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洞开心门
作者：伊丽莎白·伯格
当然,你早在明白前就已经明白。你正俯身从烘干机里拉出还暖烘烘的被单，意识沿着你的脊梁骨爬上来。你盯着你爱的男人，只不过盯着一片虚空：他早在离开前就已经离开。
我最后一次尝试和大卫谈话是在两个礼拜前。我们一起呆在房间里。大卫坐在他的躺椅里，我直躺在沙发上。特拉维已睡熟。电视开着，可我们谁也没看。大卫看着报纸，我在准备要说的话。
“大卫。”我终于开了口。
他抬起头。
“你说过，我们有一些严重的问题。你是对的，”我说道，“但是我们应该尽力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很多理由这样做。”我希望当时我的声音听起来轻快活泼,我的头发没有粘在一块，我的鼻子看起来不会太大，我在支身整理枕头时看起来不会太胖。
我往下说道：“我在想，你是否能和我一道去见个人，就一次。一个婚姻咨询专家。我真的认为……”
“萨曼莎。”他叫了一声。
我只好说：“那就算了吧。”
他又看起了报纸。我躺回了沙发，宛若坐在升降机上一路往下坠。有些事情我想不明白却还是在拼命地想：那些不得不说的话我该怎么说给别人听呢？从此，夜晚将会多冷清呀（这台升降机的路线可够长的）。曾经，我是多么长久多么坚定地相信我们会克服任何难关啊，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们不能。如果你得问别人“你为什么不要我？”，这该有多痛苦啊，可是你连这也不能问，也没法问——或谈论——其他的事。
“大卫，”我又叫了一声。可是，这一次，他没有抬头。
第一章
我穿好衣服拿进晨报。一个崭新的我。我有一次看到一篇报道，说玛莎·斯图瓦特①从来不穿浴袍。不是说我喜欢玛莎·斯图瓦特，没有人喜欢玛莎·斯图瓦特。我认为甚至玛莎·斯图瓦特自己也不喜欢玛莎·斯图瓦特。正是这一点让我喜欢她。但无论如何，也许她说的还是有点道理。你起床，你马上整理好床铺，你沐浴更衣。准备完毕。披上盔甲。开炮。
我走进厨房泡一壶浓咖啡，开始为特拉维做早餐。今天他会吃到法式烤面包，从头做起，沿对角线切开，一片面包艺术性地叠在另一片上；然后我会烧热糖浆，再装在一个家用托盘改制的小巧的印花壶里。我要把奶油团切成某种东西的形状。就鲸鱼吧，他喜欢鲸鱼。
我在餐桌一头铺开亚麻杯垫，用手掌抚平，再配上一块穿着木环的餐巾。那可是结婚礼物。我把一个盘子放在当中，再摆开银器，退后一步欣赏。特拉维肯定会欣赏这一切。
我头痛。我头痛，我心痛，我心痛。我静静站了一会儿。这很危险，所以我走回厨房，从冰箱上的橱子里拽出一只布满灰尘的葡萄酒杯，也是结婚礼物。洗干净后，我拿出去把它放在刀的一边。我又走回厨房，从装水果的碗里挑了三只橘子。我要在他坐下之前榨好汁。
其实特拉维并不喜欢新鲜的橘子汁，但他必须习惯这种优雅，因为从今往后优雅就是方式。从今天开始。其实，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了，但革命爆发时特拉维正熟睡着。
我挺了挺身子，深吸一口气。这是第一天。今天之后会一天比一天容易。以后，我想到睡着的特拉维时，不会再有胃被攥住、扭动的感觉。
就这样。奶油。做不成鲸鱼，也做不成战舰，不过还多少有点样子。我把奶油卷放在小碗里的冰条上，端出去放在餐桌上，就放在匙羹右边。那是放奶油卷的地方吗？我肯定可以买到玛莎·斯图瓦特写的关于餐桌布置的极其昂贵的书。也许我会直接叫辆车到玛莎家。我要对她说：“我明白你是离了婚的，你看起来干得不错。”
回到厨房，我灌下另一壶咖啡。然后在一个蓝白碗里把鸡蛋和牛奶和在一起（我记起巴黎的那个小店，我们在巴黎度过了一周的假期，有一天早上我起床后站在窗前，他走到我身后，用手环着我的腰，嘴唇贴着我的后颈），我往里加了一点香草，一把糖。我在烤炉上放一个煎锅（他把嘴唇贴在我的后颈上，随后我们就回到了床上），在砧板上摊开两片面包。腕下的手移开了面包屑。不知道为什么。哦，知道了。因为面包屑太硬了。
