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E·B·怀特随笔三篇

作者:[美]E·B·怀特 贾辉丰




  如此动身前往阿拉斯加,孑然一身,没有工作保证,很可能搁浅在斯卡圭,实在有些疯狂,但我确信吉人自有天相。不断碰运气,才有运气可言,否则,只好认倒霉,这是我当时的某种人生哲学。此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处是这样那样的喧嚣景象,支持人们的疯狂举动。二十年代,“疯狂”甚至是个好字眼儿。
  读者或许以为,此后几天,我得忙了料理杂务,准备出海远航,开阔眼界,那日志中接下来的数则,必有零零散散的具体记述。完全不是如此。从星期五上午我宣布将很快动身,到几天后巴福德轮起航, 我的日志中没有一点有用的说明,没有准备工作的线索,没有关于衣物、钱、朋友、家人的叙述,什么也没说。有几段警句;一首煞有介事的长诗,写给联盟湖的那位姑娘(诗的开头是“那些数不清的,黯淡的,无边无际的日子”);莫利的“地滚球场”专栏的一段剪报,论述写作(“儿童写得生动,训练有素、经过长期刻苦磨炼的写作者有时也能显示灵性。二者之间的阶段最糟糕……”);星期日上午写的一首自由体小诗,抒发我在夏季主日的百无聊赖中,如何在公寓房里瞎折腾——在这几页让人难耐的文字中,我发现的就是这些。莫利先生说得对,二者之间的阶段最糟糕。作为日记写手,我堪称悬念大师,梗概在此,读者只能自己去寻思一切有关情节。一般说来,我下笔大而化之,不作具体交待,当时也不明白最要紧的是事实。我现在知道《时报》为什么轰我出来。一个下笔空洞无物的青年人想必让城市版编辑很头疼。
  记忆帮我唤起几个细节。我记得所谓杂务,主要是把我的双门福特车处理给信贷公司。其他杂务都可以随手拎走——一台日冕牌打字机,一本《法国抒情诗》,还有我的行头,卷巴卷巴装入了软沓沓的手提箱。我的足本《韦伯斯特大词典》肯定没带上,可能是交给朋友保存了。最幸运的是,我在手提箱里装了一件破旧的法兰绒衬衫和一条脏乎乎的劳动布裤子。没有这些,后来我会很麻烦。
  巴福德轮几乎等到星期二晚十点才起航,晚点三十四小时。班轮起锚时,我站在右舷护栏前,凝望城市的璀璨灯火——好喜佳百货商店(注:好喜佳百货公司,法国一家商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具有现代规模的百货公司。)的招牌,史密斯大厦的塔楼——汽笛突然轰鸣,宣布我的冒险终于开始,令我心旌摇荡。随后,我似乎是坐下来,自以为简明地记述了动身时的情景。我罗列了搬上船的一些物资:牛肉、火腿、干果、运往冷湾的机器、橘子、肉排,还有一台理发椅。我注意到这最后一样儿运上跳板时,立在护栏前的旅客一阵喝彩。(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找些乐子了。)
  第二天,7月25日,傍晚日落时分,我们擦过一艘灰色巨轮,它就泊在渔村附近的小湾里。船上是从阿拉斯加返回的哈定总统。管乐队吹奏得正欢,总统来到舷边,挥舞夫人递过的手帕。此番邂逅引起了我们船上乘客和船员的骚动,谁能想象会在这样一个地点,在去往神秘北方的途中,见到美国总统,这让人颇为宽慰。大约一个星期后,电报传来他的死讯。
  巴福德轮载一船商人,前往蛮荒北极,这场远游,既平常,也奇特。它是一家新的航运公司——阿拉斯加-西伯利亚航运公司的首航,我想该公司必是缺少客源,遂说服商会组织一次商贸考察,还请他们带上夫人。巴福德轮本身,倒没什么奇特之处,不过是一艘挺不错的小汽轮。它在大战期间,曾是运兵船,后来才改运旅客和货物。它吃水很深,上层建筑负担不大,主甲板宽大,空旷。用大写字母漆的“旧金山商会”字样,在舷侧占了半个船身。这一巨大的标志让它看去像是导航的灯船——只见名号,看不见船。在许多偏远港口,惟一的贸易对象是爱斯基摩人,他们成群涌上船来,兜售象牙裁纸刀,如此一来,这个标志倒显得怪诞,有点一厢情愿的味道。
