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一些人寻找幸福并在笑声中死去

作者:西比勒·贝尔格




  鲁特与卡尔说话
  
  “卡尔,你究竟怎么了?”鲁特问道。卡尔望着窗外。他自然是什么也没有说。卡尔,卡尔昨天和一个妓女上了床,而事先竟然没有觉察到;卡尔,在这之前他还从来没有发现自己竟然会这么老,这么糊涂。卡尔心想,去你的吧!鲁特继续说:“我想,我们俩相爱,然后我问自己,也问你,你为什么连一点儿柔情也没有;为什么只要我一碰你,你就会缩回去?”卡尔已经是很喜欢鲁特的了,可就是对她产生不了欲望。他望着窗外。当一个男人谈到爱的时候,他所指的是对对方的一种欲望,他指的是性交,是性高潮。当一个女人谈到爱的时候,她指的是心灵,是融合,是白头到老,是没完没了地说话、抚摩和共同生活。绝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在临死之前都会感到失望,因为他们至死都仍然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理解的那种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这只会导致灾难。“你说呀,”鲁特说。卡尔清了清嗓子,可他并没有说什么。他该说些什么呢?他真的喜欢鲁特,可是并不爱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卡尔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沉默得太久了,他还是说了些什么:你知道,我确实很喜欢你,不过我不知道是否可以把这种感情称作爱情。鲁特站在那儿,从脚底下一直凉到身上。冰凉的感觉使她的身体变得僵硬起来。趁嘴巴还没有冻僵,她问:“你觉得我太老了吗?”她这么问道。卡尔终于望着她,点了点头。
  
  贝蒂娜想
  
  我给自己戴上了一个圣诞老人的面具。二十四日早上,我把外面剩下的最后一棵圣诞树装饰了一下。我还为她偷来了礼物。这棵树是斜的。当我把她叫到屋子里来的时候,她把圣诞树给踢倒了。她跌跌撞撞地走着。我看见圣诞树倒在地上。我坐在树旁,戴着那个又大又傻的面具。我把礼物给扔了。
  那时候我才十二岁,一切都还刚刚开始。想想你的母亲。你想起了什么?我恨她。那么,你为什么要哭呢?
  我的母亲死了。先是给煤气毒死的。然后,被炸成了碎片,是被一个回到家想开灯的人炸死的。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那时候我才十二岁。在我决定不再有感觉之前,我曾经爱过她。
  她酗酒,可这并不是因为我的缘故。每当她站在我门口的时候,我会吓得浑身发抖。她撞门,用她的身体撞门,手里还拿了一把斧头。我坐在房间里发抖,出于害怕,出于仇恨,也是出于爱。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情况只是偶尔发生,每星期一次,两次,三次,然后是每天。当她清醒的时候……我想对她说,我需要她。我发现,当她清醒的时候,如果我试着去碰她的话,她便想逃走。她感到羞愧。于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便不再去碰她。我才十二岁。那时候我想,这都是酒精的过错。我把酒精倒在厕所里,可什么也没有改变。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喝酒。别再喝了。她说,我做不到。我的父亲为她而感到难为情。这是一个很小的小城市。他们离婚了。我母亲酗酒。每当我在街上遇到我父亲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是望着天上,好像那儿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似的。这是一个小城市。我的母亲是个女酒鬼。她穿的连裤袜上全是洞。她和所有的男人鬼混。我与她一起走在街上时,她总是跌跌撞撞的。人们装作没看到她。因为我与她一起在街上走,所以我便成了她。大家都盯着我看。那时候我才十三岁。我躺在床上。我拿起一把刀,割开自己的皮肤。我要把对她的爱从身体里割出来。我没有把刀戳到心脏上。我再也不愿意爱了。永远也不愿意再爱了。爱被割掉了,从此我的心里再也没有爱。晚上,她把一个个男人带回家,那些与她一样喝得醉醺醺的男人,那些丑陋的男人,那些喜欢大声嚷嚷的男人。我在隔壁房间里听着他们吵闹。我把耳朵捂住。有一个男人打了她。我用一把刀刺进他的背。他流了血。
  我十四岁那年与她一起去度假。她不想再喝酒了。我们到了一个不知什么地方的树林里。那是一个冬天。我看见一栋栋的小房子里亮着灯。我们俩并排坐在一张长椅上。我觉得很冷。她哭了。当我看到她的眼泪时,一点儿感觉也没有。下雪了。这天晚上,当她又喝酒时,我望着她,就像望着一只昆虫。
  每当她在屋里的时候,我便吞药片。那药片很管用。吞多了我的感觉就会比平时更少。所有的东西好像都蒙在雾里似的。我吞过许多这样的药片。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那一年我十五岁。一个男人强奸了我。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打碎了一个玻璃球,一个用很厚的绿色玻璃制成的球。玻璃的碎片割破了我的肉,一直刺到我的骨头里。一点儿也不疼。连碎玻璃也没有使我感到疼。这时候我知道,我已经死了。第二天早上,被割破的那些地方结了痂,手臂上,大腿上,肚子上到处都结了痂。
  那一年我十六岁,我开始酗酒,坐在我母亲的身旁喝酒。突然间在我们俩之间产生了一种亲近的感觉。她说,她想去死。我说,那就去死吧。
  有时候,我从学校回来打不开门。那一定是我母亲晕倒了,躺在门前。于是,我便从窗口爬进去,把她拖到床上。我母亲的身体很沉。除了忘却之外,我们无事可做。当我们一旦把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就终止了。
  
