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水门事件的最后一章
作者：［美］卡尔·伯恩斯坦
争论的任何一方对于尼克松出众的智力（就一位总统而言）、他那异常出色的写作能力、他在分析国内政治事务时的敏锐（真堪与比尔•克林顿的敏锐匹敌）、他对外交事务的老练精通（与成功的外交政策相对，但开辟了中美关系除外）、他对美国南部心怀不满的民主党白人及铁锈地带（指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逐渐衰落的工业中心地区）蓝领工人那具有先见之明的争取劝说（凭借上述各项，他的党得以建立起——正如他所预见的那样——正在形成的共和党的多数，后来确实出现了这种情况）都没有什么异议。
可是他那遍及各处的犯罪行为怎么说呢？那些违反宪法的犯罪活动？那个为了延续总统政策而策划罪恶的阴谋活动，向白宫聘用的窃贼支付封嘴钱的总统幽灵？尼克松最亲密的那些助手为了破坏自由竞选的真正概念——确保在1972年成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不会是爱德华•肯尼迪或埃德蒙•马斯基而是乔治•麦戈文，进行了大规模的包含政党刺探及破坏的竞选活动。尼克松是否应为他希望产生的那个结果——麦戈文的获得提名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负责并不像其试图破坏竞选程序本身那么重要。查尔斯•科尔森和霍华德•亨特除了其他事务，主要负责在新闻界制造流言，造谣中伤，及散布虚假的信息。由亨特和利迪指挥、并由尼克松的国内政策顾问约翰•埃利希曼领导的同一个水门大厦盗窃小组实际上也对反战示威者发起攻击，并闯进了精神病学家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办公室，因为他曾把五角大楼的文件向新闻界透露。
尼克松非但没有终止那个漫长的秘密搜查工作的时期，反而使这类工作成为美国总统的工作，并企图以越南战争及为国家安全担忧的虚假借口来为自己的犯罪活动辩护。正如深喉对我们所说，“所有美国的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军队——都被用作尼克松的个人秘密活动的工具。
后来大家发现尼克松实际上把他在会议上及电话中的所有话语都用磁带录了下来，当时所披露的谈话内容（还有继续披露出来的大量谈话内容）显示出一个充满怨毒和仇恨的总统，表现出对民主原则惊人地缺乏信念。而且——正如伍德沃德经常指出的那样——实实在在对民众的不安和轻蔑。这可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所应有的素质。
“尼克松对人类的各个阶层都有带侮辱性的称谓，”在伍德沃德和我为撰写《最后的日子》一书进行研究时，尼克松的头一个总统顾问、后来被其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阿瑟•伯恩斯告诉我说。我曾向伯恩斯询问总统那种为其众多的工作人员所知、但尚未在磁带上公开显示的反对犹太人的用语。
伯恩斯肯定尼克松的精神受了什么损害。尼克松在接近完成他毕生所追求的成为总统的选举目标时却向着坏的方向转变。等他最后坐进总统办公室时，到处就都充满了邪恶。
那些录音磁带是他最终垮台的原因——它们不单在水门事件时期，而且在他晚年，甚至在他死后（因为更多的录音磁带正被播放出来）显示并暴露了他的为人究竟怎样，它们的特征可以为他的性格编出一份目录。
好几年后，伍德沃德迫不得已地写到这些录音磁带最令人困惑不安的方面：实际上谈话内容中从来没有提到什么国家的崇高目标，提到自由民主，提到在越南阵亡的美国年轻士兵的悲伤家人，提到正义或对穷人的同情。只有一些重大的地缘政治学的战略计划，但多半都是一些琐碎的、显得心胸狭窄的最终涉及他个人的事情：尼克松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被看作完全一样。录音磁带也表明总统对我们刊登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以及我们的消息来源非同一般地有多关注。
