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水门事件的最后一章

作者:[美]卡尔·伯恩斯坦




  为了对在《最后的日子》中使用匿名的消息来源所引发的争议作出回应,我和伍德沃德在1976年5月出现在《会见新闻界》的电视访谈节目中。我随身带着一本新闻工作的经典之作:一本由另一个时代的两位杰出的新闻记者——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和《纽约时报》的特纳•卡特利奇撰写的有关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改组最高法院的书籍。此书如今仍然是最信实可靠的记述。我在电视上念了书里的一个片断。书中作出的披露所依据的几乎完全是匿名的消息来源。
  如今,新闻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特别因其依赖匿名的消息来源。布什行政当局反对保护新闻记者的联邦新闻保障法。往后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时期,那些如今发起攻击的人——通常真实的报道会让一些理论家或坚定的党派人士感到不快——会成为不公正的行为、诽谤中伤或某种别的攻击的受害者,从而希望新闻记者忠于事实真相,并且具有发现事实真相的手段(包括使用秘密的消息来源)。我们希望新闻界的可信性那时不会变得荡然无存。
  
  在水门事件和深喉的故事中引人注目地出现了各种意外的传闻,《华盛顿邮报》或整个新闻界要把理查德•尼克松除掉的传闻;其他总统也曾犯下尼克松那样规模的罪行的传闻;深喉是我们的主要消息来源的传闻。
  一个人要是把《秘密的人》或《总统班底》看上一遍,就会发现在我们对水门事件进行报道的两年中,伍德沃德和费尔特一共联系了还不到十二次。并不存在什么“泄密的途径”。从费尔特那儿得到信息,就像从大多数消息来源处取得信息一样,也涉及到引出一个不情愿的证人。其实费尔特透露的大部分信息只是为我们已经从别处所取得的信息提供背景并加以证实。也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使我们对我们所作的大部分报道有了自信。他使我们和我们的编辑充满信心地认为报上所刊载的消息是凿凿有据、完全可靠的。
  我们通过从尼克松的白宫和竞选运动的各级原始证人以深喉处所会聚的信息才得以洞悉了解尼克松担任总统时的秘密。
  自从水门事件以后,很多人都批评新闻记者与他们的消息来源“过于接近”,特别在华盛顿,那儿老在进行着供应者与被供应者之间的显得十分愉快的对话。伍德沃德和我在水门事件发生期间赞同这样一种看法,当时认为在华盛顿记者团的那么许多记者,特别是我们《邮报》国内版编辑人员中的资深同事对我们报道的事实之所以表示怀疑,是因为我们的前辈与他们所报道的人的那种亲切友好的关系。
  如今,其他更为暗中作祟的习惯可能使那帮人感到苦恼,引起联合报道组的不安:出现对一项报道的先入之见不肯变通的危险,不愿在体制惯例的正常范围以外进行设想;这往往因为新闻记者不够接近他们的消息来源,没有经常跟这些人呆在一起,倾听他们的言辞,找出线索,不断缠着他们,发现那些促使公共机构运行的人士——包括处理报纸流量及观察上司动静的人士。
  在《秘密的人》一书的后记中,我指出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在一个新闻记者看来,大多数出色的报道都是在不服从管理部门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意味着一个新闻记者必须制定他自己的行动方针,有时要推动编辑,还得四处漫游,随意探索,必要时对因循守旧的看法提出挑战,而且找到那些可以帮助他探明事情底细的消息来源,并对其加以保护。同时,伍德沃德和我也知道新闻记者需要出色的编辑和有胆量的出版人以及勇敢无畏的广播管理人员。总之,这样的合作才能使新闻界具有可信度。
  
