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人物头儿
作者：陈铁军
不惟毛爷，有许多人都在为饥民做着善事。一个在北平做官的豫籍大文人，书写楹联、绘画山水数十幅，义卖后售得钱款五千余元，全部捐给故乡饥民。一个在西安演出的豫剧女艺人，后来成为著名表演艺术家，将义演所得全部购成杂粮，委托专人运回灾区发放给饥民。全国各地的慈善机构，如北平万字会、上海善团联合会、华北慈善联合会等，多次来豫施放赈衣赈款。其中上海善团联合会除放赈外，还施放了防疫治病的药物“雷及散”。据说罹患时疫之人只要将此散少许吸入鼻孔，几个喷嚏之后即可药到病除、重振精神。但是这一切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都没能阻挡住饥饿的深重，灾情很快由“人乏食”发展到“人绝食”。
饥饿在摧垮了人们的肉体后，紧接着摧垮了人们的尊严。昔日循规蹈矩的乡村，而今没有了任何道德禁忌。也就是说只要能吃到东西，人们什么出格的事情都干得出来。这都是毛爷亲闻、亲见、亲历的。一天早晨，毛爷刚刚起身就听得有人叫门，来人是一个叫做毛孩儿的本家侄子，头戴孝帽子腰扎孝带子一进门就哭开了，说他爹夜黑气喘病发作天快亮时人死了，他娘叫他来报丧并先借几块钱买点儿烧的。毛孩儿他爹患有严重气喘病毛爷是知道的，因此听他这么一说赶紧给了他五块钱。没想到当毛爷随后赶到其家准备帮助操办丧事时，竟看到他爹正连喘带咳地蹲在墙根儿晒太阳。而这时毛孩儿正拿着骗来的五块钱，在集市上吃烧饼喝丸子汤。还有一天，毛爷的一个婶子连哭带喊找上门来，一只手还揪着她的叫毛支楞的儿，让毛爷无论如何也得替她管管这个逆子，为了自己吃饱他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甚至就连他媳妇仅有的一身破衣破裤，也趁媳妇半夜熟睡之际偷出去换了馍，以致于媳妇醒来之后由于赤身起不了床，又气又羞、险些自尽。到最后实在没啥可卖了，想起他爹死时嘴里还镶着一颗金牙，竟然把他亲爹从坟墓里又扒出来，用石头砸破口腔、敲下金牙，也拿去换了吃的。更有甚者，一天半夜一户邻居突然呼喊“救命啊”，毛爷和众人赶去一看，原来这一家刚刚遭到了抢劫，有数名蒙面盗匪越墙而入，用长刀将其一家老小逼到墙角，并把刀架在脖子上威胁他们“不许出声”。可是当问及他们被抢去了什么东西，回答竟是：“什么东西也没抢。”那伙强盗只是拥入灶房，将半锅稀饭争抢、分食一空，然后一声唿哨、扬长而去。一伙强盗如此兴师动众、铤而走险，目的竟只是为了半锅稀饭！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觉得闻所未闻。
当一切办法都想完、用完之后，人们终于沦丧到了最后一步，在自己的同类——人的身上打起了主意。一开始还是卖人。几乎在所有集市上都可以看到，一个男人领着一大群女人和孩子。这个男人就是人贩子，而女人和孩子则是他从各村收购，带到这里摆摊设点、待价而沽的。人们看中其中的哪个女人和孩子，只要和人贩子略一讲价，就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卖人之风当然也刮到了毛村。那个卖了媳妇裤子的毛支楞，没几天就把媳妇也卖了。他对媳妇说：“没有你我也能过，可没有吃的不能过。”硬逼着媳妇自己去找买家儿，并且规定最低不能低于三十块钱,如果不去他就要动刀子杀人。媳妇无奈只得辗转托人，最后找了一个走村串寨锔碗锢漏锅的老汉，岁数虽然大了好在人很本分，用二十九块钱（最后一块实在凑不出来了）买了她为妻。毛支楞一拿到钱即直奔集市饭馆而去，一连好几天都没回家，连媳妇何时走的、怎么走的都不知道。若在平日，哪个男人劝妻去跟别的男人过，或者哪个女人劝夫把自己卖给别的男人，人们肯定会觉得骇人听闻。但是这种事情也在毛村发生了。男人劝妻去跟别人，是不忍心让妻子活活饿死。女人劝夫把自己卖了，是为了给丈夫省口粮食。这对为了对方牺牲自己的夫妻就是毛金成两口子。这两口子在一起十几年了，一直好得就跟一个人似的，不管干什么都先想着对方。