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拥抱逝水年华

作者:[英] 阿兰.德波顿 余 斌




  
  读书之益
  
  1918年,普鲁斯特的情况不大妙。他已二十八岁,却还一事无成,他依然呆在父母家里,总是生病,没挣过一文钱。最糟的是,四年来他一直在努力写一部小说,到现在还没一点要写完的迹象。这一年的秋天,他继续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度假,还去了以温泉闻名的艾维昂,正是在那里他阅读并且喜欢上了约翰·罗斯金的作品,这位英国艺术批评家因其品评威尼斯、透纳、意大利文艺复兴、哥特式建筑和阿尔卑斯风光的著作而享有盛名。
  普鲁斯特与罗斯金的邂逅可说是开卷有益的一个好例。普鲁斯特后来解释说:“忽然之间,宇宙在我的眼中又重新变得美妙无比了。”普鲁斯特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宇宙在罗斯金眼中就是这样美妙,而他又是个善将他的印象化为文字的大师。罗斯金所表达者,正是普鲁斯特心中有所体悟而自己又无法道出的,在罗斯金那里,他发现他过去只是隐隐约约体味到的一些东西清晰地浮现出来,凝定成了美妙的文字。
  罗斯金向普鲁斯特展现了一个有形有色的世界,展现了建筑、艺术和自然。罗斯金激活了读者对许多事物的感受,这里只不过是其中一例——且看他怎样将一条寻常的山间溪流写得生意盎然:
  遇到高出河床三四英尺的岩石,溪流往往既不歧出也不水沫四溅,似对岩石浑不在意,依然是从容不迫,自石上平滑地流过,而水流极速,水波的表面被拉成了一道道平行的线,以致整条溪流看去如同深沉的怒海,惟一的不同是溪流的水波总是往后,海浪则是一意向前。于是遇阻遏的水流让我们领略到曼妙无比的曲线,但见它一会突起一会下陷,随着时高时低的河床优雅地起伏,呈现出种种也许唯有大自然才能产生的自在的美。
  风景之外,罗斯金还让普鲁斯特领略了法国北部大教堂的美。度完假回到巴黎后,普鲁斯特便先后走访了布尔日、沙特尔、亚眠和鲁昂。后来说到罗斯金的发蒙之功,他特别提及《建筑的七盏明灯》一书中写鲁昂大教堂的一段,在此罗斯金细致入微地描绘了教堂入口处的一尊特别的石雕像,与之相仿、比肩而立的石雕像足有好几百。这个不大的石雕像顶多有十公分高,特别处在他那苦恼、困惑的表情,他的一只手死死压着下颏,眼睛下面的脸部肌肉都挤在一起了。
  在普鲁斯特看来,罗斯金在这小小石像投注的巨大兴趣,不啻使它死而复生,重现其作为不朽艺术的神采。罗斯金懂得怎样看这石像,这才能重新赋予它生命。普鲁斯特素来多礼,这次玩笑似地对那石像抱歉自家有眼无珠,若非罗斯金指引,竟看不出他的好来(“恕我眼拙,不能从这里成千块的石头中将你发现,辨出你的形象,唤醒你的灵魂,还你以个性,还你以生命”)。
  这尊小石雕像可说是罗斯金令普鲁斯特豁然开朗的象征,所有的书对读者都可起到这样的启蒙作用,所谓启蒙,一言以蔽之,即是回到生活,从被习惯、漠视导致的麻木不仁回到生活,回到值得珍视却往往被忽略了的种种生命体验。
  罗斯金对普鲁斯特的影响太大了,普鲁斯特为更多接触罗斯金也走入了读书人传统的路径:文学研究。他将自己写小说的计划搁置一旁,成了罗斯金的研究者。这位英国批评家1900年去世时,普鲁斯特写了讣闻,其后又写了好几篇纪念文章,紧接着就着手一项庞大的计划——将罗斯金的著作译成法文。这项计划称得上野心勃勃,因为其时他几乎不会说英语,而且照友人乔治·劳理斯的说法,若是在餐厅用英语点菜,要停停当当点份羊排恐怕他都有困难。然而他成功地将罗斯金的《亚眠的圣经》与《芝麻与百合》译成了法文,不惟译文准确无误,还加了大量学术性的注释,足见他对罗斯金下的功夫之深。这项工作他简直是以一位浑然忘我的教授那样的迷狂那样的不苟在做,他的好友玛丽·诺德林格就此说道:
  他工作之勤奋令人难以置信,工作环境之糟糕却是一望而知:床上乱七八糟,尽是书和稿纸,枕头摆得到处都是,他左首是张竹子的桌子,上面堆得不能再高,根本没地方供他伏案(难怪他字迹潦草),一两个木制笔筒横陈在地板上,大约是从桌上翻下去的。
  既然普鲁斯特是这样一位出色的学者,而在小说写作上又一直没弄出什么名堂,他一定考虑过是否就此转入学术生涯。这也是他母亲所希望的。眼睁睁看着儿子在一部没指望的小说上耗废了那么多年的时光,现在发现他居然成了出色的学者,母亲当然兴奋无比。普鲁斯特不会放弃自己的志趣,不过多年后他的确表达过对母亲的判断的理解:
  我一直同意妈妈的看法,这一生我只能做一件事,而且是一件我们俩都认为极荣耀的事情,那就是成为一流的教授。
  
