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9期
蒋介石御林军起义内幕
作者：官 祥 谢 鲁 宁 华
“按国防部的命令，伞兵南撤是从三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办事情一向拖拉，估计行动时间只会延后而不至于提前。刘农畯的三团按行军序列是三梯队，最早也要到四月上旬才会行动。我想，白力行能够赶上。”
“可是我们也要想到这一次国民党办事不一定拖拉的。”张执一说。
“伯宇的弟弟仲宇是管军运的，南撤的船只由他调拨；眼下刘农畯有一个营在火车站值勤，受他节制。就算这回国民党办事不拖拉，只要我们想拖住三团多留一段时间，题目并不难找的。”李正文说出了第二手准备。
“好，是要多想几着棋！那位姓白的专家到了上海，我看就直接让他和刘农畯见面，请刘农畯把他保护起来，免得节外生枝。”张执一说。
“是！”李正文回答。
“如果白力行万一来不了……那就按你刚才说的，找题目做文章，能拖多久拖多久。到了四月、五月，干脆留下，为大军渡江解放上海为内应。”张执一说。
“白力行肯定会来的！”李正文说。
“那是再好不过了！白力行来了，我再交给刘农畯一个会搞轮机的人。”张执一说。
“轮机人员找到了？在哪儿找到的？”李正文兴奋地问。
“‘重庆’号上。”张执一说。
“‘重庆’号上？”李正文不解地问。
“此人姓武，叫武成吉。原来是‘重庆’号上的轮机兵。因为生病住在医院里没有赶上起义。现在‘重庆’号的事情闹开了，他在医院呆不住，现在被我们隐蔽起来了。”张执一说。
“现在可真是万事俱备，只等开船了！”李正文说。
“但愿不要出什么意外的事情才好！”张执一的语气透出焦虑。
果不其然，就在这年惊蛰刚过，乍暖还寒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未曾料到的事——上海铁路工人闹起来了。刘农畯碰上了大难题。
第六章 刘农畯智斗汤恩伯
尽管谁都知道，蒋介石在那儿声嘶力竭地叫嚷着什么“保卫大上海”，“决一死战”不过是痴人说梦，然而，身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却在那里为兑现蒋介石的这些空头支票而不遗余力地糟害老百姓。他占田开壕，拆房筑垒，抓丁派夫，暴敛横征。大有不把草芥小民的最后一线生机剥夺殆尽誓不罢休之势。
上海的铁路工人多是宁、沪、杭一带的人。他们眼见家园被毁，亲人受难，早已是怨愤满腔。更加上汤恩伯为了转运敌产，强迫铁路工人无日无夜无偿地干活，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一场声势磅礴的大罢工终于酿成。与此同时，上海市民的和平请愿运动方兴未艾。罢工和请愿两支队伍汇集一处，形成汹涌如潮的人流，冲向上海北站。他们要到南京去找李宗仁解决问题。
站内值勤的伞兵官兵们被人流冲得七零八落。钟汉勋营长面对这溃不成军的阵势手足无措。急忙给刘农畯打电话。可是，电话线已被人扯断。无奈之下，这位中校营长只得在几名膀大腰圆的士兵簇拥下，硬挤出车站，赶回三林塘向刘农畯告急。
此时，沪宁、沪杭两路总局局长王兆槐也气急败坏地向吴国桢市长报告了车站的情况。吴国桢立即要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听电话。电话里，吴市长要陈司令出面干预。陈大庆却表示他无能为力，要请示汤恩伯。汤恩伯在电话里大发雷霆，陈大庆提醒他：现在车站是归伞兵管。汤恩伯急忙给车站打电话，不通。又给上海港口副司令兼上海铁道二路守备司令段仲宇打电话，要段仲宇命令驻防北站的伞兵开枪镇压。
段仲宇立即把情况告诉了段伯宇，段伯宇紧接着向李正文作了汇报，特别强调了汤恩伯命令伞兵开枪这一节。李正文经过紧张的思索，认为汤恩伯其实是害怕在这个时候承担开枪的责任。段伯宇同意他的想法，并受其委托转告段仲宇及刘农畯：
一、必须保护工人群众，绝对不要开枪或逮捕工人；
二、不准暴露段仲宇的身份以及伞兵三团与地下党的关系；
三、千方百计维持好车站的秩序。
段伯宇希望策反工委能与发动罢工和组织请愿活动的有关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请他们不要让伞兵感到太为难。李正文沉吟不语，他们都懂，不准发生“横”的关系是地下工作的纪律。李正文答应向更高层领导反映。
