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幸福的建筑

作者:阿兰·德波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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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文艺术的理想化影响之下建造的建筑也可以被视作一种宣传形式。这是个挺让人警觉的词,因为我们倾向于认为高级艺术应该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纯粹因其本身的原因受到赞美。
  然而,对于任何教义或成体系的信仰的宣扬都可以是“宣传”,其本身应该不带有负面的含义。当然,这种宣扬实际上大部分服务于可耻的政治和商业目的,可这只是历史的意外,错不在这个词身上。一件艺术作品,只要它通过其各种资源引导我们走向某种东西,只要它试图对我们施加影响,使我们敏于、乐于对任何目标或理念产生好感,就都成了一件宣传品。
  按这种定义来套,几乎没有哪件艺术作品能逃得了宣传品的嫌疑:不光是表现苏联农民宣布他们的五年计划的宣传画,还有描绘豌豆和有光泽的碗的油画,椅子以及加利福尼亚沙漠边缘钢铁和玻璃的住宅。明显有悖常理地为所有这些东西都贴上相同的标签,只会起到强调所有有意创造出来的物品的指示性层面的作用,而这些物品更重要的是因其暗含的品质引得观看者去模仿并进而参与、分享这些品质的。
  从这个角度说来,我们如果聪明的话就该不再强求将宣传的意图一股脑根除这个不可能的目标,转而尽力使我们周围充满可敬的正面例子。艺术能指导我们行动这一观念中并无任何值得悲哀的东西,只要它向我们指出的方向有价值就行。理想主义的传统理论家们在坚决主张艺术应该努力促成行动的产生方面坦率得令我们一新耳目——更重要的是,艺术应该努力促使我们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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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凝神关注一样理想的艺术品时可能导致的一个令人困惑的结果是:我们会心生感伤。我们观照的对象越是美丽,我们的感伤就可能越是深沉,所以当我们站在彼得·德·胡赫的一幅描绘一个面容灰暗的小男孩勤勉地给母亲拿来几条面包的画,或是小约翰·伍德在巴思建造的新月楼前的时候,我们甚至可能忍不住热泪盈眶。
  我们的感伤并不灼热,而更像是一种欢欣与忧郁的混合:因我们所见的完美欢欣鼓舞,又为意识到我们邂逅此等完美的机会是何等可遇不可求而忧郁不已。完美的对象烛照出我们周围环境的平庸呆滞。我们由此回想起我们对尽善尽美的想望,也由此认识到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不完美。
  彼得·德·胡赫画中的形象与皇家新月楼的曲线通过它们展现给我们的对比激发起那些能更经常地使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的情感。母亲温柔的态度与儿子满怀信任与责任感的表情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玩世不恭和生硬唐突。而皇家新月楼则以其全副庄严的尊贵烛照出我们众多野心琐细而又混乱的本质。这些艺术作品之所以能触动我们,正因为它们不像我们却又像我们期望自己成为的模样。
  基督教哲学家们一直以来对由美引发的感伤特别敏感。“当我们企慕有形之物的美时,我们当然体验到了欢欣,”中世纪思想家圣维克托修道院的于格论道,“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体验到一种极端惆怅之感。”宗教将这种感伤解释为我们将美好的事物认作了我们曾在伊甸园中享受过的完美无瑕生活的象征,这种解释虽在理智上令人难以接受,但在心理学上却令人兴味盎然。虽然我们有朝一日可以在天堂重续这种庄严的存在,但亚当和夏娃的原罪已剥夺了我们在地上享受这种生存的可能。这样,美就成为神圣的片段,看到它就会因唤起我们的丧失感与对我们不得其门而入的生活的向往而令我们感伤不已。那些写入美好事物的特质来自于上帝,而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深陷罪恶的世界中,离他如此遥远。不过因为艺术作品有足够的有限性,而其创造者付出的心血又足够伟大,所以它们可以达到一种人类通常无法企及的完美程度。这些作品就是我们仍然渴望达到的善的苦乐参半的象征,而这种善又是我们经由自己的行动或思想极少机会能够接近的。
