了保暖又在腰间扎了根灯罩的带子(许多列宁格勒人那时候不注意穿着)，然后出发了。
“他们来了……”也许是幻觉，也许母子俩来到位于半地下的食堂时人们真的说过这句话。女炊事员屏住呼吸，瞄了一眼饭票，立即给了两盘热乎乎的稀汤和两小勺“大麦米”。
母子俩头也不抬地默默吃完了午饭，然后又默默地，像英国人那样不辞而别地离开了食堂，胃里暖乎乎的，心里高兴得没法形容。
假如制作假饭票的这种手艺能够持续到卫国战争胜利的那一天并且在当今时代发扬光大，那该有多好啊!目前对于大多数尚未进入新时代、对这个新时代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列宁格勒人来说，圣彼得堡的食品问题还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早在四八年，在自己命名日的那一天，塔塔姨妈曾经忧心忡忡地问过客人，也许是问她自己：“钱都到哪里去了?钱究竟到哪里去了?以前我还曾经坚信，战争结束后钱多得没处花。四三年十二月我和托留西卡还买了半麻袋燕麦，放在茶炊里蒸着吃，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苦!我大约估算了一下：战争结束后我们一个月别说能买半袋麦子，就是买一袋也绰绰有余。剩下的钱还能买面包，买糖，买什么都行!有了这些还要什么?你们倒说说看还要什么?剩下的钱可以去看戏，可以买衣服，可以进行娱乐活动。可是现在倒好，钱又不够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