刘农畯在听完钟汉勋的汇报之后，立即与周其昌商量，表示想亲临现场去解决问题。周其昌提醒刘农畯一定要先与段伯宇取得联系，弄清地下党组织有什么指示。正巧，段仲宇打来电话请刘农畯马上到他那儿去。刘农畯不禁从心底佩服周其昌的先见。周其昌又建议刘农畯立即通知正在虹桥机场的李贵田去大沪饭店待命。商量停当之后，刘农畯就把副团长姜键、三营长李敬宾，当然还有苏震东都找来开了一个简短的会，决定自己带着刘锦世的团部连去车站，其他的官兵在三林塘驻地待命。一切安排就绪，刘农畯领着刘锦世的团部连，登车出发，周其昌随同前往。
汤恩伯一面要段仲宇命令伞兵开枪，一面命令两路总局局长王兆槐和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率队前往车站督阵。
毛森和王兆槐分乘两辆轿车，在两卡车警察的护卫下来到了上海北站。
群众一见来了荷枪实弹的警察，并没有退却，相反“呼拉”一下子把两辆轿车和两辆卡车围了起来。
毛森见群众围过来了，慌忙命令警察开枪。但是卡车上的警察几时见过这阵势，一个个早吓得四肢瘫软。
毛森指挥不动警察，自己也就不敢动了。王兆槐更不用说，恨不能有隐身之法。
正当两辆轿车和两辆卡车在天目路上不能挪动一步的紧要关头，一辆白色的“雪铁龙”高级轿车从宝山路口疾速地驶了过来。群众知道一定是相当一级的大官来了，自动让开了一条路。“雪铁龙”停在了先来的两辆轿车旁，车门开处，走下来一位身着少将军服的人，他大声命令毛森把警察带走。毛森真好似待决的死囚等来了大赦令一样，满口答应，立时命令两辆卡车向后转，一溜烟地走了。
少将军官让王兆槐下车，两人一起走进了车站。
也就在这时，一位伞兵中校，坐着美式吉普，后面跟着满载伞兵的八辆卡车呼啸而至。伞兵们迅速占据了虹江路上的宝山路口与和阗路口；天目路上的河南北路口与浙江北路口。八辆军用十轮大卡车在四个路口组成了临时路障，四个路口间的街区实施戒严，不准任何人通行。一百多名伞兵以最快的速度把逗留在街面上的群众驱赶出了戒严区，然后把车站紧紧包围起来。这时。冲入车站里的人群与车站外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
就在驱赶街面上群众的同时，一队伞兵强行进入车站，控制了播音室，打开全部喇叭：劝告群众马上离开车站；命令原来负责巡逻的伞兵二连官兵立即于二号站台集结；原来负责保护车站设施的伞兵一连官兵，各自坚守岗位。同时还特别声明两路局长王兆槐亲自来车站解决问题。
这位少将是谁？不是别人，就是上海铁道二路守备兼港口运输司令段仲宇；这位中校就是伞兵三团团附李贵田。
李贵田集合了一营的军官，宣布：全体士兵一律上刺刀，拉开散兵线，把聚集在车站里的人驱赶出去。特别强调，上刺刀只是摆上样子，驱赶群众，只准推挤，不得伤人，更不准开枪！
有人问：“朝天开枪行不行？”
“不行！”李贵田斩钉截铁地说：“枪声只会更加刺激人群。常言道‘众怒难犯’。几千群众要是真的发起狠来，我们这二百来人会被群众撕成碎片。不许开枪，不得伤人是死命令，如果想从车站活着出去，就得遵守命令！”
罢工、请愿的人都清楚，他们的矛头并不是指向伞兵；何况现在两路局长王兆槐也来了，有什么条件尽可以向他提，犯不上跟伞兵作对。所以，当伞兵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列队齐步向前时，车站里的人缓缓地退了出去。两个小时之后，局势就被控制住了。
就在伞兵逐渐控制住整个局势时，车站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段仲宇正和王兆槐周旋。段仲宇先发制人：
“你身为两路局长，不善管理，不察下情，致使工人闹事，造成车站堵塞。你可知道贻误军机是要掉脑袋的吗？”
“工人闹事不是我的责任，那是……那是时局造成的呀！”王兆槐急于分辩，“如果汤司令不占民田，不毁民宅，工人怎么会闹事哟……”
“怎么？你想把责任推到汤司令头上？好，电话在这里，你自己给汤司令说！”段仲宇摘下电话听筒交给王兆槐。
王兆槐吃了豹子胆敢对汤恩伯说这种话？连忙把电话挂好，语无伦次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
“你要是早想到给工人们多发些安家费，何至于有今天？”段仲宇步步进逼。
“可我……上哪儿去弄钱呀……”王兆槐哭丧着脸说。
“哼哼，车轮一转，成千上万。你瞒得别人还瞒得过我吗？路局的资金是谁拿去做生意了？纸票子倒黄金白银，黄金白银倒纸票子，几个来回，口袋可就装不下喽！拖延一天发工资就是几十两金子的进出，这不要本钱的买卖当我不知道？”
