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期

汪精卫和他的情人们

作者:王建平




  汪精卫像是累了,又像想起了什么,往床上一躺,叹道:“唉!情场常失意,仕途多坎坷,唯有睡觉好!”随后,便不再说话,仰望着天花板上的花纹,去想自己的心事。
  
  宣布之后,全场为之一惊,伍朝枢也觉得奇怪,重新数了一遍选票之后,又高声报告:“发出选票十一张,收回选票十一张,选举汪兆铭的十一票。”
  
  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北洋军政府,把退位的清朝皇室赶出了紫禁城,北方出现了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三派的联合政权,三派同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汪精卫以孙中山“中文秘书”的身份,全权代表孙中山先行北上,与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的代表交涉,为孙中山北上做准备。
  汪精卫刚走,陈璧君紧踩着汪精卫的脚印便追到天津,住进了汪精卫下榻的张园行馆。她除了盯着他是不是幽会类似方君瑛一样的张小姐、李小姐之外,更重要的是,她觉得这次北上非同小可,对汪精卫及她本人在政治上出人头地都非常关键,怕汪精卫优柔寡断,痛失良机,把新政权里的高官肥爵丢给了别人。汪精卫对她的到来,并不反感,或者说正盼望她来。尽管在夫妻感情上,他们貌合神离,有名无实,可在政治活动中,她却是他的助手,他的高参。有许多事情他愿意和她商量,特别是这次北上责任重大,更想得到她的帮助。
  孙中山久居气候温和的南方,隆冬时节来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方,气候不适,再加上舟车劳顿,访客、演讲十分疲劳,到达天津的当天夜里,就突然发冷、发热,肝部剧痛,一病不起。
  孙中山身患重病,随行的革命党人个个心急火燎。汪精卫守在孙中山的床前,竟有三天两夜没回他和陈璧君住的那个房间。陈璧君虽不是随员,对孙中山的病比随员们还关心,还着急,她三番五次到孙中山的门口去打听:“孙先生好些了吗?”“精神怎么样?饮食怎么样?”她除了关心孙中山的病情,还惦记着更深一层的东西。
  孙中山在天津张园治疗几天之后,病情不见好转,便转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经名医诊断,孙中山患的是肝癌,是不治之症。这一来,汪精卫更忙了,他不仅要日夜守候,照料病中的孙中山,又要代表孙中山与北京政府的代表办理交涉,主持会议、接待记者、发表谈话、起草文电等等。同时,还要与广州中央联系,不仅要向孙中山报告广州的政治形势,传达孙中山的指示;每天还要向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报告孙中山的病情,什么睡眠情况、体温高低、进食多少、脉搏次数等等。事无巨细,都由他一人经办。一连几天,他也没到行馆看一眼随同北来的陈璧君。
  孙中山的病情越来越重,已经不能“躬亲庶务”。听了这个消息,陈璧君在行馆中再也坐不住了,她东奔西跑了半天,才把汪精卫从孙中山的病床前拉回到她的寝室。
  汪精卫有些不耐烦:“孙先生病情日重,外面事物繁多,恨不能再分出几个身子来应付,你,你还……”
  陈璧君笑着,把一瓣剥好的桔子塞进他的嘴里。“不要急,事有巨细,不可一把抓。事情要干到点子上。听说,先生已不能‘躬亲庶务’?”
  汪精卫点点头,用询问的眼光看着陈璧君:“是啊。”
  “那北方的政务,由谁料理?”
  “孙先生已经指定由我,李石曾、吴稚晖、陈友仁、李大钊组成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处理他治病期间的一切政治事务。”
  “你们五人的政治会议,由谁来主持?”
  “这,这个,孙先生没有指定。”
  陈璧君进一步说:“这几个人中,只有你跟随先生时间最长,资格最老,又是这次北上的全权辅佐随员,可要争取主动,多担些责任!”她把最后两句说得特别重。
  汪精卫是何等的聪明,经妻子一点,立刻心领神会,连连称道:“为党、为国定当尽心竭力。”
  汪精卫从陈璧君的寝室出来,急忙奔回协和医院,刚走近孙中山住的特别病房,主治医生叫住了他,对他说:“孙先生的生命恐怕支持不了几天,如欲问先生遗言,应趁早为之。”