  黑尔格出走
  
  我去过威尼斯。我知道,没有人没去过那儿。没有人不说,他只是在冬天才去那儿,因为那时候那儿没有游客。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说的,并且一边说,一边还做出各种各样的表情。我也去过威尼斯。那是一个夏天,是与我第一个女朋友一起去的。与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一样,我们互相之间并不理解。我们默默无语地呆在一个公寓里。那儿的楼梯又窄又陡,房间又旧又潮湿,朝院子的那一边有一扇窗。我喜欢这个公寓。我想,如果我想死的话,我就再到这儿来。现在,我并不想说,我去那儿就是为了去死的。这样说的话太明确了一点,可我自己还没有那么明确。这样做太费劲了。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火车的。我的心里充满了厌倦。这种厌倦情绪妨碍了我的每一个行动。
  昨天的事情至少使我感到恶心。我坐着弹钢琴,酒吧里到处晃动着人脸,那些因喝酒而涨得通红、沉浸在沾沾自喜之中的人脸。我想吐,为了不把钢琴弄脏——这一切并不是它的过错——我站起身来。我吐了。吐掉了胃里几立升的东西。鸡尾酒和插有小伞的冰淇淋。所有的感觉都吐了出来。我变得麻木不仁起来,整个人都空了,无法思想,无法行走,无法注视。外面是群山。一团团的无聊,一片片的草地。瑞士。我太累了,甚至连掐死海蒂①,把她从山坡上撞下去以及查看她的红色短裙子的力气也没有。死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太累了,死不成。现在,已经不可能把火车的车门打开,然后跳下去。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必须等待。等我积聚起力量,才能在威尼斯的那个公寓里把我自己杀死。可是,如果一个人还有愿望的话,他会愿意去死吗?
  
