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人物头儿
作者：陈铁军
毛金山，毛村人。光绪某某年生，民国某某年卒。
《某县新志·人物（部）·毛金山（传）》
我是二十年前认识毛爷的，那时候他已经死了五十年。
二十年前的我刚刚走向社会，大学毕业后因为没有门子和路子，被分配到这个谁都不来的蕞尔小县。不过话说回来也算因祸得福。由于城市到处人满为患、僧多粥少，我的那些好不容易留下的同学，所进的多是拥挤不堪、你推我搡的单位，需要奋力挣扎才能站住脚跟。而我在这个小地方却被视为稀有动物，先是被分到县政协文史办，从事文史资料的编辑工作，后又调入新成立的县志办，参加新县志的撰写。总之，所到之处都像俗话常说的，“一杯茶，一张报，一包烟，一泡尿”，年纪轻轻便过上了我向往已久的无所事事、混吃等死的生活。
很可能越是无所事事，人们越是想找点儿事儿干。他们觉得，以这个县为例，最近一部县志还是民国年间修竣的，距当时已经五十年了，也就是说这之后的漫长五十年都无史可查。而这五十年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发生了沧桑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创造了数不胜数的光辉业绩。而将这些辉煌业绩载入史册，是他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恰巧那一时期人们都觉得欣逢盛世，而盛世历来都是修志的最好时机，也只有在这时候人们才有心情有时间，所以全国上下都在倡导修志，这个县便也作为全县人民的一件大事，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县志办公室。
新志当然是建立在旧志基础上的。民国年间修的这部志叫《某县新志》。所谓“新”，是较更旧的清代《某县志》而言的。“新志”共计十五部，分别曰舆地、曰户口、曰礼俗、曰物产、曰赋税、曰教育、曰选举、曰救恤、曰水利、曰交通、曰司法、曰人物、曰艺文、曰古迹、曰大事记。其中人物一部又分叙传、忠孝、仁义、儒林、烈女、方伎、隐逸、流寓等八个条目。每个条目，以仁义为例，重要人物立传，次之记录，再次之列表。而毛爷的名字，就在这郑重其事的传里。我读毛爷这篇传记，是在一个中午的休息时间。那时候我在这个县里还没有家，大多数中午就在办公室里休息一下，而这时候办公室里通常只有我一个人。也就是说，毛爷，作为这地方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其实是在很平常的时间第一次走到我面前的，就像隔壁一个中午也不回家的人到我这儿闲聊一样。我记得走到我面前的毛爷五六十岁，个头不高但身强体健，其貌不扬但目光炯炯，说话不多但声音响亮，一望而知是个直性子、急脾气、热心肠的人。我知道毛传里并没有这么说。作为志书不可能对人物做如此细致的形象描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读罢这篇传记，眼前立刻出现这样一个有鼻子有眼儿的人，而且固执地认为毛爷的模样就应该是这样的。这一形象一出现就一下子深深吸引了我。
毛公家贫力穑，积地百余亩。然急公好义，乐善好施。乡里有事，邻里有难，无不慷慨相助。
《某县新志·人物（部）·毛金山（传）》
毛爷是以大善人闻名乡里，并被载入史册的。但是关于他的“急公好义”和“乐善好施”，志书里就只笼统地说了这一句，并没有列举他都具体做过哪些善事。不过对于这一点，他的乡亲——毛村人说：“那可太多了。”正如志书记载的，“乡里有事，邻里有难”，他“无不慷慨相助”。在那时候的乡村里，人们最大的难事无非有三——盖房、婚嫁和丧葬。而越是在这三种时刻，人们越是能看到毛爷张罗的身影。先说盖房。盖房对于小农人家，可以说是最为巨大的工程了，不论打夯、起墙、上梁、盖瓦，都不是一家一户能够独立完成的。但是这在毛村却根本不是个问题。盖房人家甚至都不用言语，就自会有人出头约集村里的劳动力，自带着泥瓦匠那套家什前来帮忙。而且是百分之百的帮忙，既不要任何报酬也无须主家还工。只要今后别人盖房你也出把力就行了。这个热心的约集人往往就是毛爷。再说婚嫁。这里人管婚嫁叫“办事儿”，既是办事儿自然少不了主事的人。这个主事人不仅要有助人的热情，还要拥有驾驭众人、应对场面的能力，能够将整个婚事，从购物、办酒、待客、赞礼一直到各种杂役，都支派、布置得按部就班、井然有序。而在毛村最热衷于为人主事的就是毛爷，不管谁的事儿都当成自己的事儿。而办事儿的人家只要有他操持着，结果总是那么的红火、圆满和欢喜。至于丧葬就更不用说了。