我在桌旁坐下。站起来，又坐下。我全神贯注于呼吸，应该有用。可是，这无济于事。
我看看表。好极了，只有五分钟了。脱掉围裙，我上楼进了盥洗室。我再刷了一次牙，戴上隐形眼镜，梳了梳头发，描上眼线，抹上睫毛膏，再抹上一点红色唇膏。我竖起新毛衣领子。那也是红色的，是羊绒的。在耳后和手腕上洒上一点“喜悦”香水，也是新的。做完这些，我静静地站着，尽可能客观地审视镜子里的自己。
看起来还可以。有眼圈，这可是大事。重要的是，对特拉维来说，这可是个很棒的变化！我没穿平常那件左领上有蛋渍的旧睡袍。我衣着讲究，化了妆，随时可以出门。万事都会不同，就从今日开始。什么都会比以前好。
我走进特拉维的房间。他还睡得迷迷糊糊的，睡衣在背上高高卷起，手臂挂在床沿上。
“特拉维？”我轻轻叫他，挪开他的眼罩。“已经七点了。特拉维？”。
“我起来了，”他睡意朦胧地应一声，突然翻了一个身，眼睛睁得大大的。“什么臭味？”说着用手蒙住鼻子。
我站起来，退后一步。“香水。快穿好衣服下楼用早餐，听见吗？我做了法式烤面包。”
没有反应。
“不是冻过的，是自己做的。”求求你了，特拉维。
他站起来，抓了抓头。两绺棕色头发翘着，像魔鬼的号角。他穿一件大卫的T恤衫，他自己的睡裤。睡裤太短了，我现在才看到。不过没问题。今天我就会把它换掉。也许拉尔夫·劳伦这个牌子也有儿童睡裤。丝绸的。上面有交织字母。
特拉维又大大地打了个哈欠，搔了搔腹部。我移开眼光，这个过于男性化的动作让我感到绝望。不久前，我叫他起床时，还得绕过一堆别出心裁地堆放着的凹凸不平的恐龙、神秘的宇宙空间站、做“手术”用的工具。现在他在床底下藏了一本翻得很旧的《花花公子》。有一天等特拉维上学后，我彻底检查了他的那本《八月女士》。我很想在上面加几行字，让他下次翻看时能够读到：
亲爱的特拉维，我要告诉你，这并非一位真实的女郎。她的奶子是买来的，一点都没有自然的味道。这女人需要找份工作，而不是整天站在镜子前。如果你和她约会，很快就会对她失望。
一个关心你的朋友
“我不想吃烤面包，我要吃麦片。”特拉维说。
“你不是每天都吃麦片的嘛。”
“是呀。你明白的，因为我喜欢嘛。”
真讽刺。就像大卫。可他说话的时候微笑着。那是大卫式的微笑，一模一样。
“可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告诉他。
“怎么了？”
“等一下再说。”
“好吧。可我不想吃烤面包。”
“你为什么不试试——？”
“可——以——吗？！”
真要命。你会觉得他仿佛是在请求延迟处决。
“好吧，”我在嘴边保持微笑，让自己慢慢地走下楼梯，迈出一只脚，再迈出另外一只。我在新牛仔裤里穿了双连裤袜，我感到裤子和袜子之间的摩擦，似在质疑对方存在的权利。
我走进起居室，像烟筒似的，把收音机调到古典音乐台。啊，是莫扎特。也许不是。反正很像。也是挺出名的一个家伙。我要去什么地方上上音乐欣赏课。然后，某个晚上，和特拉维一起用晚餐前，我会问：“要威尔第的曲子？”
“这主意不错，”他会这样回答，“可吃羔羊肉时听维瓦尔第。也许更好。”
“对极了，”我会说。我那时已教会了他区别这种微妙差别。作为名人，特拉维会对他的采访者说：“父亲离开我们后，我母亲变了很多。实际上我们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我的一切都归功于我母亲。”
我从桌上撤下特拉维的盘子，走回厨房把麦片倒进碗里。太平淡了。我得在上面加点香蕉片，使它漂亮些。我拿起刀，突然有种强烈感觉涌上来。我跑到桌边，拿着刀站在那儿，竭力抑制着啜泣。不是现在。过一会儿。我突发奇想：大卫也许会改变主意。因为他也不确定他是否真要这么做。这是男人的更年期，男人更年期的早期，就是这样，他们自然而然地到了这一阶段，就像他们自然地对经前综合症有他们自己的理解，他们就是不承认。他总那样情绪化，我一直没好好听他说话，我总不愿意谈论我做错了的事。他很可能需要这样发泄一下，让他自己紧张一下——让我们两个都紧张一下——然后他就会回来，我们就可以忘记这事。男人啊！我得起来。
