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幸福的建筑

作者:阿兰·德波顿




  弗洛伊德在他一篇题为《论无常》(1916)的论文中曾忆起他跟诗人里尔克一道在白云石山脉散步的情景。那是个优美的夏日;鲜花盛开,颜色亮丽的蝴蝶在草地上翩翩起舞。这位精神分析学家很高兴来到了户外(整个星期都阴雨不断),可是他的同伴走起路来却垂着头,眼睛盯着地面,整个远足自始至终都沉默寡言。并非里尔克对身边的美景视而不见;他只是对世间万物都是多么短暂无常无法释怀。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他无法忘记“这所有的美景注定要湮灭,冬天一到它就荡然无存了,就像所有人类的美以及所有人类所创造或可能创造的美一样。”
  弗洛伊德却很不以为然;对他而言,只要具有爱任何美好事物的能力,不论它有多么脆弱,都是一种精神健康的证明。不过里尔克的思维方式,虽说不易达到,却清楚地表明了美的稍纵即逝、短暂无常对于那些完全献身于美的人士而言,是多么心有戚戚、黯然神伤。这种天性抑郁的爱美狂能在窗帘样品下面看到虫蚀的小洞,刚看到计划就预见到破产。他们会在最后一刻取消跟房地产经纪的约会,因为意识到那幢已经出价的房子,以至于整个城市甚至人类文明本身都将毁灭坍塌,碎砖残瓦上将爬满蟑螂。为了不愿眼睁睁看着他们热爱的对象慢慢分崩离析,他们会宁肯租个房间或住在桶里。
  在极端状态下,对建筑的狂热也可能使我们变为爱美狂和偏执狂,以博物馆警卫的警觉看着自己的房子,在每个房间里巡逻找寻污迹,手里拿着块湿抹布或是海绵。这些爱美狂别无选择,只能放弃小儿女的陪伴,而且在跟朋友们聚餐时只能不理会大家的谈话,为的是集中精力注意看是否有人会靠到墙上无意中在上面留个头印。
  以一种健旺的精神拒不赋予几个偶然的污点真正的意义是令人愉快的。不过,爱美狂们也迫使我们认真考虑一下:幸福有时候是否并不在于有没有一个指痕,在某些情境下美和丑是否并非只有一线之隔,单单一个痕迹是否并不能毁掉一面墙,一处错笔是否并不能毁了一幅风景画。我们应该感谢这些敏感的心灵以一种戏剧化的诚实为我们在诸多相互冲突的价值中指明真正的对立:比如,对优美建筑的依恋与对多子多福、关爱有加的家庭生活的追求。
  古代智者们建议我们不要将我们的期望值建立在任何有朝一日可能被熔岩吞没或被飓风掀翻,可能被巧克力污迹毁掉或是能吸葡萄酒渍的东西之上,实在称得上聪明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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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在创造幸福的能力方面——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建筑正端赖于此——也极不稳定,这又是其复杂性的表现。一幢迷人的房子有时可能会使昂扬的情绪更上层楼,可在很多情况下哪怕是最宜人的环境也无法驱散我们的悲伤或厌世。
  哪怕我们正站立的楼面是由天涯海角的采石场进口的石料砌就,哪怕精雕细琢的窗框漆成凝神静气的灰色,我们仍可能感到焦虑和妒忌。我们内心的节拍器可能对工人们费心劳力建造的喷泉或培育的一列整齐对称的橡树毫无感应。我们在一幢杰弗里·巴瓦或路易斯·卡恩设计的房子里也会陷入小气的口角并以离婚威胁告终。房子会邀请我们以我们自觉无力唤起的情绪进入其间。最高贵的建筑有时候也不如一次午睡或一片阿司匹林对我们更管用。
  那些耗费终生的精力力图创造建筑之美的人士只会再清楚不过地认识到他们的努力不过是徒劳。约翰·拉斯金在对威尼斯的建筑进行过一番巨细靡遗的研究后,在一阵抑郁的彻悟中不得不承认,事实上没有几个威尼斯人似乎因他们居住的这个城市而得到提升,而这也许堪称世上最美丽的城市画卷。沿着圣马可教堂(罗斯金在《威尼斯的石头》中将其描述为“一本国教祈祷书,一本巨大的插图本弥撒书,用雪花石膏而非羊皮纸装订,用斑岩柱子而非珠宝装饰,里里外外用珐琅和黄金的字母写就”)一路下去,他们泡在咖啡馆里,看报,晒日光浴,相互斗嘴和扒窃,而高居于教堂的屋顶,“基督和天使的塑像正俯视着他们”,只可惜谁都不会在意。