  我当时懵懂,现在才知道,巴福德轮是按照分期清偿计划从政府手中购置的。船东从没打算还清这笔钱,到1925年,旧金山《纪事报》已把它称为“倒运的巴福德轮”。任何事和它沾上边儿,都不免遭殃。船东不仅从没有完成清偿,也从没有完成改装。我记得二层柜有一个统舱,显然可以追溯到运兵船年月,里面很宽敞,小便池和马桶,立正站了一溜儿,无遮无拦,蔚为壮观——一处供人方便的开放式殿堂,但除了我,很少有人光顾,我则是碰巧一度与它为邻。一个落寞但给人深刻印象的所在。我猜船东拥有这艘船后,必定瞅了一眼这里琳琅四壁的卫生设备,决定保持原状。动动手脚,恐怕得花不少钱。
  我们的长官路易斯·L. 莱恩船长,是一个擅长交际的英俊男子,他身形强健,大得太太们青睐,指挥如意,又很让我们放心。他以前在北极呆过,热爱北极,走到哪里都名声在外,很有人缘儿。想必他十分得意目前这种老江湖的身份:荒天野地里,领了一群旱鸭子和公子哥儿周游,只有他熟谙当地情形,尽可显露他的特殊才能。没有哪个小湾,能挡住莱恩船长挤进他的巴福德轮。不过,没等我们的旅程结束,我已觉出船长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驶船的。内湾航道的惊涛骇浪和变幻莫测的潮汐,白令海峡弥天的冷雾,孤寂而过于明亮的北极漂动的大块浮冰,所有这些,都够人受的,但最难耐的,却是那种凄清、苍白、逐渐包裹起乘客的穷极无聊,我相信,一些人甚至不惜付个公道价钱,让船掉头开回金门。在旅程的中段,莱恩船长就像是一次进展不怎么顺利的社交聚会上的男主人。
  所有的游船都有沉闷的时候,通常,乘客可以在甲板上晒太阳,在游泳池中划水,每一两天上岸一趟,太太们疯狂采购,男人可以伸伸懒腰。二十年代初,巴福德轮沿阿拉斯加漫长的海岸线航行,却没有多少这类余兴。对一些人来说,巴福德轮成了一所高级的流动监狱——食物精致,风光壮美,但是无路可逃。一百七十几位乘客整整六个星期困在船上,眼前的景致看得烂熟,不免无精打采。雾中的景观令许多人意绪消沉,很长时间,从主舱门口几乎看不到船头甲板,汽笛没日没夜响个不停。
  这次拓展贸易的奇特旅行,不管是谁筹划,确实考虑了娱乐需要,尽力加以满足。音乐、跳舞、游艺和酒,样样不缺。音乐归“布朗六兄弟”照应,这是支萨克斯管小乐队,曾经与弗雷德·斯通同台演出。我有一张六兄弟的清晰照片,是在阿库坦的鲸油提炼站拍的,他们站在一头死鲸前,准备吹奏萨克斯。探险活动由H. A. 斯诺负责,这位专门捕获大家伙的狩猎人,带了猎象枪、摄影机,还有他儿子西尼。船上装满了黑市供应的私酒。船东之一,J. C. 奥登也搭船同行,为远航平添一重郑重其事的味道。但虽然偶有消遣,毕竟少了些日常的刺激和乐趣。即使停靠普里比洛夫,观看群栖的海豹这种热闹儿,也让许多贸易考察者兴味索然,那地方气味很冲,海豹看上去与在动物园和马戏团没什么两样。一些乘客大把掏钱,还费了不少心思,只为来普里比洛夫群岛一游,如今身临其境,宁肯呆在船上打桥牌。我倒从没有烦闷的时刻。我周旋在三个社会阶层之间,逐步的下降在我看来反而是上升:先是散步甲板,然后是主甲板,然后是下层。我很忙,但也不曾忙到没功夫记日志,我很年轻,那时候,阿拉斯加还没给飞机搬到家门口,它仍然遥不可及,充满了神秘,面对阿拉斯加的广袤和壮丽,我只顾了惊叹,满心都是欢喜。
  在西雅图时,我购票搭船来见轮船管事时,他指定我与另一个人同居一间小舱。结果发现,此人和我一样古怪——也非商会成员。他是拉普兰人(注:拉普兰,北欧一地区,包括挪威、瑞典、芬兰等国的北部和前苏联的科拉半岛。),个子矮小粗壮,留长长的八字胡。他穿粗布衣服,没有白衬衫,几乎不讲英语。“我走诺米,”起初,他能讲给我的,只有这一句话。他名叫艾萨克·纳卡罗,靠屠宰训鹿为生,出门去做工。一天又一天,我们两人相安无事,话也说得不多,直到我的生活突然改变,开始了我的下降。在内湾航道,巴福德轮不断绕开陆岬,闪避岩石和暗礁,一路走来,艾萨克从不参与船上的社交活动,我则不然。我结识新人,在布朗兄弟甜美的爵士乐伴奏下跳舞,小心料理我的干净衬衣,尽可能多穿上几海里,在贸易关系问题上展示我的亲善(而非知识)。私下里,我还有另一种生活。我抓住一切机会,与服务生、轮机手和高级船员套近乎,寻求工作。我与这些人的交往显然令他们十分困惑,在海上,头等舱的乘客找活儿干实在不很正常。岂止是不正常,想必我很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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