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Ｅ·Ｂ·怀特随笔三篇
作者：［美］Ｅ·Ｂ·怀特 贾辉丰
8月22日，星期三。猎捕海象。太太们一致认为，冰山很壮美，海象则很恶心。斯诺先生坐在海象身上，琢磨些俏皮话。水手们的服务生路易斯说：“这世界真是太美了。”扎一束马尾辫的姑娘来到甲板上，只为看一眼海象是什么样子，随后便回到轮机长舱里打牌。
（轮机长的舱里，永远有牌局——这是我记住的阿拉斯加的几件事情之一。我还记得见到了生活在自然栖息地的北极熊。路易斯说得对，这个世界真是太美了。）
23日大约下午三时，路易斯闯入我的餐室，拨弄一遍所有的阀门，高声宣布：“来吧，伙计！赶紧，快着！亚细亚！”他一字一顿地念出那个字——“亚－细－亚”。他换上了一件干净衬衫，急慌慌地要上岸去寄明信片。我们一起跑上甲板，看吧——亚细亚，一处荒凉的海岬，叫作塞尔兹角，一块块雪散在地面上。我们接近陆地时，周遭都是鲸鱼，又是喷水，又是拍打尾片。甲板上遍布臭烘烘的海象，饥饿的爱斯基摩人用刀子分割巨大的尸体，茹毛饮血，尽情享用这战利品，就像我们想点补一下时切割奶酪一样。支离破碎的海象鲜血淋漓，一道道淌在甲板上，船体因轻微震颤而悸动。乘客们则因西伯利亚的名字而悸动；这是我们北极游踪的点睛之笔，让我们不枉来一场，阿拉斯加－西伯利亚航运公司的名字也因此才显得真实不欺。斯诺先生走上船头甲板，拿布尔什维克取笑。
“没人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写道。“起初，人们纷纷猜测是否会有人朝轮船开火。总而言之，乘客们觉得俄国人有些敌意。”敌意与否，旧金山商会面临它最悬乎，也可能是最心虚的时刻，我毫不怀疑，如果有人朝我们开火，斯诺先生一定会使用我们袭扰塔库冰川，猎杀海象后剩下的弹药奋起还击。哈伯德先生小心翼翼地走在血泊中，发现所谓西伯利亚，不过是二十几个穿戴毛皮的爱斯基摩人和一个入赘为婿的白人男子，巴福德轮刚一抛锚，他们就划了一艘皮筏子登上船来。岸边，我们看到几条狗蜷曲了卧在残雪中。此刻，我须引用巴福德轮上另一位日记写手J. 威尔伯·沃尔夫的话。“这里，”他写道：“我第一次目睹了爱斯基摩人的小屋。这些土著人实在拘谨，也实在脏得可以。”
威尔伯用几块银币换了一个西伯利亚枪套，斯诺先生用顶旧帽子换了一张北极熊皮，随后我们驶往东角，结果，这里不过是塞尔兹角的翻版——海岬，灰色的海滩，一座灰色的小屋，飘扬一面小红旗，兽皮搭建的住房，缥缈的雾，海岸边一块块残雪，低矮的山峦，暗示雾那边超出人们想象力的空廓大陆。（或许是对西伯利亚极端灰暗单调的记忆，促使巴福德轮的合伙人奥格登先生为他的船寻一片青翠的草场；巴福德轮接下来的巡航是萨摩亚和马克萨斯群岛——财政上如同西伯利亚之行一样失败，但至少是一次懒洋洋的游憩。）就感情而言，巴福德轮和它的乘客都厌倦了，只想打道回府。莱恩船长指引他的船跨越海峡，再度停靠诺姆，时间刚够十名乘客上船，随即掉头返乡，有海岸警卫队的大熊号巡逻快艇、热纳维芙号拖轮和哈德逊湾航运公司的一条船行礼欢送，岸上也传来鸣笛声。我们取道福尔斯帕斯，载上一些罐头加工厂的工人，大模大样地横穿北太平洋，直奔西雅图。上路不久，强风席卷而来。
新人从诺姆搭船，导致巴福德轮上住宿紧张，威尔伯和我最先尝到滋味。我们给人踢出头等舱。一时之间，我俩似乎再没地方存身，直到乘务部的某位天才想起了船上的禁闭室。那是个逼仄的铁牢，六英尺乘六英尺大小，有两个坚固、狭窄的上下铺位——一间紧凑的小屋，很少有人光顾。它位于二层甲板，威尔伯和我，先是吃惊，继而又觉得满意。就我而言，我很高兴移入牢房，免得烧火工发现我住在头等舱，威尔伯喜欢我们的新居，是因为它是间面海的屋子。“毕竟，”他在日记中写道，“人总能适应新的环境。”
我们的新环境中最有生气的东西是一根粗大、喧哗的下水管，它从上层甲板人人青睐的洗手间垂直穿下。我们把衣服用床单卷起，掖在管子后面。铁牢的门是厚厚的钢板，钢门槛约有一英尺高，需要跨进跨出。“我们把屋子收拾得像个寝宫，”威尔伯带着禽鸟筑巢后的一阵得意写道。“优点：更隐蔽 [如此才好收藏偷来的食品] ，更明亮，面向大海；空气清新，独立性更强。缺点会逐渐显示，我想。”
