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十一种孤独

作者:陈新宇/译




  “可是,鲍勃,”他说,为了强调,他站了起来,他接下来说的话,我后来回忆,好似腓力斯人(注:Philistine,中东古国人,现在多指俗气、庸俗、没文化的人。)最后绝望而永恒的哭泣。“鲍勃,你才是那个有想象力的人!”
  我也站了起来,这样可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我知道我才是那个有想象力的人。我也知道我才二十二岁,可疲惫得像个老头,我知道工作就快丢了,孩子就快出生了,与妻子的关系有点紧张;现在纽约市里的每个出租车司机、每个不值一提的政客们的掮客、假冒号手都可以走进我家,企图偷走我的钱。
  “十块钱,伯尼。”
  他笑着做了个无助的手势。接着他望向厨房,琼在那里,虽然我是想盯着他的,可我的眼睛一定也跟着他看过去了,因为我记得她在做什么。她在拧洗碗巾,眼睛直盯着它。
  “听着,鲍勃,”他说。“我不该说它什么也不是。你是对的!谁能说这样一篇六页半长的东西什么也不是呢?也许这里面有许多好东西,鲍勃。你想要你的十块钱;好的,没问题,你会得到你的十块钱的。我的要求是,先把这篇东西拿回去,好好改改,就这样。然后我们可以——”
  “十块钱,伯尼。现在就给。”
  他的笑容一下子没了生气,在他从钱夹里抽钞票,递给我时,笑容还僵在脸上,而我还来了场痛苦的表演,我仔细检查这张十美元的钞票,看看他妈的是不是真的十美元。
  “好吧,鲍勃,”他说。“那我们扯平了,对不?”
  “没错。”
  于是他走了,琼飞快地走到门边,开开门,大声叫道,“晚安,伯尼。”
  我觉得我听到他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停了一下,但我没听到他的诸如“晚安”之类的任何回应,所以我猜他可能转过身,朝她挥挥手,或者给她一个飞吻。接着从窗口我看到他从人行道上移过,钻进出租车,开走了。这过程中,我一直摆弄着那张钞票,折叠、摊开,再折叠、再摊开,我觉得手里握着的是我这一生中最不想要的东西。
  房间里很静,只有我们两个人走动的声音,厨房那块地方蒸汽弥漫、飘散着晚餐的迷人香味,我想我们两人都没胃口。“好了,”我说。“就那样。”
  “真的有必要吗?”她询问道,“对他那样不友好?”
  这时候,她的这句话,仿佛是她说过的话中最不忠诚的一句,最不体谅的一句。“对他不友好!对他不友好!如果你不介意,请告诉我,我他妈该怎么做?我是不是该“友好地”坐在这里,让某个低级撒谎的吸血鬼般的出租车司机走进来,把我的血吸干?这就是你想要的?啊?这就是你想要的?!”
  此时,她做了这种时刻常做的动作,有时候我想我情愿牺牲生命中的任何东西,也不要再看见这个动作:她转过身,背对着我,闭上眼睛,双手捂住耳朵。
  