毛爷不仅热心帮助活人，更热心帮助那些死去的人，他认为死人比活人更需要帮助。在村里只要有人家死了人，他总会从这个人病危的时候开始，就到其家里帮着洗身体、换衣裳，一直到其死后的停尸、守丧、出殡、埋葬，无不事事亲躬、如丧考妣，真正就像俗话常说的“帮人帮到底”。一直到用他的这种“临终关怀”，把这个人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地方的方言，管好人不叫好人，叫“人物”，很好叫“可人物”，不好叫“不人物”。而像毛爷这样的大好人，方言就叫做“人物头儿”。据说这个人物头儿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一生做了数不清的善事，却从不张扬甚至不愿被人提及。他认为做了善事而不为人知，就等于积了一件阴功，可以到阴间后慢慢受用；而被人知道了就成了阳功，就只能在阳间使用，而不能再带到阴间去。但即使是这样，他的善举在乡里仍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直到那时人们提起来依然如数家珍、津津乐道。“随便举个例子——”他们颇为骄傲地对我说，“比如你现在看到的这口井，就是当年毛爷打下的。”
新志编纂经历了征集资料、初稿编写和修改审定三个阶段。在征集资料阶段，除印发了数百份《关于征集某县历史资料的通告》，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各方面史料，县志办人员还分赴郑州、洛阳、开封等地档案馆和图书馆，查找有关该县的历史档案和文字记载；组织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讨论会，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专题论证；深入全县乡镇村庄的各个角落，寻找、访问事件的当事人和知情者。我就是带着寻访的目的，第一次来到毛爷的故乡毛村的。我第一次见到的毛村，虽然远远比不上现在，但比之过去——毛爷那个时代，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据说在毛爷那个时代，毛村还是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几十家泥脸儿柴门儿的窑院，三五家、五七家的刻画在向阳沟崖上。而我那时候看到的毛村，却已是个人口近千的大村，虽然格于地势，民居还是以窑洞为主，可窑脸儿早已发展为砖砌石圈的。但是有许多古老的东西仍然固执未变。比如说站街吃饭的习俗。而且最好的饭场仍和当年一样，是在村街古槐下的井台边。这棵古槐据说至少有百年树龄了，巨大茂盛的冠盖几乎能遮住半个村庄。我们知道在乡村，饭场实际上就是一种形式的座谈会，特别是在黄昏人们结束一天劳动之后，这种座谈的气氛更是格外的热烈。而我对毛村历史的寻访，大部分就是在这种别开生面的座谈会上进行的。当我一路寻访着终于来到毛爷身边，与“会”人们立刻七嘴八舌对我讲开了他生时的种种善行。起初我对他们的讲述还将信将疑,毕竟毛爷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年了，而这些讲述人从他们的年纪看，毛爷死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没出生,很显然他们只是故事的间接转述者。这就难免道听途说、添油加醋、甚至以讹传讹。譬如我们面前的这口水井，他们对我说“就是当年毛爷打下的”，我就对他们使用了疑问句：“是谁告诉你们的？”没想到他们说：“证据就在你屁股底下。”
我这才发现我正坐着吃饭的那块石头，其实是一块倒卧、残缺的石碑。准确地说，就是这口井的建成纪念碑。碑体虽已被岁月侵蚀得面目全非，但是如果拭去尘埃细致端详，碑身上的一些文字仍然勉强可辨，至少这样几个字仍然勉强可辨：“首事金山，同事某某、某某。”也就是说此井是由毛爷主持，某某、某某协助修建的。这个“首事”的意思在当时大概有二：一是这项公益事业的首倡和组织者，二是整个项目资金的捐助和募集者。正是这几个残字，使得毛爷“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形象，在我眼里一下子真实、生动起来。同时正是这一确凿无疑的旁证，使得我相信了人们转述的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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