  目前出现一种把新闻界看作与美国文化中的其他社会机构不同的倾向了。很有可能,我们反映了社会本身所具有的更大价值。当我开始在报社工作的时候,主流新闻工作的文化被牢固地建立在下面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即通过报道“事情真相的最好的可获得的说法”为公众利益服务。我到《华盛顿明星晚报》工作的时候,那儿充满了这种职业道德规范,正像在城那头的《邮报》一样——不过当时那还是一份档次不高的报纸。
  在本•布拉德利到来之前,情况会始终如此。布拉德利给《邮报》带来了伟大的报刊特有的价值,并使其渴望得到在特定的环境中小心取得的重大的新闻报道题材。
  
  布拉德利也带来了对他生活的时代的全面的认识,愿意听取年轻记者的意见,而又十分尊重年长记者所有的经验。在《邮报》中,这两群人心神不安地共同处在“创造性的紧张”状态之中,我们不妨使用一句经常在布拉德利的新闻编辑室里听到的用语,但通常相互都十分尊重,充满敬意。
  报纸的存在无疑是为出版商赚钱赢利,但至少这两家华盛顿的报纸,还有《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洛杉矶时报》,以及许多更小的、独立的家乡报纸,不会为此而牺牲对公共利益的服务。代价高昂、困难艰巨的报道工作应该成为预算的一部分,而且也不容亵渎。
  如今,在新闻业的几乎所有方面,公众利益都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本身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只消看一眼通俗小报似的电视或充满陈词滥调的地方广播新闻(“只要流血,就会成为头条新闻”,正如行内人士所说),或者由总部设在偏远城市的联号所拥有的朴素的报刊。
  
  一个记者或新闻机构所作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确定究竟什么是新闻。在今天的传媒环境中,“事实真相的最好的可获得的说法”越来越成为一个落伍过时的观念。因此,似乎有更多的美国记者报道迈克尔•杰克逊的杂耍表演,而不去报道伊拉克战争,而有线电视的大量广播时间都用于播放对杰克逊的审判,而不用于对任何专题的严肃报道。最近几个月收视率最高的有线新闻节目是福克斯广播公司的“在格蕾塔•范•萨斯特伦的记录上”,因为她对一个亚拉巴马州的少女失踪的开拓性的无处不在的报道——经常在阿鲁巴岛的现场而大受欢迎。
  自从水门事件以后,新闻业的压倒一切的趋势有利于耸人听闻的、粗野的、愚蠢的、怪异的新闻报道,特别是虚构、夸张的争议和极为激烈的争论,就像在“交叉火力”(注:有线新闻电视网始办于1982年的辩论节目。)及其突变的产物上出现的那种情景。然而,最好的美国报纸的内容,不论它们有何缺点——其中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全面。它们的大多数报道都变得更加完善。可是这只是一些例外,因为整个美国的报刊为了停留在行业以内或给经营报刊的联号提高利润都变得价廉质次。大部分报纸算作收入百分比的新闻报道的预算都是空前的低微。
  广播时代的三大新闻网——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今天都归巨大的联合企业所有,并且失去了那批以前保护其新闻部门不受政治威胁、小报影响及不把利润作为衡量新闻价值尺度的管理人员。
  水门事件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出现在1972年10月,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由沃尔特•克朗凯特主持的晚间新闻节目把夜晚广播的一半时间(十五分钟)以及接下去节目的七分钟都用于报道不断累积的被揭露出来的内幕。在此之前,这些内幕几乎仅局限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杂志的范围之内。这两次广播着重报道了《邮报》先前专门在版面上刊登的内容,在此之前,白宫在破坏我们和别人的报道的可信度方面针锋相对地十分有效。在播送了克朗凯特的特别报道后,水门事件才成为真正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查尔斯•科尔森曾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总裁威廉•佩利施加压力,他个人试图以此阻拦播送晚间新闻节目中的那两个很长的时段。他没有取得成功,不过克朗凯特的第二次报道从原定的十五分钟给缩短成七分钟。
  我们应该把那个时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很有骨气的管理人员及其对真实的新闻价值的支持与如今广播电视网的公司行政管理人员加以比较,今天这些行政管理人员显然惧怕受到布什白宫的批评以及着手用“自由主义倾向”的虚假称谓来给广播电视网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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