两人分手那天，媳妇都已经跟着人贩子走出村子了，又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拐了回来，对送她到村口的丈夫说：“我的裤子比你囫囵，咱俩脱下来换一换。”做丈夫的一听当时就哭了，一边哭一边说：“咱不卖了！咱不卖了！”当人也卖不出去的时候，人们开始吃人。对于毛村来说，起初吃人还只是传闻。人们只是听说哪儿哪儿有个老太婆，在路上拾了个死小孩儿，回家洗洗煮吃了；哪儿哪儿白天死了个人，晚上就被人从坟里扒出来，吃得光剩下一堆骨头架子；哪儿哪儿的谁因为杀人吃，被警察抓进县大狱，手和脚都砸上了镣；哪儿哪儿有一位年轻母亲，因为不忍心吃自己的孩子，竟和另一位母亲“易子而食”。没想到如此可怕的事情竟也在毛村发生了。有一对叫毛老大和毛老二的亲兄弟，到山上去寻找可食的草根和树皮，由于饥饿过度老大倒毙在了路上，做兄弟的不仅没为失去亲人而感到悲伤，反而十分欣幸地将人背回家，三下五除二地卸巴卸巴，用骨头烧火把肉煮吃了。直到愤怒的村人破门而入，这个兄弟仍没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伤天害理性，可怜巴巴地哭着辩解说：“俺吃的时候，人已经死了啊。”“这是俺哥呀，俺咋不能吃哩？”“俺吃了总比让别人吃了强吧。”
很可能正是此情此景，使毛爷觉得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毛公奔走镇、县，为民请赈，并示灾黎所食泥饼，哭曰：“百姓皆食此，我等何忍坐视不救。”
《某县新志·人物（部）·毛金山（传）》
其实早在灾害发生之初，毛爷就开始为请赈奔走呼吁了。
那时候的毛村就像其它村庄一样，设有一个专门备荒救灾的义仓。这种义仓据我们考证，它的创始人是宋代大儒朱熹。据载这个朱熹在浙江担任主管荒政的官员时，看到两浙一带自然灾害时有发生，便从国家仓库中挪借了六百石官米，在其管辖内的一个村庄试办了第一个义仓，当时他叫做社仓。每当灾害发生或青黄不接时，将米贷给这个村的村民，等到秋天庄稼收获时再收回，每石本米收息米二斗，小灾减半大灾免息。试行十数年后发现效果出奇的好，不仅很快偿还了六百石官米，还积累了历年所收的息米二千石。由于有了这常备不懈的义仓，这个村庄在此后几十年里，“虽遇凶年，人不乏食”。后来朱熹到中央政府任职，他将这一经验总结成一个《社仓事目》，奏请皇帝推行到全国各地。这个“事目”被后人称做“朱子社仓法”。从那时起这种义仓就在广大的乡村普及开来。
毛村的这个义仓建于何时，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考证了，我们只能说大概就是前朝的事情。据说是由当时村里的几位长者牵头、自愿设立的，最初的仓谷也是这几位长者动员村民自愿捐献，捐献的数量则“不拘升斗，听民自便”，以后逐渐积少成多、囤满仓实。义仓设立后，即在德高望众、正直无私的村民中推选仓首、仓副各一人，负责仓谷的贷放、回收，以及仓谷的新陈更替等日常事务。以后，仓首的职务就一直在一辈儿一辈儿的有德之人手中传递着。而到了毛爷这一辈儿，这一接力棒便自然而然、理所当然地传到了他的手中。
义仓虽是完全民办的，但在使用时却要接受官府的监督。从朱熹的《社仓事目》开始，所有历朝历代的义仓章程都明文规定：义仓之谷的每一次贷放和收回，都要事先报经县级政府批准；贷放和收回时，由县级政府派官吏到场监视，并用标准度量衡——官斗平量；县级政府对义仓的存储和收支情况，每年审核一次,任何人不得擅自开仓、贷放仓谷。而对那些擅自开仓放粮的人，历代在处罚上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都“以盗论”或者“以准盗论”，判处流徙、充军、有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直至死刑立即执行。而在毛爷那个时代也不例外。所以早在灾害之初，毛爷就开始往返奔波，呼吁官府开仓放赈了。实际上不惟毛爷，其时其它村庄的仓首们，也都在为他们的乡亲做着同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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