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期

汪精卫和他的情人们

作者:王建平




  因此上,这两个人延医抓药,床上床下地服侍,比什么人都尽心尽力。在中央医院取弹无术,汪精卫回家静养之后,陈璧君上北京、下南洋、渡日本,先后请来了德国的名医诺尔,日本的专家斋藤真、黑川利雄等等,前后不下百把人,可看过汪精卫的伤后,都摇头叹气,自认回天乏术,不肯动手施治。就是她下大本钱从德国请来的名医诺尔,看过汪精卫背上的枪伤之后,也只是摇摇头,转身就走。在陈璧君等人的苦苦哀求下,这位西洋名医才答应给汪精卫作一次手术,不过手术的部位不是背部而是面颊;取出的不是嵌在背部肋骨间的弹头,而是残留在左颊里的碎弹片。
  汪精卫背上的枪伤一天天恶化起来,先出血流黄水,继而肿胀化浓,发高烧,气喘头晕,说胡话,眼看离冥冥世界不远。这下可真急坏了他手下的一伙人。陈璧君见天下名医都请遍,谁也救不了她夫君的命,眼看着自己作威作福的日子就要到头了,禁不住伤起心来,天天以泪洗面,呼天喊地。
  曾仲鸣看着危在旦夕的主子,心里也如滚油在煎,可他没有哭,也没有另寻出路,依旧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想法,四处为主子求名医访验方,盼望着奇迹从天而降。这一天,他从外面回来,见汪精卫神志稍微清醒一点,便凑过来,轻声说:“先生,我访得有位名医叫施今墨,有手到病除,起死回生之术。现在行医到了南京,不妨叫他来试试?”
  汪精卫是个惜命鬼,到了这步田地,就越发惜命了,不论是什么人引荐,也不管是中医、西医,只要说能给他治好伤,就答应试一试;何况今天是他的亲信曾仲鸣引荐的!当即点头道:“好啊!只要能减轻伤痛就行!”
  曾仲鸣转身要走,却被侍病在旁的陈璧君拦住了去路。
  “慢着!”
  平日里,陈璧君对曾仲鸣就存有戒心,汪精卫伤重之后,防范就更严三分。一听他要为汪精卫请医生,忙过来问个究竟,“你请的是什么人?”
  “是,是著名中医施、施先生。”
  “什么著名的中医?”陈璧君生在南洋,成年后又多年漂泊在国外,对中医、中药根本就不认识,不相信。在她看来,治病救人只有西医才有可能。一听曾仲鸣说请的是中医,马上打断他的话茬儿:“全世界的西医都没办法,一个土里钻出来的中医还有什么妙方!”
  曾仲鸣忙解释说:“夫人,这位施先生,可不是一般的中医,他,他……”
  “他怎样?他是天上的神仙不成?”
  “他,他曾经救过您母亲———卫老夫人的命,那次可是药到病除了!”
  陈璧君一听说曾救过她妈妈的命,便想起了施今墨。
  “可是北京来的施今墨?”
  “是!正是施老先生。”
  陈璧君想了想又摇了摇头,还是不肯相信中医能救活她的夫君:“中医治个内火痢疾,兴许有效,要治这枪伤、骨科,动剪子动刀,怕就不行了!”
  曾仲鸣虽有汪精卫作后台,心里暗恨陈璧君,可平时在表面上也是毕恭毕敬,百依百顺,可今天,主子已经垂危,名医请到,陈璧君却不让诊治,他也顾不得尊卑、主仆,开口反驳道:“中医自有中医的妙处,中医也绝非不会开刀,早在三国时期,就有华佗为关云长刮骨疗毒之说……”
  陈璧君见曾仲鸣敢和她顶撞,也感到突然,想对他发作,可一时又找不到恰当的茬口儿,只是狠狠瞪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曾仲鸣见她不再说,也不管她嗔也好,瞪也好,转身出门,请施今墨去了。
  这位施今墨先生,二十岁左右便已通晓中医、中药理论,并可独立行医看病。早年,他结识了黄兴,并由黄兴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便以行医为掩护,随黄兴奔走革命。辛亥革命胜利后,他作为山西的代表,参加了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的典礼仪式,并以客卿的身分协助黄兴制定陆军法典。后来,袁世凯篡权,孙中山出走,黄兴病故,施今墨便应湖南督军谭延闿之邀,出任湖南教育厅长。但那时,各路军阀忙于混战,今天你打过来,明天我打过去,根本无人过问教育。使他感到前途渺茫,壮志难酬,便愤而辞职,弃政从医。并正式更名为施今墨,取义有三:一是纪念诞生之地贵州,“今墨”同“黔”,二是崇习墨子,行兼爱之道,治病不论贵与贱,施爱不分富与贫;三是要在医学上勇于探索革新,成为当代医学之绳墨。一经专心从医,精研医道,立刻医名大噪,誉满京城,被人们推为京城四大名医之首。
