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拥抱逝水年华
作者：［英］ 阿兰．德波顿 余 斌
《沉思录》的价值不言而喻，我们从中获得启示也丝毫不必惊讶。此部大作在文化史上自有其不可动摇的地位。它令我们生出此想：若是掩卷之后仍不晓其价值，应责备的不是作者，而是我们自己。当然《沉思录》的妙处我们还是看得出，因为此书所论具有普遍意义，文字引人入胜且有某种现代的简洁。“我们并非总是挑那些出身高贵者当船长，”——有一则格言这样写道。这是对世袭贵族的抗议，如今我们自不难欣赏其中的冷嘲热讽，而在帕斯卡尔的时代重门第而不重才能，此种言论真称得上惊世骇俗。帕斯卡尔在此一语双关，以航海喻政治，不动声色地讥刺了某些人仅因出身世家即能身居高位的陋规：出身贵胄者或许会反唇相讥，就算他们连乘法口诀都拎不清，到了七乘几便一筹莫展，他们命中注定还是会独揽大权，你又奈何？——帕斯卡尔时代的读者也许会惧于此等盛气凌人的声势，不敢与之争辩；但是若是有位对航海一窍不通的公爵要充船长领他们过好望角，再以类似的说词作论据，他们恐怕多半就不会逆来顺受，听之任之了。
再来看看普鲁斯特说的香皂广告吧。这离帕斯卡尔引我们进入的精神领地何其遥远！画中的长发美人喜不自胜，一念全在香皂。但见她手捧前胸，身边即是铺了软垫的首饰盒，盒中与项链在一处的，居然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香皂。
肥皂泡予人的快感当真能与帕斯卡尔《沉思录》予人的启迪相提并论？这似乎不大说得通。当然也非普鲁斯特本意。他只是告诉我们，即使微末如香皂广告者，也可成为我们沉思的起点，由此直趋深处，其所获或者不下于《沉思录》中那些已然充分表达、充分展开了的思想。此前我们不会对肥皂之类遥想深思，也许是由于因循的观念，这种观念认定思想只可见于此，不可见于彼；也许是起于心灵的麻痹，岂不知正是心灵的力量指引福楼拜将一则少妇自杀的花边新闻升华为《包法利夫人》，也正是心灵的力量令普鲁斯特在他那部巨著的开头就睡意朦胧的状态整整写了三十页。
普鲁斯特之耽于深思，我们于有关他阅读的另一事例中亦可见一斑。他的朋友莫里斯·多布雷告诉我们，当其难以成眠之时，马塞尔最喜欢读的，竟是火车时刻表。
普鲁斯特在其生命的最后八年根本不可能离开巴黎，对这样一个病人，关心圣-拉扎尔车站的火车何时发车，可说毫无意义。然而普鲁斯特不仅读，而且还读得津津有味，如同那是一部写乡间生活的引人入胜的小说。单是时刻表上外省火车站的站名，即足以引他浮想联翩，据此他能想象出一个鲜活完整的乡间世界：农舍里家庭生活的活剧，乡下官吏的胡作非为，以及田间的劳作。
普鲁斯特辩称，如此陶醉于随心所欲的阅读，正是作家的典型特征，惟真正的作家才会对那些看似与伟大艺术了不相关的东西深感兴趣，流连忘返。作家正是这样一些人，对他们而言——
不拘外省剧场一场拙劣透顶的音乐演出，或是高雅之士以为可笑之极的晚会，都能唤起回忆，且引人心醉神迷，浮想联翩，大剧院上演的大戏或圣日耳曼区举行的迷人晚宴则未必有此效果。在雅人看来，火车时刻表不过是不得已翻翻的印刷品，然而对他而言，火车时刻表上北方铁道站的站名却远比煌煌哲学巨著更有意思，这表上满是些他从小到大没听说过的地名，他喜欢想象自己在某个秋日的傍晚到了某个车站，下了火车，时已深秋，木叶尽脱，空气里弥漫着秋天清冷的气息。高雅之士不免要出言相讥：才华过人而耽读此类拉圾，真是愚不可及。
——纵使不能说“愚不可及”，也总是大悖常理吧。刚认识普鲁斯特的人，常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普鲁斯特往往会问生活中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诸如日常用品广告、巴黎到勒·阿弗尔的火车时刻表之类，但有谁没事干，尽琢磨这些不要紧的事？
1919年，年轻的外交官哈洛德·尼科尔森在里兹饭店的一次晚宴上经人介绍，与普鲁斯特相识。其时一战刚刚结束，尼科尔森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随团参加巴黎和会。他对自己的使命颇感兴趣，然而他发现，普鲁斯特对此事的兴趣较他尤有过之。
在日记中，尼科尔森记下了那天的晚宴：
