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E·B·怀特随笔三篇

作者:[美]E·B·怀特 贾辉丰




  [美]E·B·怀特/著 贾辉丰/译
  
  非凡岁月
  1961年3月13日,海边
  
  俄国人跨白令海峡建一道大坝的荒唐提议,勾起了我对那片水域,还有我自己的青春狂想和愚妄的美好回忆。许多年前,我穿越海峡,进入北极,寻找一条希望渺茫的路线,通往我并不想去的地方。我还要寻找海象。而一座大坝,我想,肯定是很碍事的。
  去往遥远的北方,论岁数,我过于年轻了,但每个人在他人生的发轫之初,总有一段时光,没有什么可留恋,只有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什么可凭仗,只有他的好身体,没有地方可去,只想到处流浪。我生命中的这段时光延续了八年,其中有一年夏天,我是在阿拉斯加和附近度过的。那是1923年夏天。当时,我有一本日记,记下了脑子里想到的大事情。我称之为“日志”,所谓“日志”,我自认为更多文学味道和男子气。女孩子才写日记。几年前,阿拉斯加建州,我开始埋头于1923年的日志,希望能从褪色的纸页中发现点什么,对这个新建的州有所说明。所以,这番记述姗姗迟来,晚了大约三十七年。我不敢保证读者能从中拼凑出阿拉斯加的画面,但他们对写日志的年轻人,或许能留下点印象,还能窥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几乎是个众所周知的疯狂十年。
  我的阿拉斯加之旅,纯属意外,在那个纷乱年代里,我其实事事如此。我住西雅图,无业,六月中旬,我在一家报社的工作突然告吹,虽然没理由去往阿拉斯加,但也没理由不去。从我失去工作,到我动身北上,前后四个星期,这段时间的记载,显示了一个抱负远大的青年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生活。那时,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文学青年,事事较真儿的诗人。天空的一点奇观,我都要礼赞,任何卑鄙或不公正,都不能逃脱我狂乱挥动的利刃,刀锋所及,倒也伤不了谁的皮肉。我自命正义化身,抽空也想想女孩子。我经常想的是一家叫钱得勒的餐馆的女招待。我订了两份纽约的日报——《世界报》和《晚邮报》。晚上,我独自一人,在连接联盟湖和华盛顿湖的运河里游泳。我很少凌晨两三点前睡觉,理论是,对年轻人来说,倘若有大事变,必定发生于深夜。白天,我在多诺霍太太寄宿公寓的单间里踱来踱去,阅读“地滚球场”(注:“地滚球场”,美国作家、编辑克里斯托弗·莫利(1890-1957)为纽约《晚邮报》等所写专栏。)和“舰桥”(注:“舰桥”,美国专栏作家富兰克林·皮尔斯·亚当斯(1881-1960)为纽约《世界报》等所写专栏。),琢磨我下一步该做什么,信手写点东西。
  1923年6月15日的一则日记,始于:“人必须守定些东西。否则,他不过是棵四下攀附,寻找藤架的豌豆秧。”显然,我正在四下攀附,守定了“美”,这却是个摇来摆去的藤架。此时我的文风,是《圣经》、卡尔·桑德伯格(注:卡尔·桑德伯格(1878-1967),美国诗人、历史学家、小说家。)、H. L. 门肯(注:M. L. 门肯(1880-1956),美国报人、社会评论家。)、杰弗里·法诺尔(注:杰弗里·法诺尔(1878-1952),美国浪漫冒险小说作家。)、克里斯托弗·莫利(注:克里斯托弗·莫利,见以上“地滚球场”注。)、塞缪尔·佩皮(注:塞谬尔·佩皮(1633-1703),英国海军创始人,曾任英国海军大臣、国会议员,以所写日记著称于世。)和模仿塞缪尔·佩皮的富兰克林·皮尔斯·亚当斯(注:富兰克林·皮尔斯·亚当斯,见以上“舰桥”注。)的杂糅。我随处使用惊叹号,又在一句话的开头使用“阁下”加逗号。
  6月19日,我记下了如何遭《时报》解雇,城市版编辑说,“这并不表示我们怀疑你的能力。”当然,我不相信这番说辞,现在还是不信。作为新闻记者,我实在无用,无怪乎又一处藤架塌倒,砸在我身上。我口袋里揣了遣散费支票,走出《时报》办公大楼时,沿派因大街“闲荡”。我仍然记得内心的那种解脱感——我又可以在生活的大海上漂流,这比在办公室枯坐,更让我感到自在。6月25日,我从“地滚球场”上剪下莫利的一组十四行诗,贴在日志上。第二首十四行诗劈头写道,“那就请相信诗人”。好像我还得等人告诉似的。
  6月2日,日志中录下了一首诗,是我写的,又匿名寄给马克·A. 马修斯牧师,他是第一长老会教堂的本堂牧师,曾有一次布道,让我很不满意。星期一的晨报上登了那篇布道文的摘要。马修斯博士申饬了那些不到教堂作礼拜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接下来的星期日,我一反常规,前往教堂,参加第一长老会的晨祷礼拜,对这位仁兄作例行考查。“他的说教盛气凌人,”我在日志中写道,“令空气为之窒息。”或许真正令我窒息的是,牧师在布道时,一句不提收到了我那封刻薄的信。
  有一个星期,我为赫斯特(注:赫斯特,即美国报业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1863-1951)。)的《邮讯报》工作,顶替一位休假的记者。7月18日(凌晨一点三十分)的一则始于,“人们很少意识到轻蔑是件多么可怕的事,直到他开始蔑视自己。”这倒不一定是出于自卑,不过是生活让我感到困惑。我不知道何去何从。7月20日,星期五(凌晨三点),没头没脑地写道,“星期一乘巴福德轮赴斯卡圭(注:阿拉斯加东南部港口。)。”没有其它解释或补充,单单记述了与住在联盟湖的一个女孩子度过一晚。(她给我吃面包和苹果冻。)
  不过,我在日志中贴了一则 《邮讯报》的剪报,说明了我的阿拉斯加之行的缘起。剪报的标题是:
  