我从水果碗里拿起一根香蕉，均匀地切成片。感觉有手指在敲我的肩膀，我刻意不去理睬那种感觉。萨姆①？他不会回来了。
我看看手表，我又从厨房窗台上的秋海棠上摘下一朵粉红色的花，搁在盘子边上。外面，阳光灿烂。小鸟在呼唤。许多车子驶过，车窗都摇了下来，车里的人把手肘搁在窗外。
我筋疲力尽。
我走进地下室开始洗衣服。在分拣衣服时发现了一条大卫的拳击短裤，蓝色的，我把脸埋在其中，闻着大卫的味道。我抬头看到了缝纫机。我拿着短裤走过去。然后用暗线缝上短裤的拉链口。我又走过去在那堆要洗的衣物里找出大卫的几双袜子，把袜子口缝上。
我还得收拾很多大卫的衣服；昨晚他只简单整理了一下行装，好像只是去出几天差而已。我当时坐在床沿看着他，不住地想：为什么他要整理箱子？他要去哪里？为什么他要那样做，他以为在拍电影吗？我说什么才能阻止他，有什么话能阻止他呢？但是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觉得自己已经瘫掉了。最后他站在卧室门口对我说：“我会给你电话。”我居然对他挥了挥手。从卧室窗口，我看他开着车离开，在转角处冷静地打亮转弯信号灯。
我再也不能独自呆在房间里了。特拉维出去了。我给母亲打了电话，简单说了一下发生的事，让她过来等特拉维回家。然后我就开车来到大卖场，花钱，花钱，不住地花钱。
回家后我母亲向我保证，照我的嘱咐，她没对特拉维吐露过只言片语。
我钻出洗衣房，看到特拉维坐在餐桌旁，正仔细地在麦片粥里挑出香蕉。“为什么我要在外面吃？”
“好玩而已。”
“我能喝点橘汁吗？橘汁喝完了吗？”
“是的，已经喝完了。”
他起身走到冰箱前，朝里探了探头，得意地拽出一盒橘子汁。“在这儿！妈，还满满的呢！我们还有！看见吗？”
我从他手里拿过盒子，朝水槽里一倒，说道：“现在我们没有了。”
我们相峙而立。最后，特拉维开口了：“上帝啊，你怎么了？”
想一想，让我想一想。该怎么办呢？
“跟我来，”我说着，把他领到饭厅，指了指他的椅子。“快吃完你的麦片粥，可以吗？你也该走了。”
我和他一起坐下，深吸了一口气说：“橘汁的事，我很抱歉，特拉维。我很抱歉我刚才的举动。那是不对的。”
我盯着他。他眼角还有点眼屎。“擦擦你的左眼，你早上洗脸时该再仔细些。还有，听着，我不喜欢你像刚才那样叫‘上帝’。”
“你喜欢的。”他擦了擦右眼。“爸爸也喜欢。他一直都是那样叫的。”
我僵住了。最后，我说道：“特拉维，我不管谁那样叫。摸就是不行。以后别再叫了。”
“好吧。”
我靠在椅子上，吁了口气。
“出什么事了？”他又问。
“出了点事。”
“我就说嘛。”
“是的。可是我不想让你担心。我会跟你谈的，可我想等你放学后再谈会更好。”
“你是不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妈妈？”
我没有马上回答。我是要去吗？
特拉维这下开始担心了。“你怎么现在就穿好出门的衣服了？你是不是要去看医生？”特拉维念的一年级有个小孩的母亲刚刚去世。这事让孩子们非常恐慌，学校特意精心组织了一些指导课，可无济于事。
我突然踏实了。一种甜蜜的、如释重负的感觉潮水般涌来。“不，宝贝，没那样的事。没那样的事！对不起，我知道我的表现……我只不过累了。过一会儿我会跟你说的。会好起来的。”我愉快地笑着。“怎么样，喜欢这样吃早饭吗？”
“哪样？”
“……就像现在这样啊，在饭厅里，美味佳肴……”
“喜欢，我想我喜欢。我喜欢，棒极了。谢谢妈妈。”
天啊，我在干什么？我为什么要让他来照顾我？
特拉维拎起书包，晃晃肩膀，好像在心底里调整他自己。我喜欢他这个动作。
“我可以和你吻别吗？”我问他。
