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十一种孤独
作者：陈新宇／译
“好了，”她说，“那么，好吧。你觉得写这样一个故事得花多少时间？”
“噢，见鬼，根本用不了多久。周末我只要花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打发掉。”
可是我没有做到。我花了整个周六下午和晚上来写一个又一个虚构的开头；我沉溺于那对吵嘴夫妇的对话上，从理论上说，我无法确定伯尼从后视镜中能看到多少，也怀疑在那种场合下，不管出租车司机能说出什么来，那个男人竟没有叫他住嘴，叫他只管看路开车。
到星期天下午，我走来走去，折断铅笔，把它们扔进废纸篓，嘴里吼着见鬼去吧；让一切都见鬼去吧；显然我甚至没法做一个该死的白痴笨蛋般的出租车司机的该死的捉刀人。
“你努力过了头，”琼说。“噢，我知道会这样的。你太文绉绉，别人受不了，鲍勃。这太可笑了。你只要想想那些读过或听过的让人伤感掉泪的东西。想想欧文·伯林（注：Irving Berlin (1888-1989) 美国词曲作家。）。”
我对她说，别管我，如果她还不做自己的事去，我就马上把她的欧文·伯林塞进她嘴里。
但那个晚上，正如欧文·伯林自己曾说的，某种奇妙之事发生了。我编完了那个假故事，我建完了它。首先，我推平了土地，挖了坑，为自己打好了地基；接着，我搬来木材，砰，砰、砰——墙砌起来了，屋顶也搭好了，可爱的小烟囱也竖在顶上。噢，我也建了好多窗户——大大的、四方的窗户——光线可以照进来，没有一丝阴影，阳光下的伯尼·西维尔是最聪明、最温柔、最勇敢和最可爱的人，他曾说“朋友们。”
“写得太好了，”琼在吃早餐时跟我说，她读完了那篇东西。“噢，写得棒极了，鲍勃。我敢肯定这正是他想要的那种东西。”
确实如此。我忘不了伯尼坐在那里，一手端着姜汁汽水，一手拿着我那篇手稿读着，手还有点颤抖，在我为他建造的小房间里探索着所有感人而恰到好处的奇迹。我现在还敢打赌，他从没有读过那样的文章。我看着他一扇窗户一扇窗户地探索，看着他的脸因为它们的光芒显得十分神圣。读完后，他站了起来——我们都站了起来——他握着我的手。
“美极了，”他说。“鲍勃，我开始就有种预感，你能写好，但说实话，我没想到你写得这么好。现在你心里可能想要支票，可我告诉你。我不开什么支票了，我要直接付你现金。”
从他那出租车司机靠得住的黑色钱夹里，他摸索出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放到我手上。显然他想隆重地把钞票一张一张放到我手里，弄得像个仪式，因此我站在那里低头笑着，等着下一张钞票；我站在那里，摊开着手，抬起头，看见他把钱夹收起来了。
才五块钱！直到现在我还希望我能冲着他咆哮，至少我要语带怒气，把那揪心的愤怒表达出来——这可以省却以后多少麻烦——可是当时我只是低声而谦卑地问：“五块钱？”
“对！”他脚跟着地快活地向后晃了一下。
“好了，可是伯尼，我说当初我们是怎么定的？我意思是，你给我看的那张支票，我——”
他慢慢收回了笑容，脸上露出惊异和受伤的表情，仿佛我朝他脸上啐了口唾沫。“噢，鲍勃，”他说。“鲍勃，这是什么？看看，我们别再捉迷藏了。我知道我给你看过那张支票；我还可以再给你看一次。”他气得运动衫的折痕处都一起一伏，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走到壁橱那儿翻腾一通，把支票找出来。
还是那张支票，没错。金额还是二十五美元整；但是背面在那人签名之上，伯尼皱巴巴的签名连同银行橡皮图章一起，现在都他妈的清晰可辨了。当然，上面写着：“提前支付五篇文章的全部金额。”
所以我并没有被打劫——也许，只是被骗而已——现在让人恶心的姜汁汽水给我一种感觉，自己像个傻瓜，我敢肯定这种感觉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他一生中可能从没体会过。
