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Ｅ·Ｂ·怀特随笔三篇
作者：［美］Ｅ·Ｂ·怀特 贾辉丰
阳光和煦，我坐在系缆桩上，心平气和地看热闹，我，门肯和刘易斯大学的毕业生，研究过北上的巴比特人——他们来到异乡，不是寻求新奇，只顾重温熟悉的景象。我仍然记得哈巴德先生当时的急切——这位身着西服套装的拓荒者，终于瞥见他的边疆，激动莫名。人们用绞船索拽船时，哈巴德先生瞧见水手长在舷栏上摆动，抓住一根缆索，滑落到码头上。哈巴德先生急着会晤商会中人，也跨过舷栏，抓住了缆索。但码头还在下方很远，船与码头之间，横亘着肮脏的水流儿。哈巴德先生两次屈腿，跃跃欲试，两次心虚胆怯。他的面目狰狞，很快聚集起一群看客，就像在围观崖礁上的自杀者。一阵阵紧张时刻，哈巴德先生从天而降，荡入阿拉斯加的可能迷住了众人，可惜他到底没敢尝试。谨慎战胜了热情，我们初次遭遇边疆，就以旧金山精神的挫败告终。
后来，我经跳板来至岸上，“在街上闲荡”（ 日志中，我不断地“闲荡”或“游逛”），买了一本左纳·盖尔（注：左纳·盖尔（1874－1938），美国小说家。）的《缥缈的香气》。镇子里鱼腥味扑鼻，让我觉得这书买得有点滑稽。在那些美好的岁月中，我就是怀着这种浅薄的喜悦一天天打发日子的。
当天晚上，圣地兄弟会举办仪式，商会接见宾客，船上的太太们购买了大量玉米皮编筐，巴福德轮轮机舱的某加油工设法混上岸，与一名混血女孩儿建立了贸易关系。“大，就像这个，”他事后告诉我。（我已经开始与烧火工和水手联络感情，希望得到他们的接纳。）人人如愿以偿，以自己的方式休整一番之后，巴福德轮解缆启航，继续穿越亚历山大群岛曲曲弯弯的海峡北上。当时，我是个阅历很浅，焦虑不安的年轻人，但当我检点在凯奇坎的记录，辨认那些晦涩难懂的句子，就发现并非我一个人焦虑不安，所有人都试图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安慰自己——一些人求助神秘的仪式和罩袍，一些人求助商贸理念，一些人求助昂贵的玉米皮编筐，一些人求助廉价的印地安女孩儿。周遭的环境令我癫狂——我鄙视所有人，妒忌所有人，骄傲，大胆，又怕得要死。
2月29日，星期日早晨，我们望见了塔库冰川这处预定的景点。船身横向面对它时，莱恩船长停下船，人人都跑到甲板上来。“新郎，”我在日志中记道，“慌忙穿上呢大衣，戴上黄手套。新娘也穿上她的呢大衣。每个人身上都多了点不同寻常的东西。沃尔特·布朗特这位清真寺的大老，戴上了他的圆顶无沿小帽，谁能保证他不会给收进以冰川为背景的照片里。”
救生艇垂下水面，浆手载了悉尼·斯诺荡开，为的是拍几张冰川前的巴福德轮。但莱恩船长意犹未尽，他希望归他照管的众人能目睹冰川其实是一道冰的河流，倾泻入海。塔库，一道道冰川，闷头不语，蔫蔫地等待倾泻入海的那一刻，它需要刺激。于是，召来斯诺先生助兴。他带了猎象枪走上驾驶台，对准塔库开火，救生艇上的悉尼，端了摄影机一通拍摄。然而，什么动静都没有。约摸有一小时，乘客满怀期待地伏在舷栏边，听驾驶台上胡乱放枪。随后，他们厌倦了面前死样活气的冰川，大部分人抽身离开，回到餐厅。正午前几分钟，不知是因为呼啸的枪声，还是因为时候到了，一块冰跌入海中，溅起很大的声响。离开甲板的乘客冲出来观看，当然，已经太迟了。
我凭栏远眺塔库冰川，巴福德轮的库房管事来到我身边，这是位严肃，整日若有所思的人。他凝望巨大的冰墙，一时间默默无语。“你觉得如何？”枪声间断时，我问道。他认真对待我的问题，半天没有搭腔。最后丢下一句，“我无所谓”，转身回到船尾，继续忙活自己的事。船向前行，渐次深入蛮荒，触目只见大海、天空、浓雾、坚冰，还有海鸥的白翅，库房管事谨慎的答话越来越清楚地表露了许多游客的心思，他们全都无所谓。
在朱诺，我旁观布朗兄弟小乐队的一人雨中垂钓，写下一首无韵诗，“葡萄柚和橘子，飘在朱诺码头前的绿色水面上——葡萄柚和橘子，船上垃圾的一部分。”那些日子，我满脑子都是桑德伯格的自由体诗歌。我在日志中写道，阿拉斯加的城镇，“就像山脚下的私语声”。