这是我们之间一贯的玩笑。每个早上我都这样问他，而他每个早上〔九岁后〕都会朝我做个鬼脸，可今天他却点了点头。我胃里一阵轻微的翻腾，令人难受。我把嘴唇靠近他的脸颊。他回吻我——啄了啄我的脸，然后迅速走开了。
这样看来，他已经知道了。人们说得对，孩子们总是明白的。等他放学回来，我告诉他大卫搬出去了，他会难过地点点头说他已经猜到了，而后，他的学习成绩会一落千丈。
我看着他沿着人行道朝学校走去。夹克衫的领子一边竖着。书包里装着他认真写成的稿子，写的是他对学校布置的阅读材料的观点。他刚开始发展他的个性。对于他将不得不面对的情况，他还太小了。那会对他产生太大的影响，压碎他那还非常稚嫩的乐观心态。这不公平，这太不公平了！我应该告诉大卫：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但看在上帝份上，不要遗弃特拉维；你想毁了我不要紧，可别把特拉维也给毁了。
我走回厨房，啜了口咖啡。我倒掉咖啡，把杯子扔进水槽。我再也不想看见它了。“大卫，”我叫道，轻轻地，像在祈祷。“大卫。”我再叫了一声，倚着墙哭了起来。这方法很有用。太滑稽了，这个办法太有效了。人在哭泣时释放了引起紧张情绪的荷尔蒙，哭泣就是这样发挥作用的。身体的灵敏真让人惊奇。也许没有爱我们也能过下去。我认为人们高估了爱，爱真是太难了。你可以只爱孩子，你必须爱他们，要不然你就会杀了他们。但要爱一个男人？爱被高估，也很困难，我再也不会，永远也不会那样做了。
好了。现在我要列一张单子。有很多事得考虑，很多事要做。我要走出门去，在外面坐一会儿，外面大多了，那儿没有屋檐会掉下来，掉在头上，砸坏你的脑袋。如果我想活下去。
三点半，我坐在起居室沙发上等特拉维。我打了两次盹，醒过来时神志模糊，要干什么……哦，哦，是的。
首先我要确保特拉维不会为此而自责。我相信我应该从这一点着手。我大声练习着和特拉维的对话：“特拉维，宝贝，我得跟你说几件你不爱听的事。”对了，就这样。“但是，在我说这整件事的时候，我想要你理解并记住：整件事都是你爸爸和我之间的事，是我们的决定，和你无关。你一直都很乖。”就这样。
不对，不对。我不能以坏消息开始谈话。会吓着他的。应该先说些好听的。“特拉维，你爸爸和我都非常爱你，这一点我相信你肯定明白。”不，不，那也会吓着他的。那么，说什么？“特拉维，你猜怎么了？你爸爸离开了我们，现在我们要过一种新的生活！你想不想要条狗？一条纽芬兰狗？纽芬兰狗重四百磅，你想要一条吗？”
门开了，特拉维走进来，站在门厅里看着我，和我打招呼：“你好，妈妈。”这很反常。
“哦，你好，宝贝。”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你是不是……”
“我很好。”
他点点头，径直走向厨房。
“你要干什么？”
“吃点心。你要吃饼干吗？”
“不要，谢谢。”我双腿交叉，把手放在腰间。又把腿放下。
“特拉维？”
“什么事？”
“把饼干放在碗里吃，可以吗？”
沉默。
他走进来，手里拿着饼干袋。“我用碗干什么？有袋子就可以了。我一直都是直接从袋里拿饼干吃的。”
“那样很……”很不优雅，我想说。我还要告诉他，我们要做出一些改变，生活就要发生变化了。但我说的却是：“袋子是很好。过来一下，好吗？”
他慢慢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把饼干袋递给我。
“不要，谢谢。”
“饼干好像有点瘪了。”
“特拉维。”我开口了。
“我知道，你们要离婚，”他抬头看着我，叹了口气。
我靠回沙发，微笑。
“是的，我们刚刚……”
“我是猜的。”
“你猜的？”
“是的。”
“为什么？”
他把手指放进耳朵，转动着，似乎在做一个试验。
“为什么你那样‘猜’？”
“不知道。每个人都离婚嘛。”
“不是的，并不是人人都这样。还有许许多多人的婚姻很快乐。我肯定你以后也是这样。只不过你爸爸和我决定……我们想离婚。我们打算分开住。事实上我们从……从昨晚上就开始分开了。”
