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人物头儿
作者：陈铁军
就像所有的北方山村一样，毛村最大的生存困难也是缺水。以前村里也有一口老井，据井碑记载建于前朝的雍正年间。很可能正因为年代过于久远了，地下水位、水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井便也变成了季节性的井，时而水多时而水少时而有水时而无水，特别是干旱季节，井底下甚至都长过草。而我们知道北方山区几乎就是十年九旱，因此这口井基本上已成了废井。村人日常用水，或者用水囤收集、贮藏雨水，或者到其它的村庄驮水背水，日子过得很是焦躁。于是，再打一口井，就成了一辈儿一辈儿毛村人最大的心愿。差不多每一辈儿都有人倡议此事，但由于种种原因自始至终也没有办成。
就这样来到了毛爷这一辈儿。那时候毛爷已经三四十岁了，按他的想法也该建功立业了，于是他对几个村人说：“咱们搁一回伙计吧！”那时候这地方还有习俗，人们要同谋大事、共图大业时，便到养羊的人家牵一只羊，羊钱由与事之人共同分摊，宰杀之后大锅旺火咕嘟起来，大家就在汤锅热气前共商大计，等事情商定了羊肉也滚烂了，然后开始放开手脚大碗吃肉。这里人都管这一习俗叫“搁伙计”。看起来只是图个热闹，其实寓意着同舟共济、同心协力的意思。不过这次，毛爷没有让大家分摊羊钱，而是把自家的一只肥羊宰杀了。这次打井毛爷总共只说了三句话。这时候他说了第一句：“我想说的还是打井的事儿。这事儿已经拖了多少辈儿了，一直拖到了咱们这一辈儿上，我觉着咱们再也不能拖给下一辈儿了。”就这样在毛爷的倡导下，毛村人又一次踏上了打井的征程。
打井这事儿听起来简单，不就是在地上挖个坑么，其实却是一桩十分缠手的事儿。别的不说就说选址。打井的第一个程序就是选址，但最难的一个程序也是选址。这个位置首先是要有水，没水那就不叫打井了。但是光有水还不行，还要考虑到是不是能被所有人接受。大家都一样出钱出力，最后这个井址却离李家近离张家远，张家就会觉得吃了大亏，就会不满、不忿、甚至不干。反之李家也是一样。而这口井世世代代都没打成，其症结也就在这里。虽然大家都真心实意想把事情办好，可是一牵涉到吃亏占便宜的时候，便个人打起了个人的小算盘儿，谁都不肯吃亏我一个幸福全村人，结果只能不了了之、不欢而散。而没有这么一个公而忘私的人，这口井也就永远打不成。现在同样的难题又摆在了毛爷面前。这次的井址是风水先生再三勘看、最后确定的，地点就在村街那棵风华正茂的大槐树下，这块地属于就住在树下的毛拴紧家。这个毛拴紧是个特别特别难缠的人，说什么也不让这井在他的地盘上打，说井打出来以后就挡住了他家的门。毛爷先是做工作，你只要把地皮拿出来，打井就不用再集资了，就算你已经出过钱了。被对方当场拒绝了。接着又提出拿钱买，你想要什么价就直说吧，钱的事儿我去跟大家讲，你就是要得再高我们也出。得到的仍然是拒绝。若在从前事情至此就又黄了，人们只能听任它再拖到下一辈儿。然而这次的毛爷却没有被难倒。到这时候毛爷的犟脾气也上来了。人们没想到毛村到这一辈儿竟真出了个大公无私的人。这次打井毛爷总共只说了三句话，这时候他说了第二句：“要不这样行不行，我拿我自己的地跟你换。我家好赖也有百十亩地，我任你随便挑随便选，你看中哪块我给你哪块，哪怕两分三分换你一分也行。”就这样毛爷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挖出了这口井的第一锹土。
这口井最终深三十丈，打到二十丈的时候发现下面全是石头。挖掘进入石层以后，由于石质坚硬如铁，钢钎凿不动炸药炸不开，多少天都毫无进展，就连受雇的职业打井队都感到绝望了。领头的工匠甚至这样对毛爷说：“这井实在打不下去了，我们也不要你们工钱了，你就让我们各回各家吧。”毛爷一听就急了，这不是半途而废了么？领头的工匠说：“你要硬打下去也行，但工钱咱得再说说，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井，还从没见过这么硬的石头，这样的石头你要让我们打，除非打出一升石头你给一升麦!”集资打井的村人们一听就炸了：“啥？一升石一升麦？”“他咋不说一升石一升金哩！”“这么黑的价钱谁能拿得起呀？”“就是拿了谁敢说就一定能打出水？”“要让我说还不胜不干个球的了！”这一辈儿人好不容易干了半截儿的事业，眼看着就要在吵嚷声中付诸东流。就在这当口儿毛爷又说话了，他说：“大家听我说一句。”这次打井毛爷总共只说了三句话，这时候他说了第三句：“咱村为这井已淘了不少神费了不少力，就这么眼瞅着它废了实在是太可惜了。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这事儿是我起的头，现在再让我收个尾。