  阅读的限制
  
  当然,不用说我们也知道,普鲁斯特后来并未成为普鲁斯特教授,他没成罗斯金专家,或是翻译家,虽说他那么合适从事学术研究,做别的几乎一事无成,而他又那么尊重他亲爱的母亲的判断。此一事实可谓意味深长。
  他的这种保留态度极其微妙。他当然不怀疑阅读与研究极有价值,而且还力排流俗之见,以心灵的自足为他在罗斯金身上下的功夫辩护:
  平庸之辈总是会有这样的假想,接受我们景仰的书籍的引导必会导致判断力中最具独立精神的那部分受损。“罗斯金感受到什么,与你何干?发掘属于你自己的感受吧。”这样的观点起于一种错觉,但凡接受过精神训练的人必不会同意,相反,他们会感到接受大师的指引令自己的理解力、感受力大增,而他们自己的批评意识并未就此被麻痹……要唤起自己感受到的一切,将大师感受到的东西在自己心中重新创造出来,实在是再好不过的法子。此种努力让我们获益无穷,在此过程中,我们拨云见日,发现自己的思想已与大师合而为一。
  然而,在为阅读与研究的有力辩护中,某些地方却也暗示了他的有所保留。没有引起注意实则极易引起争议或批评的一点是,他认为应该为了特定的理由阅读,不是为了打发时间或是无谓的好奇心,也不是纯粹只想知道罗斯金有些什么感受,而是为了回到自我,找到自己的感受:“要唤起自己感受到的一切,将大师感受到的东西在自己心中重新创造出来,实在是再好不过的法子。”我们应该为了领会自己的感受而去读他人的书,我们应该延展的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尽管也许是某位作家的思想帮助我们达到了这一目的。因而,一种完满的学术生涯就要求我们做出判断:我们着手研究的作家在其书中表达的东西是否与我们自己所关注者相合,而且即使在经由翻译或注释去对其理解的步骤中,我们也该同时注意理解和延展其内在的一面。
  这就是普鲁斯特的命意所在,按照他的观点,要想充分意识到我们感受到的东西,光靠书本远远不够。书本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更敏感,强化我们的理解力,然而其功效毕竟有其限制,到得某一点即止步不前。这并非巧合或偶然,也不是运气不佳,而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很简单:作者不是我们。读任何一本书我们都会碰上这样的时刻:我们感到有什么东西难以接受,被误解了或是太牵强,当此之时,我们便有义务将我们的向导抛到一旁,让自己的思路自行延展。普鲁斯特对罗斯金崇仰之极,他为他的译本苦苦奋斗了六年,六年与床上散乱的稿纸、竹桌上堆积如山的书本为伴,与另一个人的词句不停地纠缠搏斗之后,他终于也口出怨言。他声称,纵使罗斯金无比高妙,也不能使他免于一再地陷入“愚蠢、疯狂、压抑、错误和荒唐。” 普鲁斯特没有转而翻译乔治·艾略特,或是注释陀斯妥耶夫斯基,这一事实表明他已有清醒的认识:他在罗斯金那里感受到的挫折并非偶然,与作者本人无关,它反映的是阅读与学术研究普遍的局限。这理由尽够了,从此他再不为普鲁斯特教授的头衔劳神费力。
  好书了不起而又美妙的特征之一即在于,对作者而言,书也许可说是“结论”,对读者而言,书则是“激发”(由此可见阅读在我们精神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书本当然重要,但也有其限制)。我们会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离我们而去之际,正是我们自己的智慧萌发之时。作者所能做的一切是激发出我们的欲望,我们却期盼他提供答案……这是阅读的价值,同时也就是它的局限。要让原本只是一种激发的事情变成一项训练,这是强使阅读扮演它担不起的角色。阅读是通向精神生活的一扇门,它可引导我们进入精神的世界,却不构成精神生活本身。
  普鲁斯特深知阅读之乐多么容易诱使人们误以为阅读就是精神生活的全部,他因此在译本前记中斟词酌句写下了几行导读性质的话:
  我们内心深处有某些我们自己不得其门而入的角落,阅读则提供了打开心扉的神奇钥匙,即此而论,阅读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令人赞叹。然而另一方面,如果它的功用不是将我们内心的生活激活,而是干脆取而代之,如果真理对我们不再是一个惟有通过自己心智的努力趋赴的理想,而只是些物质性的、存在于书页之间的东西,如同别人已停停当当酿好的蜜,我们只需举手之劳,从图书馆的书架上取下,机械地翻阅即可,那阅读就变得危险了。
  书本实在妙不可言,它帮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感受,然而正因如此,普鲁斯特认为人们很容易受其诱惑,就此将探索自己生命的任务一古脑儿全委之于书本。
  他在小说中给了个例子,正见出对书本食而不化之害。他写到一位拉布吕耶尔作品的读者,正读到《性格论》中的一段格言:
  人常想着要爱他人,却不付诸行动:他们这是自己毁了自己,即此而论,我可以这么说,他们是自己让自己的好梦成空。
  此人多年来一直在追求一个女子,想让她爱上自己,却不能如愿——其实那女子当真爱上了他,也只会令他更不幸。普鲁斯特揣想,这位可怜人由这格言想到自家生活的遭际,一定大为感动。他会一读再读,自顾自赋予格言无穷的意味,弄到它不胜负荷,这格言简直一句顶一万句,他一生中最令人激动的回忆全在里面了。它读来如此迷人如此真实,以致他满怀喜悦之情读了又读,不能自休。
  毫无疑问,这里投射了这位读者的多重经验,但普鲁斯特却暗示我们,某种程度上说,对拉布吕耶尔的思想倾心到如此地步,会让他忽略自己感受的特别之处。拉布吕耶尔的话可以助他理解自己经历的某一部分,但却不能将其滴水不漏地传达出来。要写出他在爱情上遭到的不幸,那句话不应是“人常想着爱他人”,改读作“人常想着被人爱”才合适。这里看似只有一字之差,却颇能说明问题,它说明即使是那些完美地写出了我们某些经验的杰作,也总不能将我们的感受尽皆道出。
  是故我们阅读时不可掉以经心,对书中的洞见固然应敞开心胸,却不能就此放弃自己的独特性,或是在阅读中忘却了自家情史的特异之处。
  如其不然,我们就会染上普鲁斯特断为尽信书本之病的诸多症候:
  