  汪精卫对孙中山的病情十分清楚,早就料到,这一天为期不远,可听了医生的活,仍然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他拉住医生的手,连连说道:“不,不可能!你不要骗我!你不要胡说!”
  医生推开他的手,无力地摇摇头,转身去了。
  汪精卫望着医生的背影,慢慢地瘫坐在走廊的栏杆上,嘴里不住地重复着:“不可能,不可能。中国不能没有孙中山,中国不能没有孙中山!”
  良好的祝愿救不了孙中山。汪精卫以孙中山的亲信、全权辅佐随员的身分,在北京饭店,秘密召集国民党中央北京政治委员会成员开会。
  会上,汪精卫首先向大家通报了医生的话,接着说道:“革命尚未成功,总理生命垂危。我想,在总理临终之前,求他留一个遗嘱,好交付同志遵守。”
  与会的政治委员,都表示赞同。于是,就拟请总理在哪些方面留下遗嘱进行了讨论。有的说遗嘱应该详细,把国民党的大政方针和组织原则都指示出来;有的说遗嘱最好简单一点,不应做过细指示;还有人提出,万一总理逝世,其职务由谁继承,也应在遗嘱中有所交待;有的说遗嘱应由总理亲笔起草或口授,有的说由政治委员会起草,请总理审批签字……七说八不一,讨论半天也没有个结果。最后只得推举汪精卫代表政治委员会和孙科、孔祥熙、宋子文等亲属一起到孙中山的病榻前,正式向孙中山提出立遗嘱的事。
  这时,孙中山已经很虚弱,但神志还十分清楚。汪精卫等人向他提出立遗嘱的请求之后,孙中山眼含热泪,望着眼前的同志、亲属,轻轻地摇摇头:“我生是有话说的,我死便由你们做。不必说了。”
  汪精卫等人再三恳求,他才点点头,让汪精卫根据这次北上时的一些谈话及他平时倡导的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思想,先整理一个草稿,再由他审定。
  不一会儿,汪精卫拟了一份遗嘱草稿,再次凑到孙中山的近前,低声说:“先生,我按您的意思,草拟一稿,请您一一听清。先生如肯赞成,即请签字,当作先生语;如不赞成,亦请别赐数语,我可代为笔记。”
  孙中山微微点头道:“你试读之。”
  汪精卫轻声念道:“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是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予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听罢,点头表示同意,连说:“好啊,我甚赞成。”
  这时,宋子文又过来请示说:“先生对党务已有训诲,家嘱则何如,亦可以数语为法否?”
  孙中山又请汪精卫代为起草,仍由汪精卫一字一句地读给他听:“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听罢,又点点头,表示赞成。
  随后,汪精卫将遗嘱的手稿和墨水呈上。孙夫人含泪托起孙中山的右手,捏住墨水钢笔逐一签上“孙文”二字。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孙中山的呼吸越来越困难。他口中反复地呼喊:“和平、奋斗、救中国。和平、奋斗、救中国……”呼声越来越微弱,越来越微弱,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一代巨人孙中山先生终于闭上眼睛,溘然长逝了。
  
  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其内部在对待帝国主义、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等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岐,并逐渐分为左中右三派。廖仲恺、胡汉民由于各自的政治观点不同,在国民党内形成了对立的两个阵营,势力相当,难分上下。廖仲恺是国民党改组的有力分子,被视为左派首领;胡汉民身为大元帅职权的代行人,与廖相比,在政治上则是右倾。在两派的斗争中,汪精卫保持“无所偏颇”,“唯国民党与三民主义是奉”,被称为中间派的代表人物。这时的汪精卫虽是国民党的元老,又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但就其实际政治地位和影响,远远不如廖仲恺和胡汉民,被认为是“主席”的第三号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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