  诺拉仍然呆在托马斯那儿
  
  早上,诺拉看了电视。先是有关艾滋病内容的,是用西班牙语解说的,然后是有关杰弗里·达默①的报道。诺拉哈哈大笑,笑他放在冰箱里的那一个个人头。她走到冰箱那儿,冰箱里只有牛奶。前一天晚上,诺拉和托马斯一块儿去看电影。那几个电影实在太长了。现在,那个小伙子还睡在她的面前,被捆绑得像一根香肠。诺拉把皱叶欧芹塞进了他的耳朵。电视机无声地开着。诺拉用鞭子抽打那个小伙子的屁股。她的手里拿着一个熟透了的鳄梨。鳄梨肉像脑浆一样地从手指的缝中被挤出来。鳄梨的籽被塞进了他的鼻孔,然后往里捅,直到鳄梨的籽进入柔软的脑浆里为止。他的鼻孔里插着香烟,烧焦了的头发闻起来就像是死了的袜子。
  也许,她得动一点小手术(用钻机,把大一点的钻头插入钻套里,开最小的转速)。
  一只手里拿着正在往下滴油的蜡烛。把蜡烛油滴在他的皮肤上。小伙子抽搐了一下,他说不出话来,因为他的嘴里塞着袜子。电视机里在放尼尔瓦纳②演奏的乐曲。诺拉想象着,躺在这儿的是库尔特·戈班③。她会与他说话。她是不会想到把他给绑起来的,而这个小伙子毕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伙子。诺拉不再看电视。在屋子里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只旧的小羊。这是她的,以前的。诺拉哭了。她突然觉得折磨这个小伙子是一种乐趣。她掐他,用鞭子抽他,用蜡烛烫他的屁股。她拉他的头发。她微笑着。现在诺拉到巴塞罗那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她几乎是足不出户。他们俩一直呆在地下室里。
  身上穿了洞的地方已经不疼了。现在,她的眉毛上有一个可以转动的环,肚脐上也有一个。有的地方已经结疤了。这也没有什么问题。诺拉刚看了一本斯蒂芬·金④的书。一个男人在飞机的过道里追逐自己的肠子。肠子从他的肚子里掉了出来,他想把它重新塞进肚子里去。诺拉望着自己的肚子。她走进浴室,试图用剃须刀在肚子上割一刀。这样很痛。她把剃须刀放在舌头底下,想从中间把舌头割开。诺拉望着镜子中的自己,她拿了一颗“灵魂出窍”⑤,躺到床上去感受摇晃的感觉。摇晃的感觉开始了。诺拉的手里仍然拿着剃须刀。她在自己的手臂上割了一刀,她看着血流出来。现在不觉得痛了。流出来的鲜血变成了一根线,诺拉就系在这根线上。她看到一个个的血球。她听到血细胞在呜咽,她很伤心。这些可怜的小东西。有一个血细胞把自己乔装成五月的甲虫。她想到了圣诞节。那时候,她与她的父母一起在一个小村庄里。遍地都是雪。当她得到一个雪橇时,她哭了,因为她情愿要一块滑雪板。诺拉突然产生了一种思念之情。她思念圣诞节,思念她的母亲,思念滑雪板,思念那一栋栋烟囱里冒着烟的小房子。诺拉望着睡在她身边的小伙子。她慢慢地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鲜血滴落在那只手臂上。
  
  托姆去了巴塞罗那
  
  我到了巴塞罗那。我马上便对这儿产生了仇恨。这儿的人看上去不是想偷东西,就是想骗人,或者是想杀人;或者是偷、骗、杀兼而有之。是我病了还是怎么的。太阳光太亮了,晒在身上很疼。我在这个城市里闲逛。我问自己这是为什么。我对旅行已经没有兴趣了。我住进了我所看到的第一个公寓。黑乎乎的一股臭味。每一层楼都有一个炉子。炉子边上围着阿拉伯人或其他什么人种。他们烧的东西臭气冲天。厕所在过道里。我的房间热得让人感到窒息。床已经被睡坏了。床上放着羊毛毯。我一躺到床上马上就开始发作了。我刚好能撑到厕所里。这是在地上挖的一个坑,全是粪便。我拉肚子。有的拉在外面。没有手纸。我想在那儿的一个桶里找一张破纸片。我把手抽出来一看,手上全是大便。我的动作太笨拙了。我滑了一下,跌在洞口散落的粪便里。墙上全是粪便的痕迹,连我呼吸进去的也全是粪便。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热烘烘的房间。床好像在行驶似的。我想吐。我刚好能硬撑到盥洗盆边。吐出来的东西流不下去,无法把它们从下水管道里冲走。房间里臭气冲天。我躺在地上,直打寒颤。我恨巴塞罗那。当我醒来的时候,快要窒息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醒过来的。我的身体仇恨这条把人弄得浑身发痒的羊毛毯。我躺在那儿,望着自己的脚丫。我用小脚趾向我自己打招呼,我突然变得伤心起来。如果没有人抚摩的话,脚丫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小小的脚趾很想被人衔在嘴里。没有什么比一个没人疼爱的脚丫更伤心的了。我的皮肤上全是汗。我的脚丫伤心得离我远远的,想自杀。我用手去摸自己的尾巴。同样也得不到安慰。我又去了厕所,然后又回到床上。灯灭了,可是吵闹声并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响。也许是因为灯灭了,吵闹声才听得更加清楚了。
  