  症状之一:视作家为神明
  孩提时代,普鲁斯特特别爱读戈蒂埃的作品。戈蒂埃《弗兰卡斯上尉》一书中的某些句子似乎无比深刻,以致他禁不住要把作者想成一个无所不知的非凡人物,遇到什么重大问题都可以向他求教:
  我视他为真理的守护神,希望他告诉我对莎士比亚、塞蒂娜 、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西尔维奥·倍利科这些作家应如何看待……最关键的是,我希望他告诉我,如果中学一年级重读一年,对我的求知是不是更有益处。还有,我是该当外交官,还是在法庭上当律师。
  很遗憾,戈蒂埃那些灵慧、迷人的句子老是缠夹在一些读来枯燥乏味的段落当中,他会就一座城堡写上一整页,而对马塞尔的问题,诸如对索福克勒斯当如何看待,他应该进外交部还是当律师之类,他似乎漠不关心。
  就普鲁斯特日后的发展而言,或许这倒是件好事。戈蒂埃在某一领城见识过人,并不必然就意味着他在其他领域也有同样的洞见。不过这么想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某些人既然在一些问题上目光如炬,转到其他问题他们必也是最好的权威,没准他们真的无所不知。
  普鲁斯特孩提时代对戈蒂埃有诸多夸张的期待,到后来,轮到别人对他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了。有人就相信,普鲁斯特可以给出生存的谜底,人们对他抱有如此的狂想,皆由他的小说而起。《不妥协报》的报人,那些异想天开的记者,就认为要知道末日来临会是何情形,问问普鲁斯特再合适不过,他们坚信作家拥有神灵般的智慧,故而一再拿他们的问题到普鲁斯特那儿讨答案。比如,他们就认为,回答下面的问题,普鲁斯特是最佳人选:
  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您不得不以体力劳动谋生,按照您的品味、志趣和能力,您会选择干什么?
  普鲁斯特坚持说,写作说到底也是体力活,不过接着他还是给了答案:“我想我也许会当一个糕饼师。为人们提供每天生活里都少不了的面包是件值得尊敬的事。”可其实他连一片吐司也做不出来。他又写道:“你们在体力劳动和精神生产之间划出一条界线,这我可是区分不出来。手是在精神的引导下工作的。”——关于这一点,为他涮马桶的塞丽丝蒂没准会谦恭地提出一点疑议。
  普鲁斯特的答复很无聊,但还得说,问题本身就很无聊,至少对普鲁斯特是如此。何以一个能写出《追忆逝水年华》的人就一定有能力为刚被炒了鱿鱼的白领指点迷津?《不妥协报》的读者干吗要一个从未有过正经职业也不大喜欢面包的人来对糕饼师的职业高谈阔论?为何不让普鲁斯特回答他答得了的问题,干脆承认他们需要的是一位够格的择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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