“段将军，你何苦……”王兆槐没想到段仲宇竟会揭他的底。
“现在工人代表正在车站后边青云路小教堂等你哩！他们的要求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罢，我只管要铁路运输线畅通无阻。”段仲宇说。
“我……”王兆槐无言以对。
“如果你害怕人身安全没保障，我可以派人护送你去来。”段仲宇给了王兆槐一个台阶。
“这……”王兆槐实在是不愿意去。
“我知道你不想去，我也不强迫你。不过，工人要是再闹下去，影响了军运，等着你这个局长的是什么下场，我不说大概你心里也明白！”段仲宇又拉紧了弦。
这时电话铃响 了。
段仲宇拿起听筒，原来是汤恩伯打来的。
“段司令，你为什么把毛局长带去的人都赶回来了？你为什么不命令伞兵开枪？你在干什么？……”一连串咄咄逼人的质问。
段仲宇不卑不亢地回答：“毛局长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回去的，您最好让他自己说清楚。他带来的人能在这儿起什么作用，您恐怕比我更了解；第二，伞兵不听我的命令，我管不了他们；第三，我现在正和王局长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王局长他……”
“我去见工人代表还不行吗？”王兆槐紧张得狠，深恐段仲宇朝汤恩伯的耳朵里灌不利于他的话。
“王局长他已经有解决办法了！”段仲宇话锋一转，王兆槐长出了一口气。
“什么？哎呀，报告汤总司令，我已经说了我管不了他们！什么？一定要……那请汤总司令直接向他们的刘团长下命令吧！”
段仲宇把刘农畯毫不客气地推到了汤恩伯面前。
把刘农畯推到汤恩伯面前，特别是让段仲宇在电话里用那种毫不客气的口吻把刘农畯推到汤恩伯面前，是地下党为和平解决这次风潮的一着绝妙好棋：第一，这一着可以使人误以为刘农畯与段仲宇之间“不合作”。那么，他们两个的真实关系和真实身份就不会暴露了；第二，和平解决这次风潮的关键就是不能开枪。汤恩伯要伞兵开枪，地下党要伞兵不开枪，唯一能暂时顶住汤恩伯“开枪令”的人，只有刘农畯。
汤恩伯果然给刘农畯打来了电话：“我是汤恩伯，你是刘团长吗？好难找到你呀！”
“汤总司令找我有何见教？”
“你的伞兵为什么不服从我的命令？”
“汤总司令命令我的伞兵干什么？”
“开枪！”汤恩伯在电话里嚷道。
“开枪？开什么枪？”刘农畯故作不知。
“车站的工人在闹事你不知道吗？”汤恩伯质问刘农畯。
“听说了。”刘农畯回答。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处理这件事？”汤恩伯继续质问。
“这么一点小事还用得着如此兴师动众？我们的中校李团副完全能处理好的。”刘农畯存心挖苦。
“小事？赤化了的工人闹风潮还是小事？你……什么也别说了，我命令你……”汤恩伯还没说出下文，刘农畯就打断了他：
“汤总司令，你是不能直接对我下什么命令的！”刘农畯的口气也不软。
“什么？我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你别忘了！你们就住在上海，我不能对你下命令？真是笑话！”汤恩伯动了肝火。
“汤总司令，请你也别忘了，我们是伞兵，与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并无隶属关系，能够指挥我们，给我们下命令的只有国防部第二厅！”刘农畯这段话还真把汤恩伯给噎住了。
“你……你小小的一个团长竟敢这样……”汤恩伯气得没有词了。
“如果你一定要我的伞兵开枪也可以！只不过……要请汤总司令给我签署一道书面命令！”刘农畯这句话软中带硬。
“什么？你还要我签书面命令？”汤恩伯没想到刘农畯会提出这个要求。
“是啊，若不然，我这个小小的团长难以对开枪所引出的严重后果负责！”刘农畯说完之后，听筒里竟没有回话。
“汤总司令什么时候把命令送来呀？”刘农畯见对方沉默许久，趁势追问，“我这个小小的团长还等着这份命令向我伞兵司令部请示哟！”
“你……等着……”听筒里终于传来汤恩伯的声音，可分明已经折损了锐气。
汤恩伯终于没有签署这道命令。上海市长吴国桢在里面起了作用。
汤恩伯给刘农畯打电话时，吴国桢来了。这位老奸巨猾的政客在汤恩伯拿起纸笔准备签署命令时，讲了话：
“总司令，我看这命令签不得！”
“怎么，你也这么说？”汤恩伯直视吴国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