缺点的显示无须等待多久。巴福德轮在强风下的第一次摆荡，我们的袖珍寝宫就首当其冲。固定舷窗漏水，不知怎么回事，它将空气挡在外面，却听任海水灌入。屋里的海水给门槛截住，平均深达十英寸。船身刚刚摇晃起来，威尔伯的胃口就开始翻腾，他倒在下铺，死样活气地躺了三天，呻唤声与下水管的聒噪声交相呼应，他的床铺像是凸出的礁石，经受室内潮涨潮落，接连不断的冲刷。
巴福德轮上的乘客，没日没夜地喝酒，进餐，人人萎靡不振。半数以上的水手晕船。我的餐室几乎空无一人，但我照例还得把饭菜摆上桌，不管他们是否打得起精神享用。我还得忙着配制特殊的鸡尾酒，我的那些伙计们还指望这个来减轻痛苦——点缀了酸辣泡菜的波萝冰淇淋，等量的李子汁和番茄汁，加少量肉豆蔻，溏心鸡蛋和腌渍胡萝卜，姜片加调味番茄酱。
暴风袭来的第二天，我刚刚将午餐摆上桌，巴福德轮就把所有东西都颠到甲板上。在北极无声无息的轮船，此时訇然作响。货舱的货物开始颠来倒去，船员们，那些还能站立的人，忙了一个通宵，让货物复位。冷藏室里大桶的鱼松动了，四下翻滚，撞断了冷冻管，浓盐水淌了一地。主甲板前部，几条北极犬在暴风中首当其冲，它们是一些颇有点雅兴的纪念品收藏者准备带回国内的。有两条狗，我想，是给冲入大海了。其他的狗，挣脱了束缚，一头扎进油漆房，很快就没了模样。两位烧火工来到餐室，长时间一本正经地争论他们中是哪一位晕船，还呕吐。暴风扫荡期间，路易斯丢了工作，我始终不知道为了什么。
对大多数乘客来说，航程是在昏晕和阴郁的基调下结束的。对我，则是凯旋。三日的强风让我感到欢欣和畅快；我奔来跑去，忙活照顾病人，履行我的职责，我不晕不吐，完好无损地度过我平生在海上的第一次大风暴。虽然餐室沉重的长凳歪倒，砸伤我一根脚趾，但这也没打消狂风巨浪中我对餐室服务生生涯的热情。我，餐室和囚牢里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注：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20－1910），英国女护士，近代护理学创始人。），不免陶醉于自己的能力，这种陶醉感因为我发明的一个小伎俩更趋高涨：我在船舶颠簸时，不去抓牢什么，只管随着每一次上下起伏而摆荡，我的理论是，身体的抗拒，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晕船。我的这番自得其乐或许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北太平洋风高浪急的三天三夜里，我跌跌撞撞地沿着过道行走，身体迁就大海，就像大海是领舞者，我随它翩翩起舞。
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结束逃往遥远北方的行程。我现在一头扎向东南方向，即将沦为无业游民，不知拿自己该怎么办。我把多姿多彩的乌有乡之旅抛在身后，再度拾回往日的无聊——办公室前的一张桌子，朝九晚五在时钟的滴答声中挨过一天，星期日在市郊打发沉闷的午后，无业青年没结没完的无效逃避（动物园的闲荡，夜间的徜徉，在昏暗的电影院里吸食鸦片）。那情形没个定准——我很少尝试去规范它，它就像一只死亡之鸟悬在我头顶。但在巴福德轮上的最后时刻，强风带给我某种轻松。暴风肆虐时刻，思想是不可能的，未来给大风和波涛卷去，我终于生活在当下，而当下如此辉煌——丰富，美好，令人敬畏。我对生活的所有向往，都着落在这里，仿佛我轰饮下涌上甲板的每一排巨浪，此后仍然会觉得干渴。终于，我暂时适应了一个艰难的世界，并征服了它；其他人都在晕船，我却生气勃勃。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较量中，我摆脱了所有的沉郁和忧思。我一向恐惧又喜爱大海，扑面而来的强风是我的新娘，我们一起度过了三天蜜月，暴戾和动荡中，我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悦和慰藉。青年人永远有数不清的困惑——思想的，心灵的，肉体的。青春岁月中，我想我得到了比分内更多的东西。各种因素的交错，加上一份最底层的差事，令我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