  旧金山商会
  启程考察阿拉斯加
  
  接下来的正文:
  旧金山商会代表团今日搭乘巴福德轮驶离旧金山,经西雅图前往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考察阿拉斯加的资源和商贸状况,全程八千三百英里。代表团中另有其它城市的公民,包括波士顿的十位富商,此行由施瓦巴赫-弗莱文具公司副总裁B. S. 哈伯德领队。
  
  显然有一些事情吸引我注意到这则消息。首先,巴福德轮将停靠西雅图。这段时期,我常去码头盘桓,对大小船只,一律很感兴趣。其次,我这个年龄,本不该守在家门口,阿拉斯加就在正对面方向。第三,有商会参与进来,彼此都不陌生。我身为记者,常常在慈善组织和民间团体聚会时与他们共进午餐。西雅图本就是麋友会、鹰友会、鹿友会、狮子会、基瓦尼斯俱乐部、扶轮社和青年企业家联合会成员活跃的地方。我曾经无数次与商会中人一道吃茶点,礼貌地陪他们逗乐,耐心听他们大谈行业增长。我受门肯和刘易斯影响,高傲地鄙薄商业和商人。当时,我很需要出入于俗人之中,高高在上,自命不凡,虽然我暗地里忌妒他们的谋生能力。
  或许关于巴福德轮的那条新闻,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它停靠的港口,那些名字,在青年人耳中,像音乐一般动听:凯奇坎、塔库冰川、朱诺、斯卡圭、锡特卡、苏厄德、科迪亚克、科尔多瓦、灯塔礁、荷兰港、博戈斯洛夫岛、普里比洛夫群岛、卓别林角、阿纳迪尔。“从诺姆开始,他们[航海者]将穿越浮冰,进至西伯利亚的东角,然后返回诺姆。回程途中,他们将停靠圣米切尔、阿库坦和西雅图。整个行程需要四十天。”
  四十天!对我来说,四十天不过是岁月漫长午后的片刻小憩,既然没的可以攀附,我不妨攀附在轮船上。与十位波士顿的资本家浪迹普里比洛夫群岛——太刺激了!需要的就是在船上谋个差事,我打定主意去争取。巴福德轮准时抵达,泊在七号码头。每天,我都溜到船上,在走廊里晃来晃去,拦住高级船员,答应随便做什么都行。三天过去,无人理会,打探一番后,得知花四十美金,我就可以作为头等舱乘客,直抵斯卡圭,那是内湾航道(注:内湾航道,位于阿拉斯加东南沿海内侧海岸线的航道。)的顶端。我随即改变策略,我不缺四十美金,决定单凭金钱的力量,向北极进发。只要在船上站住脚,就能凭借有利地形,继续求职。二管事给了我一点希望。“船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说。此言果然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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