一次盛宴。普鲁斯特面色苍白，脸形瘦长，胡子没刮，不修边幅。他不住地问我问题，让我告诉他会上工作是怎样进行的。我说：“是这样。通常我们是十点开会，身后是秘书……”他马上说“请别，请别，这样说太快了。从头说吧。你乘的是代表团的车。您在外交部下车。而后沿楼梯而上。接着您来到大厅。好吧，接着说。请精确一点，我亲爱的朋友，请精确一点。”于是我只好事无巨细，一一道来。什么装模作样的外交礼节，什么握手寒喧，地图，翻动文件发出的声音，隔壁房间里的茶水，杏仁饼干……总之什么都说到了。他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还要插上一句：“精确一点，我亲爱的先生，请别太快。”
“别太快”似乎是普鲁斯特的口头禅。“别太快”的好处是，当我们玩味事情的过程时，这个世界会变得更有意思。尼科尔森原本三言两语就将早上的事交待了（“是这样，我们一般十点钟开会”），现在则说到了握手、地图、翻动文件发出的声音，说到了杏仁饼。那杏仁饼尤其值得一提，它可视为普氏“别太快”之说的一个极好的象征——如果我们行色匆匆，就不可能留意到它诱人的香味。
少一点贪欲，多一点体察，放慢了脚步的我们就会变得更有同情心。再想想那位不知所措的梵·布莱伦伯格，我们提起那桩弑母案时，就会将心比心，而不是嘀咕一声“疯子”就将报纸翻到下一页。
其实这样延展思绪，不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罪案，即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大有好处。普鲁斯特的叙述者曾以无比冗长的篇幅来描述面临抉择时的优柔寡断，他不知是否应向女友阿尔贝蒂娜求婚，有时他觉得离了她自己就活不了，有时又确信自己根本不想再见到她，——真是痛苦万状。
若是在前述“全英普鲁斯特摘要大赛”中要求概述这一段，娴熟一点的参赛者不到两秒钟就可将其搞定：“年轻人不知他是否当求婚”。虽说没有简短到这地步，书中叙述者收到的那封信却也有同样的效果。此信是他母亲寄来，信中提及他在婚事上的举棋不定，首鼠两端，其措辞令他顿觉自己夸饰可笑：此前那样思前想后，分析来分析去，真是小题大做，何苦来哉。读罢此信，叙述者对自己说：
我一直在想入非非，事情其实很简单……我是个优柔寡断的年轻人，不过是个再寻常不过的结婚问题，就为了结婚还是不结婚，花上那么多时间。而对阿尔贝蒂娜说来，这事根本就没什么特别。
看来简洁的叙述也并非一无是处。我们“感到不安”，我们“想家”，我们“迁入新居”，我们“面对死亡”，或是“害怕撒手”，——就这么直截了当。如此这般，倒可直奔主题，远兜远转，大费周折，似乎显得多余。
可是事情通常并非如此简单。普鲁斯特笔下的叙述者读罢母亲的信，过片刻回头再想，就觉他和阿尔贝蒂娜间的事远不像母亲说得那么易于分解，是故他又重新回到冗长，花了几百页的篇幅将与阿尔贝蒂娜交往的前前后后细加追溯（“别太快”），结末还发了下面这一通议论：
如果置身局外，当然可将任何事都大而化之，权作报上飞短流长的花边新闻看。若是事不关己，没准我自己也是如此。但是和阿尔贝蒂娜之间发生的一切我心知肚明，至少我知道自己的所思所想，知道我从阿尔贝蒂娜眼睛里读出来的话，知道折磨我的恐惧，还有我不断就与阿尔贝蒂娜的关系想着的问题，这些全都千真万确，一样也假不了。优柔寡断的求婚者，没指望的婚约，——外人眼中，我的情形也许就是这么个老套的故事，就像一位熟极而流的记者看罢一场戏，马上就塞给我们一篇报道，以易卜生某个剧本的主题将那出戏一言道尽。但是，有些东西注定是那报道不能尽言的。
这一课有何教益？他让我们好好去品戏，耐心读报，如同那是悲剧小说喜剧小说的顶尖之作，或者，如果有必要，就花上三十页去写朦胧的睡意。如果没那么多时间，至少别学奥兰多夫的阿尔弗莱德·安布罗，法斯盖尔的玛德琳，对这二人，普鲁斯特曾下过如此定义：“忙得没功夫做手上的事情的‘忙人’，因‘忙’而总是兴兴头头，——尽管忙得毫无意义。”
四．直面痛苦
要考量某人是否有智慧，细察此人的精神与身体的状况或许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可想而知，如果他们的见解当真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从中获益的就是创造出这些见解的人。以此观之，我们不仅对作家的作品感兴趣，而且对其生活也感到好奇，岂不是顺理成章？
圣伯夫乃十九世纪极受推崇的批评家，他想必会对此种说法大表赞赏。他曾有言：