“他在哪儿？”
“就在附近，住在城里的旅馆里。今天下午他给我打了电话。他晚上会给你打电话的。他让我告诉你他晚饭后会给你打电话。而且，他马上会来看你。”
“什么时候？”
“好像他没说起。他就说晚饭后。”
“我听到了。但那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是指什么时候？”
“这个……我想，我想大概是七点，就在七点，这样行了吗？”
“为什么他要住到旅馆里？”
这可问倒了我。“他……要知道，宝贝，人们决定不再一起生活时，他们需要分开一阵，好好考虑一些事。”
“但你们就要离婚了！”
“是的。”
“所以说，你们就要分开了！”
“是的，但有时候我们需要……”
“随便。我无所谓。”
他耸耸肩，看了看他的大拇指，又看了看墙壁。“没什么。”他的右腿开始抖动，我极力克制，才没有出言制止。
特拉维六岁时，有一次从游戏架上摔下来，伤了右臂。拍X光时，操作师一直叫他做某个手势，做那个手势需要弯曲手臂。特拉维一直叫着做不出来。不耐烦的操作师根据自己的要求抬起他的手臂。“你就保持现在这个手势，让我拍好片子。”我听到她对特拉维说。特拉维出来时，眼里含着泪水，一看到我就开始大哭。过一会，X光片出来了。医生发现，特拉维胳膊上，就在她碰过的地方，有一处折伤。“她抬你的手臂时，肯定弄伤了你的手臂。”医生说。特拉维严肃地点点头。他停止了哭泣。他们给了他一块暂停交通指挥牌和一个标签，上面写着：我刚做了X光。
“特拉维，这件事对你不好。你爸爸和我都明白这一点。我们也希望你能明白我们做出的这个决定和你没有任何关系。”父母离婚，他们摆脱了我！
“我明白。”
“真的明白？”
“是的。那怎么会和我有关系呢？”
“这就对了，特拉维。我们两个都非常爱你，我们会继续当你的家长。唯一不同的就是，爸爸和妈妈不再住一起了。”
“为什么？”
“这个……”有些时候，即便是在真的相爱时，人们也会分离……“因为你爸爸很自私，总是只想到自己。他抛弃了我。就这样。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不快乐。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该做什么。我真恨他。我恨他！”我蒙住嘴，哭了起来。“对不起，特拉维。”
“我要上楼到房里呆一会儿。”
“好吧，你去吧。”我胸口似乎塞进了什么东西，不住下沉，下沉。
特拉维很快上了楼。我听到他关门。明天一早，我要打电话请人帮忙。
想想，是我自告奋勇要求让我来告诉特拉维这事，并由我一个人来告诉他。我本来应该更好地了解一下情况。我不怪大卫离我而去，连我自己也想抛下自己。我想钻进另一个女人的身体。她不会在小区里迷路，她身上不会有三天之前吃的蒜味，她可以在餐馆里和大卫的客户攀谈，而不会只坐在女盥洗室的抽水马桶上从钱包里找点东西把玩。我白发丛生，脂肪也在我身上长驻，而就在上星期，我醒来时还听到自己在打鼾。我也想离开自己，可我没有办法。我上楼敲特拉维的房门。好一会儿，他才叫：“进来。”我如释重负。
第二章
每次电话一响，我就冲过去接。“喂？”我等着对方开口。从来都不是什么救星。是一个年轻姑娘问我是否愿意给芭蕾舞会赞助。今年不行，我说。接着是莫尼卡·卡普兰，问我是否可以做一打纸杯蛋糕参加十月份的蛋糕义卖会。我会做上几打，我说。接下来是母亲的电话。
“亲爱的，你得振作起来。我知道你很难过，上帝知道我了解你的心情，你得摆脱痛苦，开始约会。你还是个风华正茂的女人呢。四十二岁算什么——还是个孩子呢。”
正午十二点。我坐在厨房的桌边，眼前放着一摞邮购目录和一个空了的巧克力盒。还有一个苏格兰式玻璃杯，但我没在里面放任何东西。我把电话筒从耳畔移开，放在胸前，长长吁了口气。我重新拿起话筒。“妈，我还没有约会的打算呢。看在上帝份上，你就别说了。我根本没关心过这个。我现在只担心如何保证特拉维的……安全。”
