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校南迁，大部分学生还有教授都不得不步行到云南。在南下旅行团成员的回忆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沿途的惊险，除了大自然的震慑，还有来自草莽的威胁。旅行团进入湘西山区时，传言土匪猖狂，“公路愈来愈曲折，两旁峭壁矗立，眼界顿时缩小，左右前后都是山，稍高些的就被云雾吞没，加上丛丛密密的树林，给人一种强人随时可能出没的感觉”。

　　

　　联大学生向长清在《横过湘黔滇的旅行》一文中回忆：“把铺盖摊好睁着蒙胧的眼睛正想倒下头去，忽然间传令兵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说就是那一批土匪快要迫近这里了。顿时山腰间布满了紧张恐怖的空气，灯放射出的黄光，到后来索性吹灭了，变成一片漆黑。最初有人主张放哨，可是赤手空拳的那有什么用，幸而我们的大队长挺身出来独当一切。时间一分一秒地爬去，土匪却没有来。恐惧终究是挡不过疲倦的，大家终于都昏昏入睡了。因此当第二天那破裂的号音在屋角吹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已经平静地度过了一夜。”

　　

　　湘黔滇旅行团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走出校门与社会接触，临时大学也将此次徒步远征当作“多习民情，考查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的良机。整个行程成为一次真正的“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实践。临时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生余道南说：“这次远征对我等知识青年来说，可能是一次考察与锻炼，以数百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读书人组成如此庞大的队伍，一步步地踏越湘黔滇三省，这可算是历史上的一次壮举。如果成功的话，必将在我国教育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我个人平素以务实和刻苦要求自己，能不能做到这点，此次旅行正好是烈火真金的一次考验，似乎有加以记录的必要。”于是，他随身带了一本袖珍笔记本，每天休息时必将所见、所闻、所做之事如实地记载下来。

　　

　　刘兆吉当时是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学生，为了采集民谣，他每天都要比其他同学晚到宿营地，常常饥肠辘辘。于是，他就想办法，早上开饭后，铁锅里还有一层薄薄的锅巴，他揭下来一块，卷成卷，塞进茶缸，路上饿了，撕下一块充饥。一路上雨雪交加是常事，既要打伞又要记录民谣，他就用一根竹棍捆在伞柄上，将加长的伞柄捆在腰间，腾出两只手记录。当时湘黔滇疟疾流行，步行团发给每人六粒奎宁丸。为了央求老乡唱民歌，刘兆吉用珍贵的奎宁丸换取老乡的几首山歌。这一路，刘兆吉采集了2000多首民谣，平均每天采集30多首，后编辑成《西南采风录》。

　　

　　彼时还是最年轻助教的吴征镒，和李继侗教授一道沿湘黔滇的大山采集植物标本，向学生们讲解植物最突出的地方。他后来定居云南，投入45年时间主编出版了126册《中国植物志》，记载了中国主要的植物。

　　

　　拜访苗寨、接触民众、调查社会，除了沿途风景，中国的贫瘠落后也给师生留下极深的印象。贵州是新生活运动的标准省份，要求戒毒戒烟。然而到了当地，黄培云等人才发现“田里种的全是鸦片⋯⋯小道上人们一担一担挑着的也全是烟土。抽大烟的人很多，一到晚上，到处都能闻到大烟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