我们应就一位作家向自己出一系列的问题，只有将这些疑团一一解开，——即使只是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即使这些问题对作家的写作来说看似无关紧要——，否则我们就不能对该作家有完整的把握。这人的宗教倾向如何？自然景观对他有何影响？在女性面前他有何表现？他如何处置金钱？他是富有，还是贫寒？他在饮食上有何嗜好？日常起居如何？他有无不良记录？或者，他有何弱点？凡此种种，均与他的写作息息相关。
纵使有此铺垫，答案多半仍会令我们大吃一惊。不论作家如何才华横溢，也不论其作品如何富于智慧，他的生活很可能是一团糟，充满了种种的不谐、悲惨，乃至愚蠢。
普鲁斯特即据此反驳圣伯夫的论调，他气势颇盛地辩道：关键是作品本身，作家的生平则无关紧要。明乎此，我们才能肯定自己欣赏的确系萦萦大者（“千真万确，有些作家比他们的作品更值得称道，但那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作品算不得好书”）。巴尔扎克举止乖张，司汤达言语无味，波德莱尔压抑病态——也许都是实情，但是这些毛病未在其作品中留下任何痕迹，我们难道会因此对他们的作品弃而不观？
这样的论辩诚然足以服人，不过从中我们也不难察知普鲁斯特何以如此急于澄清该问题的个人理由：他的作品合于情理，结构精妙，常予人静谧安宁乃至不食人间烟火之感，他的生活却被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苦苦纠缠。于此也就不难明白，何以有人对发煌普鲁斯特的一套生活哲学大感兴趣，却再不会想去过普鲁斯特那样的生活。
痛苦至此，一个人当真能安之若素，毫无疑虑怨愤之意？普鲁斯特当真洞明一切，对我们说得头头是道，而依然过着一种苦不堪言的生活？他的事例真的足以驳倒圣驳夫？
对普鲁斯特而言，生活的确是一场考验，单是心理的问题就够折磨人的了。
——犹太母亲问题
普鲁斯特的母亲是娇惯儿子的典型。“对她而言，我永远是四岁小儿，”普鲁斯特夫人的娇宠儿子说。他对她以“妈咪”相称，更多的时候则唤她“亲爱的小妈咪”。
普鲁斯特的朋友马塞尔·普兰德让回忆说：“他从不说‘我爸爸’‘我妈妈’，总是仅说‘妈咪’、‘爹地’，每说起就泪眼欲滴，喉头发紧，嗓音因强忍呜咽而显沙哑，简直像个易动感情的小男孩。”
普鲁斯特夫人以一种过火的方式爱着儿子，过火到施之情人也会令其尴尬。至少就其大包大揽的做法而言，这份溺爱导致了儿子绵软的性格。她总觉得普鲁斯特离了她就一事无成。从他出生到母亲过世，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而母亲过世时，他已经三十四岁。既便如此，这位母亲仍忧心忡忡，她最担心的是，一旦她撒手而去，儿子还怎么活。普鲁斯特在母亲死后解释说：“我母亲还想活下去是因为怕我陷入痛苦，她知道一旦她不在我必会如此。我们在一起过的日子就像一场演练。她一直在教我没了她的日子我该怎样生活，……我则在不住地让她放心，说她不在了我自己会打理好一切的。”
尽管是出于爱子之心，普鲁斯特夫人的方式却未免太一意孤行了。普鲁斯特二十四岁那年，很难得的，居然有一度母子小别。马塞尔写信告诉她他的睡眠不错（他的睡眠如何，大便正常否，加上食欲怎样，构成了母子书信不变的话题）。“妈咪”大人却责他说得不够详细：“你说‘睡了好几个钟头’，这等于什么也没说，或者根本就没说到要紧的。我还得再问：
你在--------上床睡觉
你在---------起床”
普鲁斯特通常很乐意满足母亲的控制欲，总是一五一十，详细秉报（她和圣伯夫即此倒是很可以好好谈谈）。时不时地，马塞尔也会主动贡献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解手时忽然有火烧火燎的感觉，让你不得不打住，过会儿再尿，这样的情况一刻钟里就有五六次。你问问爹地，这是怎么回事。我这些天啤酒喝得没边没沿，小便不畅是不是由此而起？”这是他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嘀咕的。当是时也，“爹地”六十八，“妈咪”五十三，他本人则已经三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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