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幸福的建筑

作者:阿兰·德波顿




  渴望牢记不忘赋予了我们为不论是活人还是死人树碑造屋的理由。正如我们为了纪念失去的挚友亲朋树起坟墓、纪念碑和陵寝,我们同样也为了帮我们记起我们自身重要却易逝的部分建造并装饰起建筑物。我们家里的绘画和座椅与旧石器时代巨大的坟堆具有异曲同工之意,不同之处仅在于它们的大小适合我们的日用和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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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时也会自觉惭愧地渴望为了在他人面前吹嘘自夸而造一个家。不过说到底,只有在我们自身最真实的部分就是极端利己的情况下,我们才会真正因为想炫耀而去创造我们的家。相反,在其最真实的意义上,建筑的冲动是与对交流与纪念的向往联系在一起的,那是一种经由一种记录而非文字向世界宣称我们是谁的向往,使用实物、颜色和砖块的语言:是一种让别人知道我们是谁并在这个过程中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忘记的渴望。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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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5年,威尼斯市委托画家保罗·韦罗内塞为总督宫的大厅——议政厅画一组新的天顶画,议政厅是总督审议政事以及接见权贵与各国使节之处。
  完工的作品是以寓言形式对威尼斯政府的一次盛大歌颂。在中央嵌板上,韦罗内塞将威尼斯描画为一位庄重美丽的海洋女王,由两位侍女陪侍左右,一位代表正义(手持一对天平),另一位代表和平(她用皮带拴住一头睡眼惺忪、毫无凶相的狮子——以防万一)。周边环绕的较小的嵌板上描绘的是威尼斯辅助性的美德。“温柔”表现的是一位年轻的金发美女,膝头上靠着一头温顺的羔羊。她旁边是“忠诚”,一位浅黑肤色的少女爱抚着一条圣伯纳德犬的脖颈。这两幅画对面是“繁荣”,由一位面色红润、稍嫌丰满的女性代表,身着低胸礼服,拿着一只满溢出苹果、葡萄和橘子的丰饶角。对着她的是“节制”,画的是一位头发束起、露出一边乳房的健美少女冷冷地微笑着拔掉一头凶相毕露的老鹰(代表的可能是土耳其或西班牙人)的羽毛。从韦罗内塞的天顶画看来,威尼斯共和国简直没有丝毫非正义、和平、温柔和忠实的影子。
  1566年,一位名叫卡农·保罗·阿尔梅里科的学者、朝臣外兼商人邀请韦罗内塞的同代建筑师安德列亚·帕拉弟恩为他在距威尼斯只有数英里之遥的地方建一幢乡间别墅,供他及其家人逃离政治阴谋以及在共和国水域发生的地方性疾病避居之用。帕拉弟恩对于古罗马的建筑如何能完美地体现其社会的理想——秩序、勇气、自我牺牲以及尊严——极为感佩,他想通过自己的设计发扬一种堪可与之比肩的文艺复兴意义上的高贵品性。他1570年的著作《建筑四书》的标题页将通过一幅寓言性的版画将这一说教性的雄心表现得清清楚楚:两位代表建筑的少女向美德女王行礼致敬。圆厅别墅平衡和谐的正立面,帕拉弟恩为阿尔梅里科构思的这幢宏大的府邸,看来就是这一理想在地上的实现,在威尼托阳光明媚的平原上,日常生活中的争斗和妥协都被平衡和明朗所征服和取代了。沿着别墅的三角墙和楼梯树立着一系列真人大小的雕像,由雕塑家罗伦佐·卢比尼和詹巴蒂斯塔·阿尔巴纳斯创作,均取材于古典神话。别墅的主人在读罢几章塞内加或审查完黎凡特来的合同后,可以步出露台透一口气,抬眼就能望见商业的守护神墨丘利,智慧之神朱庇特或是女灶神维斯塔——他会由衷地感觉,至少在他的乡间别墅内,他内心最推崇的那些德行已然通过石雕得到了持久的颂扬与表现。