  薇拉和皮特什么也没有说
  
  他们俩似乎是在害怕,害怕他们一旦开口说话,情况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就会失去平衡,就会变得难堪,变得虚假,所以他们俩谁也不说话。可沉默也不是一个办法。说话会使事情变得真实起来,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真实具有不同的含义。他们俩并排躺着,他们沉默着,闭着眼睛,因为这样便无须面对对于他们来说是真实的东西。对于薇拉来说,真实意味着,她的年纪要比躺在她身边的这个小伙子大得多。她结过婚,有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已经不再是孩子了。她生活在一个丑陋的屋子里,她必须马上回到那儿去,回到丑陋的生活里去。对于那个小伙子来说,真实则意味着,只要他一睁开眼睛,就会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他会看见一间又小又脏的房间,看见一个没有前程的职业生涯。小伙子明白,他既没有天赋,又缺少能促使那些没有天赋的人获得成功的野心。小伙子明白,他马上就要三十岁了,可他并不知道,除了摇滚乐明星之外他还能成为什么。事实是,只要他一睁开眼睛,他便会看到,在他的身边躺着一个女人,一个与平常躺在那儿的女人不同的女人。然而,他对她却有那么一种感情,这种感情就好比是一个在大海里漂浮的人看见了一棵在大海里漂浮的树干。小伙子想,只要他一睁开眼睛,事实便会展现在他的眼前:那个女人会离去。一切又将会与昨天一样。女人想,只要我一睁开眼睛,那么一切便会与往常一样。她感觉到,小伙子就躺在她的身旁。她并不爱他,可却对他有那么一种感情,这种感情就好比是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人突然看见一朵蒲公英似的。
  
  托姆躺在床上
  
  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堆堆的粪便、厕所、由摩洛哥人送来的饭菜、炎热、臭味和寂寞,对于死亡的恐惧。正是在这儿,托姆刚找到应该如何去生活的想法。看上去真的要完蛋了。托姆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对于这一点公寓的老板和那些摩洛哥人根本就不在乎。他们把托姆视为吸毒的人。如果他死去,他们便可瓜分他的行李。托姆只要站起来,他的膝盖便会发抖,就会觉得难受,就想吐。如果他躺下的话,整张床都会抖动,这样他也会想吐。有一次他想到了医生。可医生怎么会上这儿来呢?钱也快要用完了。看来,托姆必须得死,死在这个他所仇恨的城市里。当新的一周开始公寓老板没有收到房租时,他走进托姆的房间。就在这间房间里,消瘦的托姆蜷曲着身子躺在他自己拉撒的地方,躺在一股臭气之中。
  
  薇拉说了点什么
  
  再也不能就这么闭着眼睛躺在那儿了。中午的日头晒得他俩直冒汗。一定得发生点什么事情。否则的话感觉就不怎么好了。薇拉想,就这么起床,高高兴兴地谈论早餐什么的,不行,因为已经沉默得太久了。皮特想,再来一次性交吧,不行,因为我们手拉手的时间太长了。薇拉想,得说点什么,说点什么,使整个事情有一个了结。这样,我可以穿上衣服走路,而不至于破坏气氛。当薇拉想到离开时,觉得心里隐隐作痛。她发现,其实她并不想走。可就这么躺着,也不是一个办法。皮特想,但愿她不走。他想,如果她走的话,我会伤心的。然后,他们俩都在想是否爱上了对方。因为他们俩都已经好久没有恋爱了,所以觉得没有把握。然后,这一想法过去了。薇拉变得勇敢起来。感情在肚子里的时候还很薄弱,为了能抓住它,要用语言把它包裹起来,然后再把它与语言一起从肚子里掏出来,让它去见天日。可是,感情实在太薄弱了,怕见天日。语言一出现空隙,感情便从空隙中滑了出来,掉在地上。只有空洞的语言还留在房间里。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语言太空洞了,说出来反而会让人觉得不舒服。皮特只听见语言,却看不到感情,因为当他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感情已经在房间里死去,或许是因为地上太脏而窒息了。只听见空空洞洞的语言,他想,多么空洞,多么贫乏。他穿衣服起床。然后,女人也起床了。两人各自在对方的脸颊上吻了一下。这一吻毫无意义。太阳把这间房间照得十分丑陋。这一吻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一笔勾销。当皮特听见薇拉下楼后关门的声音时,便重新回到房间里去了。
  