“我错了吗，鲍勃？”他问道。“我错了吗？”他让我再坐下，尽量微笑着跟我解释。我怎么可能以为他说的是一次二十五美元呢？难道我不知道出租车司机拿回家的是什么样的钱？噢，某些自己有车的出租车司机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但你们这些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你们这些出租汽车公司的出租车司机？一周只挣个四十、四十五，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挣个五十块。即使像他自己，没有孩子，老婆在电话公司上整班，也不容易。如果我不信，尽管去问任何一个出租车司机；日子真不好过。“我是说，难道你觉得还有谁会为这样的文章买单呢？你会吗？你会吗？”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几乎要笑起来，好似在说，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一定是昨天才来到这个世上的。
“鲍勃，我对这个误会感到很抱歉，”他送我到门口时说，“但是我高兴的是我们现在把它说清楚了。因为我是说真的，你写得真好，我有种感觉我们会成功的。实话跟你说，鲍勃，这周晚些时候我会再联系你的，好吗？”
我记得我是多么鄙视自己，因为我竟没有勇气说声别麻烦了，我只是在向门口走去时，甩掉他慈爱地搂着我脖子的沉重的手。在过道里，又一次面对那个年轻号手，我突然有种不安的想法，我可以预见到接下来我们要说些什么。我会说，“伯尼，你以前在军队里真是号手吗？还是只为了拍那张照？”
而他则不会有丝毫羞愧，单纯的笑容里也不会有一丝变化，他会说，“只是为了照张相而已。”
更糟的是：我知道头戴宽檐帽的号手会转过身，照片里精神抖擞的形象会慢慢松垮下来，从小号口上扭过脸去，那无声的，没有才华的两片嘴唇从来屁都吹不出一个，我知道它会装作没看见我。所以我没有冒这个险。我只说，“再见，伯尼，”然后我就离开那该死的地方，回家了。
琼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出奇地平和。我不是说她在这事上对我“很体贴”，如果是那样的话，在那晚那种心情下几乎能杀死我；我意思是主要是她对伯尼宽容得多。
贫穷、失落、勇敢的小男人，做着黄粱美梦——那种事。我能想象得出这些年他花了多少钱吗？有多少辛苦赚来的钱可怜就这样掉进了二流、三流甚至十流作家的无底洞里去了？他又多么幸运，用一张自己伪造的作废支票，终于钓到了个一流作家。多么感人，多么“甜蜜”啊，他说“我要直接付你现金”时，已经知道我与那些作家的差别了。
“好了，看在上帝份上，”我对她说，谢天谢地，总算有一次我比她想问题更实际。“看在上帝份上，你知道他为什么给我现金吗？你知道吗？因为他打算下个礼拜就把这个故事卖给该死的《读者文摘》，卖十五万美元，因为如果我有支票的复印件，就可以证明是我写的，他就有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直接付我现金。”
“你愿意打赌吗？”她看着我问道，既同情我又为我自豪的表情真是可爱而难忘。“你愿意打赌如果他把这篇小说卖给《读者文摘》或什么别的地方，他还会坚持付你一半吗？”
“是鲍勃·普林提斯吗？”三天后，电话里传来愉快的声音。“我是伯尼·西维尔。鲍勃，我刚从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家回来。我不想告诉你他跟都我说了什么，但我要告诉你，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认为你棒极了。”
无论我对此如何回答——“他真的这样说吗？”或者“你是说他真的喜欢那故事？”——都有点不好意思，也能够立即把琼吸引到我身边来，我现在还记得她一脸笑容，扯着我的衬衣袖子，好像在说，看吧——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只好把她推到一边，摇着手让她安静点，我好继续跟伯尼说话。
“他想把这篇小说给他在出版界的几个朋友看看，”伯尼说，“他还想让我再印一份寄给西海岸的曼莱。所以听着，鲍勃，我们一边等着看这篇小说能怎么样，同时我还想再给你几篇作业。或者等等——听着。”新想法让他的嗓音浑厚低沉。“听着，也许你自己写会更舒服。你愿不愿意那样做？你愿不愿意跳过这些卡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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