我的意思是这井咱接着打下去，就按他说的他出一升石咱给一升麦，等井打到风水先儿说的三十丈，出水了这钱大家拿，不出水全部算我的。”这最后一句话就像一颗炸弹，令所有人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全场好半天鸦雀无声。最后还是领头的工匠叫了一声：“哥啊！”刚一出声眼圈就红了：“就冲你这个人这句话，别说三十丈就是六十丈我也要把水打出来，这回我要是不给你把水打出来，我们就在井底下这辈子都不上来！”事实证明榜样的力量的确是无穷的。在毛爷精神的感召下，全体工匠和村人重新振作、众志成城，与顽石展开了近乎肉搏的决杀。几天之后当井终于打到三十丈时，一股碗口大小的甘泉一跃而出，泉水夜以继日、踊跃不息，从此年复一年、泽被乡里。
而毛爷也凭借着这三句话，奠定了他在毛村说一不二的地位。在那时候的乡村，特别是一姓一族的村落中，一般都有两种并列的社会组织。一种是行政组织，一种是家族组织。前者的头人叫保长，后者的头人叫族长。二者的级别虽说差不多，但在乡里生活和事务中，村人们通常都认为自己只是家族的一员，只服从族长的领导和管理，就像在家里服从父亲和兄长一样。只有当保长前来催征赋税差役时，人们才会想起自己还是这个国家的编户齐民。也就是说，真正统治着乡村的其实是族长。在毛村这样的偏远小村，这种家族组织虽然在形式上不是很明确，并没有正式的宗祠、族规和族长，但是自从村人吃上甘甜的井水，打井人毛爷就成了不是族长的族长，在村里说话比国家任命的保长还管用。
值岁旱，禾尽槁，谷涌贵，民绝食，百姓流离，田园荒废，无数灾黎，嗷嗷待哺。
《某县新志·人物（部）·毛金山（传）》
由于这次灾难已经距离我们太过遥远，亲历者大部分都已离开人世，个别存活下来的也年事已高，记忆和讲述都已经没有伦次，我们不可能知道得那么详尽了，而只能从现有的文字资料中略知一二。
据资料记载，实际上在前一年灾害就已经露出了苗头，在漫长的一年里整个豫西几乎没降水，不仅夏粮收获无几，许多地方秋禾也没种上。而这一年更是从一开始就很异常，冬天不下雪春天不下雨，一连数月庄稼没见一滴水。入春以后更是前所未有地刮起了持续不断的大黄风，大风在梁峁沟壑中盘旋飞扬，把天都染得一片浑黄、黯然失色，把人的鼻孔嘴唇都刮得风干、脱水、皴裂了。入夏以后更是万里无云、赤日炎炎，整个天空变成了一个大烤炉，而土地就像放置在烤炉中的一个馍，未几就被烤炙成了干脆、焦黄的馍干儿。这样的年景可想而知怎能不“禾尽槁”。为了拯救枯槁的庄稼，各地都举行了不同形式的祭神祈雨活动。据说那时候在广大的乡村，人们走到任何地方都可看到龙王的神位，甚至路边的茅屋、大树、巨石上都贴着“供奉龙王爷之神位”的黄纸，老百姓三五成群地在神位前焚香膜拜、苦苦哀求：“龙王爷、龙王奶呀，您老人家可怜可怜俺吧，俺一家老小全指望着这季粮哩，您就高抬贵手给俺一条活路吧。”但是这个龙（聋）王爷仿佛真聋了，对他们的哀告毫无反应。
除了自然灾害，还有人为灾害。那是一个群雄并起、争战不息的年代，而豫西这地方自古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更是各路豪杰你来我往、络绎不绝。当时天津《大公报》曾载文《河南最近之三害——毒品·知事·客军》，将鸠占鹊巢的客军公开列为一害，称其时常驻的各路客军动辄一二十万，“所需费用除豫省按月供给外，不足之数多向驻地百姓摊派”。老百姓在经受着自然灾害的同时，还要承受巨大沉重的军粮负担。豫西一带原本就是黄土山区，老百姓即使在丰年也很难温饱，更何况是在欠收之年，更何况是在大灾之年呢？哪还有多余的粮食可交？但是军阀可不管你的死活，“初时尚托词借饷，饷下时间归还少许，近二三年则老实不客气，强索硬派，不惟不还，且亦不说借字矣”。所以“豫民苦矣”！这里特别要说一说军粮的运输。有俗话道：“百里不运粮。”这充分说明了粮食长途运输的艰苦。但又有俗话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再难、再远也要运。其时全豫省公路和汽车寥寥无几，所有军粮都靠强征民间的牛车运送，而所运军粮动辄几千、几万包，崎岖山路上的牛车队伍常常绵延数里。别的不说只从毛爷的故乡到洛阳，老牛破车往返一次即耗时月余，如遇灾病则更要拖延时日。车到洛阳以后，农民如果熟悉黑幕、花钱勾通，军队尚可将粮食及时接收；如果一窍不通、排队死等，则将饱受接收人员的刁难与延宕，最后不得不长时间滞留当地，典牛、卖车甚至行乞维持生活，许多人就这样人畜双亡、葬身异乡，一路上死牛破车随处可见。人们提起运送军粮无不谈虎色变。这一切都使得原已严重的灾情更加严重，老百姓本能承受的现在也承受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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