  建筑因为赋有一种既不可靠又经常是无以名之的力量,它将总是拙劣地跟对人类资源的实利主义要求相竞争。要想证明拆毁并重建一条鄙陋而又耐用的街道物有所值该有多么困难。在面对更加切实的各项需要时,不得不为了矫正一根扭曲的路灯柱子或是重装一个不相搭配的窗框而进行辩护该是多么尴尬。美丽的建筑丝毫不具备一种疫苗或是一碗米饭那种毫不含糊的益处。其建造与否由是也决不会成为政治上的主导事件,因为即便整个的人造世界通过不懈的努力和牺牲都能以圣马可广场为摹本,堪与其比肩,即便我们剩余的人生都在圆厅别墅或是“玻璃屋”中度过,我们仍经常难免精神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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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的房子非但当不得幸福的保证人,它们还因为不能提高居住于其间的住户的品格而遭致诟病。
  似乎有理由假设人们具有某些他们喜爱的建筑所具有的品质:如果他们敏于感受用不规则凿切的石块和浅色灰泥筑墙的古代农舍,如果他们能欣赏烛光衬着手工装饰的地砖的表演,我们就有理由期待他们也能被顶天立地满架图书、散发出一种甜兮兮的尘土味儿的图书馆所吸引,他们就该满足于躺在地板上追寻一条复杂精细的土库曼地毯打结花边的来龙去脉,然后他们就将懂得什么是耐心和稳固,温柔和甜蜜,智慧和世故,怀疑和确信。我们会期望这样的爱美狂将致力于使他们的整个人生充满他们珍爱的对象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
  不过,不论在理论上讲美与善之间具有怎样的亲缘关系,不可否认的是,在实际中,农舍和小屋,大厦和河畔公寓都曾接待过无数暴君和凶手,虐待狂和势利小人,接待过对他们所处环境与他们的生活表现出来的品质间的分裂令人齿冷地漠不关心的各色角色。
  中世纪虔诚的绘画可能会力图提醒我们想起悲哀和原罪,它们可能试图将我们拖离傲慢和世俗追求并在我们面对生活的神秘与艰辛时适时地将谦卑施与我们,不过在仆役长们传递小食品以及屠户们策划他们下一步行动时,它们虽就挂在起居室里却不可能提出抗议。
  建筑可能蕴涵诸多道德意义;它只是没有权力强制推行。它只能提供建议而非制定律法。它更多地是敦请而非命令我们仿效其精神,而且无法防止它本身被误用。
  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心胸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失败而归咎于建筑,并尊重它们只能微妙暗示出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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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建筑的疑虑说到底可能会集中于其声称具有的价值中实际上有多少属实。对优美建筑物的尊崇似乎并非一种我们将幸福的希望寄托其上的强烈渴望,至少在跟我们解决一个科学难题或是坠入情网,聚敛财富或是发动革命这样的结果导致的感受相比之时。这个领域成就甚少,耗费资源又太多,倘或真正深切关注这么一个领域,必然会使我们对人类竟然对其这么缺乏热情感到不安甚至有些丢脸。
  在其徒劳无益方面,建筑跟园艺的老一套差堪比拟:对门把手或天花板装饰线的兴趣并不比对玫瑰或熏衣草花期的关切更可笑。断定人类必然还有更伟大的事业值得奉献自我是可以谅解的。
  不过,在碰到某些困扰了情感以及政治生活的更加苛酷的挫折之后,我们对美的意义,对于完美之岛的评估也许可以更加宽容一些——在其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我们一度希望能够永远拥有的理想之回响。生活也许不得不在我们能够开始恰当地欣赏其更加微妙的献礼之前,将自身的某些真正的悲剧性色彩展示给我们,不论是以挂毯还是科林斯柱式,是以板岩地砖还是一盏灯的形式呈现。它不太可能表现为相爱的年轻夫妇,他们不会欣赏一堵风雨侵蚀的砖墙或是通向门厅的一道倾颓的楼梯栏杆,对这类受到限制之美的漠视正是可能获致更加发自内心的、确定性的幸福这一乐观主义信念的必然结果。
  也许只有在我们已经在自己的生活中烙上了无法抹去的印记,一直人到中年都壮志未酬或痛失爱人之后,建筑才会开始给予我们某些货真价实的影响,因为当我们说到被一幢建筑“感动”时,也正是暗示一种由化身为建筑结构的高贵品质与我们明知存在这一品质的更悲哀更广阔的现实之间的对比产生的一种苦乐参半的感情。我们因看到美而导致咽喉中升起哽块,是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它使我们体会到的这种幸福实在只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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