斯卡圭是最细碎的一声私语了，我的船票也到此为止。七月的最后一天，巴福德轮停靠于这里的码头上。我在船上谋职的努力落空了。我把打字机塞回盒子里，整理好行装，到甲板上坐下来，心中充满忧伤，甚至恐惧，只想尽可能挨到最后一刻，再踏上跳板，步入斯卡圭荒僻的街道——我是个迟来了二十五年的寻矿者，对黄金却又不感兴趣。
我坐在甲板上（日志中说，我是在那里“随手翻阅”什么），梳理我的麻烦，叹息自己怎么落入这种万般无奈的田地，忽然听得有人传唤我去驾驶台。照我日志上记载，是一位林德曼小姐走到我面前，传达口信。“船长要你立即去见他。”她说。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将此时的传唤与求职联系起来。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觉得像是小学生给拎往办公室面见校长。口信似乎预示不祥，但再怎么样，也比不得不踏上跳板，沦入悄声私语的斯卡圭要好。我立即前往驾驶台。
莱恩船长盯我看了一刻，随后说：“我们可以安排你去餐厅作夜班侍应——以工抵乘。这样可好？”
“是的，先生，”我回答道。我不知道何为夜班侍应，何为以工抵乘，但我不想刨根问底，即使莱恩船长答应在船尾用条长索拖上我走，我也必须抓住机会。我谢过船长，向二管事报到，当晚就出现在餐厅，身着白色短罩衣，像全世界惯用右手的侍者一样，左臂搭一条台巾。斯卡圭危机给我甩在身后，巴福德轮以十一节的平稳速度奔西驶向阿留申群岛，很快，斯卡圭也给我甩在身后。
我记不得林德曼小姐的模样了——日志上的一个名字，如此而已——但曾经有不多几位女性，鬼使神差般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她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我始终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也没有试试去弄明白。可以肯定的是：甲板上有一个谋职者游走的消息传到船长的耳朵里，就像船上有一条无毒蛇游走的消息也会上达船长一样，他老大不请愿地将就打发了这件事情，一如他在操持这趟疯狂旅行途中，打发其它许多琐碎但又烦人的杂务一般。
（从我开始书写这篇记述，我一直在查考1923年的旧金山《纪事报》，找寻关于巴福德轮及其公司的消息。这家班轮公司的股东之一是约翰·林德曼先生，载客名单上有几个女孩儿，也姓林德曼，大概是他的女儿。所以我猜，我是蒙股东女儿的搭救，才免于流落斯卡圭。林德曼与他的合伙人奥葛登是分期付款买下的这条船，将本求利的前景很渺茫，就此而言，船上的管理者允准添一张吃饭的嘴，不免失于冲动。但我对林德曼小姐，始终感恩戴德）。
在船上工作的日子，要比乘船旅行有意思得多。一旦受雇，阿拉斯加、大海，连同轮船本身，都显得真切起来；此前，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有些影影绰绰的。乘客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一艘船，面前遮掩的东西太多，对他们的要求又很少。他们或许会喜欢这艘船，但既然不参与轮船的运行，就很难融入其中。我当上餐厅侍应，自然是个参与者——最初有点反胃的参与者。我从晚上八时，工作到清晨六时。我得摆台，为三十个人准备夜餐，跑堂（有时在颠簸的大海上端了满当当的托盘），清理餐桌，刷碟子洗碗，擦拭玻璃杯，清扫通往交际厅的扶梯，擦亮铜管乐器。工作繁重，枯燥，直到我的胃适应了这份油腻、不敢稍有闪失的工作。大约凌晨三点，我走上前甲板吸烟，北方晨光熹微，伙计在驾驶台踱步，客舱传出乘客粗重的鼾声，轮船在我脚下颠荡颤动，此时此刻，她就是我的船了，完全属于我，航向正确，充满活力，一往无前，让人激动不已。巴福德轮不再是带我从一个港口盲目地赶往另一个港口，现在，她带我告别全部的昨日，走向所有的明天。仿佛是我驱动了航船，我几乎就是双手把握舵轮的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