  这之后不到一周,助理财经编辑的手终于落在我的肩上,正好是我写到国内公司债券交投略微活跃这一段的中间。
  离圣诞节还有一段时间时,我又找到一份工作,在第五大道的杂货店里当机械玩具的演示员,好歹可以让我们熬过一段日子。我觉得就是在杂货店的日子里——给用锡和棉花做的小猫上好发条,小猫就会“喵!”的一声滚过去,“喵!”的一声又滚过来,“喵!”的一声滚过去——不管怎样,就是在那里的某个时候,我放弃了脑子里残留的一点要按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模式建造自己生活的想法。某种建筑计划已明明白白不可能了。
  新年后,我找了几份白痴活干;接着,四月时,像春天总是突如其来,并给人带来惊喜一样,我被一家企业的公关部门聘为文案,薪水八十美元一周,在那里我在做些什么根本不重要,因为那儿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这份活相当轻松,每天我可以节省大量精力做自己的事,我的写作突然变得顺利起来。海明威确实已被我抛弃,我转到F·司考特·菲茨杰拉德模式上来;那么,最起码,我已开始寻找代表自己风格的东西。冬天过去了,我和琼之间的关系缓和了些,初夏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
  她打乱了我一两个月的写作计划,但不久我又回到写作上,确信我越写越好:我开始推平土地,挖地基,为一篇雄心勃勃的悲剧长篇做好铺垫。我一直没有写完这本书——我现在想起来,它是我一系列未完成的小说中的第一部——但在早年那些岁月里,它是令我着魔的作品,进展缓慢似乎只是为了它写完后更加优秀。每天晚上我花在屏风后面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多,只有在房间里踱步时才会露露面,踱步时满脑子都是宁静神圣的白日梦。那年年底,又是一个秋天到了。有天晚上,琼出去看电影,我在家里照顾孩子。电话响了,我从屏风后走出来,拿起电话,听到:“鲍勃·普林提斯吗?我是伯尼·西维尔。”
  我不想假装我已忘了他是谁,可也并没能马上就想起我曾经为他工作过——我曾经卷入过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可怜妄想里。我停了一下,就是说这让我略有迟疑,接着腼腆地张嘴朝着电话听筒笑了,我飞快地低下头,用没握听筒的那只手理了理头发,这是高度羞涩的表示——同时我心里默默地发誓,这次无论伯尼·西维尔想要我做什么,我一定不怕麻烦,尽量不伤害他的感情。我记得那时我多么希望琼也在家,这样她就看得见我对他有多和善。
  但电话里首先询问的是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太好了!她长得像谁?哦,当然,自然啦,他们在这个阶段还看不太出像谁。当爸爸的感觉如何?啊哈?感觉很好?好极了!接着,他开始用异常正式,低沉的语调说,“您太太还好吗?”那感觉仿佛是解雇多年的仆人在询问这所房子的女主人。
  在他的家里,她曾经是“琼”、“琼妮”和“甜心”,我怎么也不相信他已忘了琼的名字;唯一的猜想便是那晚他没听到她追出来向楼梯上的他道晚安——也许,他只记得她手里拿着洗碗巾站在那里的样子,可能埋怨她,认为是她怂恿我硬要那十美元的。但是我现在只能告诉他,她很好。“你们怎么样,伯尼?”
  “嗯,”他说,“我还好,”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异常严肃,像在病房里召开会议。“可就在几个月前,我差点失去了罗丝。”
  噢,不过现在好了。他安慰我说,她现在好多了,也出院回家了,现在感觉还好;但当他开始谈起“化检”和“化疗”时,冥冥之中无法说出口的癌症浮现出来,我有种可怕的死亡之感。
  “哦,伯尼,”我说,“她生病真是太让人难过了,请一定要向她转达我们的——”
  转达什么呢?问候?祝愿?无论是哪一种,我突然觉得,都带有一种无法原谅的纡尊降贵的姿态。“转达我们的爱,”我说。可话刚出口,我便恐惧得咬到自己的舌头,我恐怕这听上去是最最居高临下的措辞了。
  “我会的!我会的!我当然会转达的,鲍勃,”他说,所以我很高兴我那样说了。“噢,别担心,我不会谈政治。是这么回事。我现在找了一个真有才华的小伙子为我工作了,鲍勃。这个小伙子是个艺术家。”
  我的天啊,作家的心是多么讨厌、多么复杂!你们知道当我听他这么说时心里做何感想吗?我感到一阵嫉妒刺痛。“艺术家?”他是吗?我要给他们看看在这个小小的写作事业上谁才是该死的艺术家。
  可是伯尼马上又谈起了“草图”和“布局”,这样我才收回我那一争高下之心,原有的置身事外之感又占了上风,心里踏实好多,实在让人啼笑皆非。这真是一种解脱!
  “哦,艺术家,你是说,他是个连环漫画艺术家。”
  “是的。鲍勃,你该看看那小伙子画的画。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他让我看起来跟我自己一模一样,可又有点像威德·曼莱。你看过这些连环画吗?”
  “听上去很不错,伯尼。”现在这置身事外之感又来了,我看得出我得小心,防备着点。也许他不再需要什么故事——现在他可能有一整壁橱的草稿供艺术家创作——但他仍然需要一个作家“写对话和情节”,不管怎么说好,他需要一个作家把艺术家画的汽球对话框里的话填满,我只得尽量柔和、尽可能得体地告诉他,我不可能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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