1972年10月10日，我们写了一篇三千字的、可能算作我们最重要的新闻报道，因为它使“水门事件”变得言之成理；破门闯入并不像白宫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所叙述的是原因不明的“三级破门盗窃”，实际上只是白宫指挥的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刺探和破坏性的竞选运动的一部分。九天以后，总统在和他的陆军参谋长H•R•霍尔德曼谈话时揣测《华盛顿邮报》究竟从何处获得这一信息。
霍尔德曼说他从自己的秘密消息来源——他并没有提名道姓——处相当可信地听说这个消息是联邦调查局里的人泄漏出去的。
“格雷身边的哪个人吗？”尼克松问，他指的是由他挑选接替胡佛的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L•帕特里克•格雷第三。
“马克•费尔特，” 霍尔德曼说。
“唉，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总统问。
“你对这件事什么都不能说，因为那样会损害我们的消息来源，并会造成真实的忧虑。米切尔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他十分强烈地认为我们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因为——”
椭圆形办公室的录音磁带给继续往下播放。
“采取任何行动？绝对不要？”尼克松表示怀疑地说。
“如果我们把他打发走，” 霍尔德曼提醒说，“那他就会跑到外面去，把所有情况都说出来。他知道在联邦调查局里所能知道的一切情况。他无疑可以接触到一切。”
霍尔德曼曾经问过约翰•迪恩对费尔特该怎么办。“他说你无法对他提起公诉，因为他并没有犯下什么罪行……迪恩担心假如目前让他知道的话，他就会跑到外面去，出现在电视网上。”
“你知道我会怎么收拾他的，这个嫖子养的，”美国总统说。“唔，这就是我想听到的所有情况。”
霍尔德曼着重提到费尔特曾想接替胡佛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
“他是天主教徒吗？”尼克松问。
“不，阁下。他是个犹太人。”
“天哪，把一个犹太人放在那儿？”尼克松答道。
“哦，这种情况也可以解释清楚，” 霍尔德曼说。
“费尔特的传送带是什么？”尼克松后来问道。
“《邮报》。” 霍尔德曼说。
在约翰•米切尔要在参议员萨姆•欧文领导的水门事件委员会前作证的那一天，我预先在一张覆盖着绿色台面呢的记者席前坐下。在欧文宣布听证会开始前，米切尔的律师威廉•G•亨德利，也是我的一个老相识，问我是否想要见见米切尔先生。
我听说米切尔是一个随和的富有幽默感的人。我说如果米切尔先生不会感到有什么不自在的话，我很乐意被介绍跟他认识。在我跟伍德沃德撰写有关米切尔手里掌握着秘密的刺探行贿基金的报道文章时，我曾在电话上跟米切尔谈过一次，结果大家都很清楚。
我给他打了电话，把报道文章给他念了一遍，请他加以评论。他厉声说道：“所有这些胡说八道的话，你们都准备登在报上吗？所有这些情况都会被予以否认。如果这篇报道在报上发表出来，那凯蒂•格雷厄姆的胸部就会受到狠狠的挤压。”随后他说一等水门事件的情况过去以后，“我们也会立刻对你们所有的人进行报道，”说罢就砰地一声挂上了电话。我认为他指的是我和伍德沃德。
亨德利把我领到米切尔面前，他热情地跟我握了握手。“约翰，我想你从来没有见过伯恩斯坦先生，”他说。
“没有，”米切尔答道，“但我们在电话里谈过。”
其实，米切尔和别的总统代表曾试图让凯瑟琳•格雷厄姆和她的报纸经受种种磨难。深喉告诉我们白宫打算通过传票和法庭审判来迫使我们说出我们的消息来源。有天下午，一个传票送达人来到《邮报》报社，把传票交给我，要我在支持尼克松连任委员会提起的诉讼中出庭并交出我的笔记，这时布拉德利和霍华德•西蒙斯催促我马上离开办公室。
“离开大楼。出去看一场电影吧，”布拉德利指示说。（我去了一家实际正在放映影片《深喉》的剧院。）布拉德利早已说明了应付的策略。在我那天收到传票之前，他就要把对伍德沃德和我的笔记的法定保管权正式转交给凯瑟琳•格雷厄姆。伍德沃德不在市里。我告诉布拉德利保留着我们笔记的那个档案柜的地点。这个场面在《总统班底》一书中有所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