  自帕拉弟恩的时代以降,而且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他的榜样,建造反映屋主理想的住宅成为整个西方建筑业压倒一切的雄心。1764年,英格兰首席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派罗伯特·亚当负责统筹改造他位于汉普斯特德·西斯、俯瞰伦敦的宅邸肯伍德的图书室。在亚当的指导下,这间图书室变成了对这位英格兰最高法律权威性格的一次美轮美奂的祝圣仪式。满架的希腊罗马哲学和历史经典,华丽的天花板嵌入一个寓言性的椭圆部分。其上的花饰名为“荣誉与欲望之间的赫拉克勒斯”,展现的是一位年轻的希腊英雄,显然就是曼斯菲尔德本人的化身,在到底是将生命献给快乐(以三位秀丽的少女为代表,其中一位还露着丰满的大腿)还是为了崇高的公民事业献身(以一位指向一座希腊神庙的战士为化身)之间委决不下。不过观者一望之下都会理解为公民事业肯定胜出——虽然画作本身以熟练的意大利式肉感色调出之,似乎在暗示少女那边更有吸引力。天花板的另一部分展现的是“正义拥抱和平、商业和航海”(像是一次众所期盼的重聚),壁炉上挂的是大卫·马丁画的曼斯菲尔德勋爵肖像,画家选择——或者被授意——将其表现为倚靠着所罗门(以色列最具智慧的王)圣殿,受到上方荷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故事大师)胸像赞许的注视,右手握着一卷打开的西塞罗(最高贵的演说家)。俨然是位集圣经、希腊和罗马智慧于一身的完人。
  大约六十年后,距此以南不过几英里处,一家旨在为“科学、文学、文科或公共领域的杰出人士”服务(俱乐部手册上的表述)的协会——伦敦雅典娜俱乐部的会员为自己在帕码街修建了一幢新会所。俱乐部会所整整三面的外墙环绕着一条长约两百六十英尺的檐壁,由雕塑家约翰·海宁以埃尔金大理石雕塑为原型雕刻出众多古典人物造型。这些人物正在从事的都是会所里面的那些英国绅士们感兴趣的雅典人的活动:歌唱、阅读、写作和演讲。俱乐部的正门上树立着一尊巨大的镀金雅典娜雕像。这位工艺与智慧女神高傲地俯视着帕码街,决意让所有途经此地之人明白里面的会员是何等样人,有何等样之趣味。在距浅薄的皮卡迪利商业中心仅数米之遥的地方,这家协会以其全副的外貌清楚地表明其高墙环抱中的会员完全可以跟黄金时代使雅典盛名远播的希腊人等量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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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彩绘的天花板和雕像,站在这些宁芙和诸神的寓意面前,我们的目光忍不住会变得呆滞或干脆转开。自十六世纪一直到十九世纪,在众多国家的建筑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想化风格实在是让我们觉得既沉闷又伪善。
  我们很难对理想化的建筑与出资修建这些建筑及住在里面的现实之人之间经常性的巨大反差视而不见,更别说是体谅了。我们明知不管韦罗内塞是如何表现的,威尼斯实际上在不断地逃避总督宫议政厅天花板上的那些少女鼓吹的诸多美德。我们知道她买卖奴隶,罔顾贫民,挥霍资源而且残酷报复敌人。我们知道这片“至宁国土”画的是一回事,干的却是另一回事。我们也知道,还没等帕拉弟恩的别墅完工阿尔梅里科家族就已身败名裂,而且其承继者卡普拉家族也并未更多地享受到商业与智慧诸神的恩典,他们似乎都在别墅的房顶上嘲笑这个家族的勃勃野心呢。说到那位曼斯菲尔德勋爵,也远未能融会西塞罗、荷马和所罗门的天才,其实是个典型的十八世纪中叶的律师,残酷无情,人性浇薄并善于将其卑鄙的本能隐藏在对经典著作的寻章摘句中。至于雅典娜俱乐部,其会员的大部之所以加入此俱乐部纯粹是为了社交的便宜好处,还有就是歪在真皮扶手椅上消磨掉一个个白天,望望屋外的雨滴,吧嗒吧嗒地大嚼婴儿食品,把家庭整个抛在脑后,如果说他们像伯里克利的同侪,那么皮卡迪利简直就是雅典卫城了。
  跟我们这些理想主义的先辈相反,我们更乐意以我们对现实的兴趣而自傲。我们珍视的恰恰是那些将玫瑰色的理想抛诸脑后,并能忠实地适合我们的现实环境的艺术作品。我们推崇它们是因为它们向我们揭示了我们是谁,而非我们希望是谁。
  然而,理想化的艺术观念为什么会如此反常而又如此脱离现实也值得深入探究。我们可以探究一下为什么在前现代时期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艺术家之受到欢迎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创造出丝毫没有日常瑕疵的风景、人物和建筑。我们也可以问一声为什么艺术家们争着要描绘比任何真实存在的公园都更具田园牧歌风味的花园和林间空地,他们为什么要把大理石的嘴唇和脚踝雕刻得比流淌着真正血液的嘴唇和脚踝加倍地诱人,为贵族和王室成员画的肖像为什么显得比他们本人远为聪明和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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