“他是安全的，他和他的母亲在一起。当然是安全的！孩子们的适应能力真的很强。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你，特拉维现在最希望的就是你能过好自己的日子。他可不想看到你糊里糊涂地转来转去，什么也不干。你没当着他的面哭吧？你做什么都行，千万别在他面前哭。他可是看着你的样：你高兴，他也高兴。振作点，把这当成你的工作。你父亲去世时，我可没浪费什么时间。我可是马上就出门见朋友了。”
“你见的是男朋友吧？”
“是，当然是男朋友。这很自然嘛。女人需要男人，男人也离不开女人，就这么回事嘛，我可不管人家说什么。对同性恋来说可能有些不同，可说到底还是一回事。”
“……哦，什么？”
“问题的关键是，一个孩子看到他的母亲跟人约会，他会觉得他的母亲与众不同，他自然也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我可不是瞎说。你回忆一下，当年我跟人约会时，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根本没有介意，你们都很喜欢。”
我拉长话筒线，起身把巧克力盒丢进垃圾筒。“妈妈，很感激你对我的关心，真的。但我现在不想要什么建议，行吗？再说，这根本是两码事。大卫没有死。”
母亲哼了一声，说：“对我来说，他死了。”
“妈，我打这个电话，只是想问问你今天下午能否过来陪陪特拉维，要是我没及时赶回来，你给他做晚饭。你看行吗？”
“当然可以。一点半，我要去修趾甲。我会在他放学回家之前赶到。时间宽裕得很。你要去哪儿，宝贝？你听上去有点儿……你不是去看医生吧？那些人可比其他人都要来得疯狂，他们真是疯子。我认识一个女的——其实，你也许也还记得她，是路易斯·凯斯波恩，记得吗？她总是炫耀她那在我看来根本不值得炫耀的大腿，可就是她，她去看精神病医生，一个瞎吹的医生，然后……”
“我不是去看医生，我去……”真滑稽。“我去购物。”
“这就好了。那可是好消遣！把事情全忘掉，让你自己轻松一点吧！”她的语调随后就改变了，“如果大卫打电话来，我该怎么对他说？要不要我说你跟其他人出去了？”
“大卫不会打电话给我。”我告诉她。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诉你，那是因为他曾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他希望我们两个可以各自安静，一个礼拜以后再说。就是那样。他会和特拉维说话，但不会和我。”
“哦，是这样啊。”
“我真得走了。”
“没几句话就好。你是要出门去，是吧？我这儿还有张修趾甲的券，你可以在‘斯蒂芬尼’那儿转个弯，和我一起去。你不需要花钱，一分钱也不需要，连小费都包括在里面了。我知道你会觉得那很傻，不过，和你说真的啊，好好修一次趾甲对你很有好处的，会改变你整个外观。你的脚舒服了，你的人也舒服了。这一切，一张票就够了。”
“我可不这样想。不过，我还是谢谢你。”
挂上电话，我上楼穿衣服。
曾经有一次，在我和中学里的小男朋友闹翻后，母亲给我买了双踏板式凉鞋。我呆在房间里哭，她上来看我，手里晃着那双凉鞋。“看看，现在的潮流怎么都倒退了，怎么流行这种怪怪的小凉鞋？”见我没反应，她在我床边坐下，用手环着我。“怎么了？甜心？你不是喜欢黄色吗？我看黄色真是令人欢快。我敢肯定，它们在太阳底下会显出各种颜色。我可以现在就回去换。紫色怎么样？紫色可以吗？”她紧紧地挤压着我，俯身看我的脸，拭去我的眼泪，“或者粉红色？”
我和丽塔还是大学室友时，丽塔就非常平和地问过我母亲是否有点精神迟钝。我告诉她母亲只不过有点南方人脾气。那是我那时能想到的唯一解释。我现在还凑合着用这个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