  诺拉和托姆坐在那儿
  
  也许,全世界医院里的候诊室都是一模一样的。也许,只有孟加拉国除外,因为那儿的蟑螂比别处多。除此之外,候诊室的墙壁可能总是被漆成黄颜色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些旧杂志,比如像《金叶》①。这张桌子看上去就像是从扔旧家具的地方捡来的。放在桌子边上的那些椅子也好像是从那儿捡来的。在这样的候诊室里会有一台电视机。出于某种原因,窗帘总是被扯破那么几厘米,总是装着拉窗帘用的棍子,为的是不让人把黄色的窗帘弄脏。在这些黄色的候诊室里总是坐着黄色的人。这些人经常患有癌症,可他们还在不停地抽烟。医院里的人大部分都很丑陋。这并不是他们生病的缘故,而是因为在居民中有相当百分比的人住在医院里,而这一部分人长得十分丑陋。也许,非洲的努巴族②是个例外。不过,不知道那儿是不是有医院。在这间黄屋子的一个角落里坐着诺拉。她被人送进了医院,因为她割断了自己的静脉。此外,她的体重轻得出奇,可能有些不正常。为此,医生把她留在医院里。在这间屋子的另外一个角落里坐着托姆。他因患有严重的白喉病而被送进了医院。他严重脱水。照医生的说法,他早就该死了,可他没有死。他坐在一间允许吸烟的房间里,一边注视着诺拉,一边揣摩着她患的是什么病。也许是癌症,可他又想,患癌症的病人一般会掉头发,而诺拉的头发长得好好的。于是,他便判断她患的是艾滋病。这姑娘怎么会这么消瘦?也许是因为吸毒的缘故。托姆这么想着,很高兴自己的身体好了一些。诺拉望着托姆,心里一个劲儿地想,作为医院里的一个病人,他看上去气色极好。反正,只要是留长发的男人,诺拉都觉得好。她想,可惜我不会西班牙语。然后,诺拉望着过道,因为刚好有人推着一个担架床从那儿走过。上面躺着的人被遮盖了起来。这个人将被送到地下停尸房去。诺拉想起她孩提的时候曾经在一个儿童病房里住过,那儿的人总是讲一些阴森恐怖的、有关地下停尸房的故事。诺拉想,尸体总是令人感到不愉快。这时候,托姆说:尸体总是令人感到不愉快。托姆说的是德语。对此,诺拉并没有太多地感到什么吃惊。这天晚上,她第一次吃下了一点儿医院里的食物而没有吐出来;她没有去偷安眠药,以便让自己睡着而不用吃东西;她也没有再去想:在医院里很好,在这儿她有睡觉的地方而不必吃东西,这样她可以在医院里好好地减肥。她想着托姆,想着这天晚上,她的胃则对进去的食物感到惊奇。这是诺拉生平第一次恋爱,所以她并不知道她胃里的这种激动叫什么。
  