  即便将神学成分剥离,这个故事仍能帮助我们解释我们在邂逅迷人的对象之际所感受到的悲哀之情。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正处在苦恼期,坐在一幢乔治王朝风格的市政厅的接待室里等待一次会晤。他对手边的杂志兴致全无,此时他抬头望向天花板,意识到在十八世纪的某个时期,有人不辞辛苦地设计出一种复杂而又和谐的造型,由联锁的花环构成,用白、瓷绿和黄色混合绘制。那个天花板就像个宝库,它集中的那些品质正是那个人所梦寐以求的:它看来既好玩又严肃,既精微又明朗,既整饬又自然。虽说当初建造天花板的委托人想必跟他一样地实用主义,可是它却具有一种意味深长又不动声色的甜蜜可爱,就像一个孩子的脸上绽放的微笑。与此同时,这个人认识到那块天花板包含着他所没有的一切。他被卷入了他无法解决的职业困境,他一直觉得疲乏不堪,他脸上刻着酸楚的表情,而且他已经开始无节制地冲着陌生人大呼小叫——他只觉得身陷痛苦之中。那块天花板就是那个人真正的家园,而他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当一位助理走进房间引他去会面时他眼中满是泪水。
  此人的伤感向我们指明了一项附带的权利。或许在我们的生活最成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最容易接受美的事物。我们最消沉的时刻反而为建筑和艺术提供了最佳的入口,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对理想品质的渴望才最为强烈。面对一间阳光洒满混凝土与木头构成的广阔空间的洁净空房间,最易受到感动的并非极有条理、一丝不乱的心灵,渴望生活在由罗伯特·亚当设计的市政厅天花板底下的也不会是个满怀信心、把一切事务整理得有条不紊之人,这样一个人可能连一滴眼泪都不会为之倾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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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说看到一样美丽的事物自然的反应就是想买下它,我们真正想的可能并非拥有我们觉得美丽的东西,而是想永久占有它所代表的那些内在品质。
  拥有这样一件物品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想吸收的那些它所暗含的美德,不过我们不该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占有了它,那些美德就会自动或不费吹灰之力地在我们身上产生奇迹。一心想买下某样我们认为美丽的东西,事实上也许恰恰是应付它在我们内心激起的向往的最不适宜的办法,这就正如一心想跟我们心仪的某个人睡觉也许是对爱的情感最愚笨的反应一样。
  我们寻求的,在最深刻的层次上讲,是在内心去模仿那些通过它们的美打动了我们的物品和处所,而非在物质上占有它们。
  
  理想为何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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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西北边一个破败角落的一家古董店。外面,救护车的嘶鸣暗示了一桩以凶杀解决纠纷的惨剧,警方的直升机在头顶上盘旋,还有些穿着不相配袜子的人在街上行进,一边向漠不关心的路人宣布千僖年灾难的降临。
  不过对于这家店铺而言,“古董店”的称号未免显得言过其实了些。这里可没有旧皮子的味道,也没有戴着半月形眼镜的店员;它倒更像是执法官存放没收物品的库房或废品旧货栈。这是个众多物品在被拉去充当填埋垃圾之前最后一次期望能吸引一点注意的地方。
  店里的一个角落竖着一样面容愁惨的物品,是一个带有球状两翼、两扇凸窗、科林斯式支柱还有一个金边镜子的餐具柜。这个物件的抽屉虽说还能用,而且末道漆竟然奇迹般地完好无损,它的标价却更接近劈柴而非一样家具了,因为这样东西实在太俗丽太丑陋了,即便是最宅心仁厚眼睛最近视的人也不可能视而不见。
  然而,这个餐具柜肯定曾承受过多少珍爱啊。在里士满或温布尔登某幢宽敞的房子里,应该有个女仆每隔几天就给它掸尘。也许还有只猫在走进起居室之前在它身上蹭蹭尾巴。该有整整一代人骄傲地在这个柜子上摆放圣诞节的布丁、香槟和斯第尔顿楔形奶酪。可是如今,在这家店铺的角落里,它满怀的辛酸抵得上一位年老色衰被放逐的俄罗斯公爵夫人,跟所有肯于倾听的耳朵讲述她芳龄十七时的绝代姿容——虽说她讲述的时候满嘴的酒气和绝望。
  发现事物的美丽自然而然地会引导我们想象我们将始终忠于我们的情感。可是设计与建筑的历史对我们趣味的忠诚却几乎无法提供任何担保。这个餐具柜的命运就浓缩了数不胜数的大厦、音乐厅和椅子的命运。我们对于美的模糊观念一直不断地在克制与豪华、乡村与都市、阴柔与阳刚这样的两极风格间摇摆——由此导致我们在每次趣味转向时都无情地将众多物品扔到旧货店里了其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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