  1928年,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长时,曾有人提出一个取消中医的议案,汪精卫也和陈璧君一样,只相信西医,不信中医,便准备批准这个议案。施今墨先生为救中医,奔走南北,团结同业,成立中医公会,上书行政院,赴南京请愿,要求驳回议案,保护中医、中药学。
  说来也巧,这时正逢汪精卫的岳母、陈璧君的妈妈卫月朗到南京小住患了一种怪病,请遍西医,未见起色,眼看就要不行了。请愿来南京的施先生,被请到了病床前。他平脉、言病,每言必中,使卫月朗心服口服,直称他是活神仙。开药方的时候,他对坐在一旁的汪精卫和陈璧君说:“患者只是痢疾,无他大病,一诊可愈,不必复诊。”
  汪精卫和陈璧君都摇头不信:“病危至此,怎说一诊可愈?”
  施先生开完药方,微微一笑:“中医、中药,神功无比。”说罢,飘然而去。
  汪精卫的岳母按方吃了三剂,果然神清身爽,病容皆无。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并亲笔题写了一块匾额送给施今墨,上书“美意延年”四字,取消中医的议案当然也被否决了。
  施先生随曾仲鸣到了汪公馆,陈璧君先在汪精卫病榻的外间接见了施先生。一见面儿,陈璧君便说:“我本来不信中医,只是那年你一方救了我妈妈的命,功劳不小,现又有名气,才决定让你试试。你知道汪先生是国家的首脑,非比寻常。要是治好了,重重有赏。要是治不好,别怪我不客气!”说着话,她把一支电镀的勃朗宁手枪拍到桌子上。
  施先生行医几十年,诊过千万人,还压根儿没见过这样求医的,真想一甩袖子不治而去。可抬头一看,门,早被锁上了,外面还有几个背着盒子枪的家伙在转悠。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进了汪精卫的住室。
  这时的汪精卫已经高烧了四五天,只见他嘴唇枯裂,面目黧黑,神志昏蒙,时醒时迷,呼吸不匀,脉红而乱,伤口红肿,脓血不止,生命垂危。施先生看过伤口,平过脉,心中有了底,汪精卫虽伤有月余,伤口化脓,但抢救及时,屡屡用药,伤病仍在表层未及入里,只是西医只重治表攻邪,祛邪与固正的关系处理不当。中医理论讲:攻邪怕伤正,攻邪不力反留邪;扶正怕助邪,扶正不力反助邪。西医治表反复攻邪,忽视了扶正,屡成助邪伤正之势,反复如此,恶性循环,导致正气衰微。如果祛邪败火,固守元气,便可起死回生。于是,提笔处方,交与陈璧君道:“汪先生一诊可愈,不必复诊。”说罢,转身欲走。
  陈璧君伸手拦住:“施先生且慢,先喝一杯茶再走不迟。”随后命人取药熬制。
  一剂汤药灌下去,汪精卫轻轻呻吟两声,微微睁开眼睛,向施先生点头示谢。
  陈璧君见了,高兴起来,连连向施先生道谢,并吩咐侍卫取银钱重重赏赐。
  施先生淡淡一笑,提起诊包,一拱手道:“多谢夫人美意,贫医告辞了!”说罢拂袖而去。
  陈璧君在后面紧追着喊:“施先生,等一等,那颗子弹,还、还没取出来呢!”
  施先生似乎是没听见,头也不回,登上汽车一溜烟儿地开走了。
  汪精卫虽暂时保住了性命,可最终还是死在那颗子弹上。
  
  见床上有两个人,料定必是汪精卫和陈璧君,几个特务举枪齐射,三挺手提式机关枪一齐开火,直把屋里的曾仲鸣打得浑身上下稀巴烂。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汪精卫表面上也唱唱高调,可暗地里顽固地坚持不抵抗主义,大肆贩卖他的“和平建国方针”。到了1938年,日本鬼子长驱直入,大片国土陷入敌手,国民党中央政府被迫迁往重庆。战争失利,日本鬼子的强悍使汪精卫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更加起劲地宣传自己的“主和”主张,对蒋介石的不战不和策略越发不满。特别是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日趋下降,使他极为愤懑和沮丧。这一年,行政院改组,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专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在“五大”前任行政院长四年之久,遇刺受伤后辞职,由蒋介石接任。他原以为蒋介石会把这个位子还给他,可蒋介石却转手让给了自己的连襟孔祥熙,只给了他一个国民党副总裁、参政会议长的虚衔,一种遭冷落受排挤的悲凉之感紧紧笼罩在他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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