  卡尔的身上盖上了土
  
  这间房间被装饰过了,就像年轻人试着把一间地下室装饰成开派对的地方那样。丑陋的管道被用一些旧的织锦缎遮盖了起来。裂开的地砖上铺了一面旗帜,点了蜡烛,为的是使整个气氛好一点。还有玫瑰花,可对于这间房间来说还是无济于事。冷冰冰的,难闻的气味让人难以忍受。有好多人没有来。来的是养老院的负责人,几个护士,三个老太太和鲁特。他们围着一个敞开的棺材。那里面躺着他,看上去就像是一具蜡像。鲁特一边想,一边望着棺材里面。接着,她还想到,不久,我也同样会躺在那儿。一方面,这样想想挺好的,因为这样一来,鲁特所看到的东西就显得不怎么可怕了。只是一具躯体而已。虽然鲁特什么也不相信,可突然之间她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人有灵魂,而灵魂早已离这具躯体而去。另一方面,鲁特觉得有所触动,她很难受。因为她看到,躺在那儿的是无可挽回的,是真实的。死是存在的,确实有终结。医生和殡葬公司对我们说的并不是谎言。鲁特明白了,生命是有限的。可她不太清楚的是,这种认识对她有什么用。过后,来了两个丑陋的男人。他们穿的西装极不合身。他们把棺材推到一堵墙的后面。棺材的下面有轮子。鲁特觉得很奇怪。这很像她小时候一再希望的那样:在床下面装上轮子,这样床便会自行滚动,而她自己则躲在被子下面吃动物形状的软糖。随后,棺材又被抬了一小段路。静得大家都能听到,有个老太太老是在用鼻子缩鼻涕。这个老太太一定会觉得很尴尬,可是如果她不把鼻涕缩回去的话,还能怎么样呢?然后,棺材被放进一个土坑里。连木头的碰撞声,泥土落下去变成碎屑的声音以及抬棺材的人所发出的喘息声都让人觉得难堪。太凡俗了。在场的那几个零零落落的吊丧者按照一个什么习俗把一些土洒在棺材上。鲁特是最后一个。她打开她的大挎包,把假肢取了出来,扔进土坑里,扔在卡尔的棺材上。卡尔在鲁特的房间里出了事故,一个谁也无法解释的事故。也许,只有卡尔自己才能讲清楚:他被人推了一下,不知是谁在他的窝里踹了一脚。他的头撞在暖气片上,一点儿痛的感觉也没有。他觉得,有人扯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拉了起来,接着又重新用尽力气把他的头朝暖气片上撞去。他的一个耳朵和半边脑袋卡在暖气片之间。又有人扯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拉了出来。卡尔感觉到了即将来临的疼痛。又被撞了一下,脑袋裂了开来。卡尔想叫唤,可是不行,太快了,喊叫声根本就来不及发出来。暖气片和那只把他的脑袋撞来撞去的手把骨头弄进了他的脑袋里。卡尔感到恐惧。他不想死。他发现已经无处可逃,他的血流进嘴巴里。他的一只眼睛看到,有一点儿脑浆从他的眼睛里流出来,顺着暖气片往下淌,像蛋黄一样。他不想死。他几乎无法思想。要是卡尔还活着的话,这便是他要说的。可是,他已经不能讲述了。卡尔他死了。之后,卡尔与这具尸体在她的房间里呆了二十多个小时。这个不愿意与鲁特上床睡觉的卡尔,这个肚子往下垂、装着假肢的卡尔,这个觉得鲁特太老了的卡尔,这个从未爱过鲁特的卡尔。他曾经是她最后的恋爱。
  
  黑尔格一直没死
  
  白天,黑尔格在城里到处闲逛。他要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他要使自己在晚上感到累,累得终于能结束自己的一生。他在城里到处闲逛。他沿着水边走,过了许多顶桥。他想,欧洲的速度慢了一点,真的是太老了。慢慢地全世界看上去将会是一个模样:到处是高房子和轿车,到处是手持手机的人。所有的人都想要一样东西。他们都要资本主义,不过,是要更好、更快、也是更多的那种资本主义。房子要更高一些,钱要更多一些。不管是去香港,去印度,去美国,还是去朝鲜,到处看上去都是一个样。只有欧洲与这些国家不尽相同。欧洲人没有跟上这一发展,他们将会在有咸味的水中走向没落。没有一个想要搞资本主义或想要得到比资本主义更多的东西的人会允许自己午休或允许自己不停地吃意大利通心粉的。他们是不会允许自己泡在咖啡馆里闲聊几个小时的。黑尔格在城里闲逛,什么感觉也没有。他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他的鼻子什么也闻不到。他就这么拖着他那被弄得一团糟的生命闲逛着。晚上,黑尔格坐在他那小小的公寓房间里。这间房间朝院子这一边凸出,真的很丑陋。他在考虑该如何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想,要是天花板塌下来压着他就好了,可这时候如果要他自己跳起来用脑袋去撞天花板的话,对他来说未免有点太过分了。黑尔格希望自己真的有一个什么问题,比如像得了一种什么病,遇到了一个什么灾难,或者是有什么人欺骗了他,而不是像他现在这样问题一团糟。黑尔格的父亲把导致黑尔格想寻死的这种原因称之为自寻烦恼。这种烦恼原本只有女人才会有,根本就不必当真。黑尔格也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他从来没有对自己作过思考,或者说,他从来没有思考过:他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现在,他坐在这里想死,自己也觉得太荒唐。他有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搅作一团,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他找到的线头总是太短:我不喜欢自己;我什么也不是;没有意思;我什么也不爱。他还没有来得及抓住这些线头,它们便不见了。这个黑尔格,实在太傻了。现在,他坐在意大利,觉得就这么去死未免太傻了。黑尔格决定今天还不想自杀,到下面的酒吧里去喝点什么。黑尔格一边下楼,一边想,不知道是否会因为喝酒喝多了而死去。如果会的话,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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