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遗产
作者：菲利普．罗斯
我侄子塞斯开车带我父亲到密尔本去看神经外科医生梅耶森，他在郊区有诊所。之所以让父亲去那儿而不是去纽瓦克大学附属医院，是因为我得知梅耶森医生在医院的办公室就属于肿瘤科，要是送父亲去那儿，他会以为自己得了癌症，哪怕他还没有接受诊断，甚至不知道自己有一个瘤。现在这样他就不会吓得魂不守舍，至少暂时不会。
我当天傍晚打电话给梅耶森医生，他告诉我，像我父亲这样位于前脑干的肿瘤，良性的可能性有95%左右。他认为这个瘤已经长了十年，但我父亲最近的面瘫和右耳聋，表明"在较短时间内，这个瘤会急剧恶化。"不过，现在动手术切除还是可行的。他告诉我，手术的成功率有75%，也有10%的病人会死在手术台上，剩下的15%要么手术后不久死掉，要么进一步恶化。
“要是手术成功，”我问，“要多长时间康复？”
“会很困难。”他得在康复医院里呆一个月——也许要两到三个月。”
“换句话说，那会像在地狱。”
“是很难熬。”他说，“可不采取任何措施只会让他更难熬。”
我不想在电话里把梅耶森的诊断告诉我父亲。第二天早上九点左右，我打电话给他，说要去伊丽莎白市看他。
“这样看来，情况很糟吧。”他说。
“等我开车过来，我们坐下来谈。”
“我是不是得癌了？”他问我。
“不，你没有癌。”
“那是什么？”
“你再忍耐一小时，到了就把情况详细告诉你。”
“我现在就想知道。”
“我一小时后就到——要不了一小时。”我说。我相信不管他怎样担心，让他等着，要好过我在电话里直接告诉他情况，让他孤零零地坐着在惊吓中等我到来。
考虑到即将执行的任务，以下事实也许不足为奇：我开车从伊丽莎白的收费公路出来，在出口的岔道，我忘了开上直接通往几个街区之外我父亲公寓的北方大街，而是在一条新泽西州高速公路的延伸段停了下来。路右边的一两英里之外，就是我母亲七年前安葬的墓地。我不相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指引我，但看到自己能从曼哈顿开了二十分钟车来到这里，还是很吃惊。
这墓地过去我只来过两次。第一次是1981年她下葬那天。第二年我带着父亲来扫墓。两次都是从伊丽莎白开车过来，而不是从曼哈顿，因此我以前并不知道收费公路能通到墓地。要是那天真想开车去找墓地，我很可能在通往纽瓦克机场、纽瓦克港、伊丽莎白港错综复杂的岔道间迷路，然后回到纽瓦克市区。不管有意无意，我原来并不想找那墓地，但在即将让他知道有一个肿瘤可能要他命的这个早晨，我确确实实从曼哈顿的宾馆，沿着可能是最近的路线，来到了我母亲的墓和旁边那片将来埋葬我父亲的墓地。
除非绝对必要，否则我原本不想让父亲多等片刻，可到了这儿，我没法像什么不寻常的事情都没发生似的继续赶路。我没想到会在这个早晨来到这里站在母亲的墓前，来了解什么新鲜事儿，也没想到要以回忆母亲的方式来安慰自己，给自己打气，或者为帮父亲熬过痛苦做好准备；我没料到，看到母亲墓旁留给父亲的墓地，我就被重重地击倒了。这次开岔车道的意外将我带到了这里，而我走出汽车、踏进墓地找到母亲的墓后所做的，就是向着它那驱使我来的力量鞠躬。曾经活着的母亲和其他逝者也是在一种强大的力量驱使下，被带到这里。
我发觉在墓前时，每个人的心思多少有些相似。抛开文采不谈，这种心思就跟哈姆雷特面对郁利克（注：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五幕，哈姆雷特在墓地中看到宫廷小丑郁利克的骷髅，想起 “他曾经把我负在背上一千次”，这个陪他玩耍的弄臣如今也落得这副模样，很是感慨。）的头颅陷入的沉思差不多。你似乎想不出跟“他曾经把我负在背上一千次”有所不同的感叹。墓地通常会让你觉得，你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是何等狭隘和陈腐。哦，你可以试着对逝者说话，如果你觉得有用；你可以像我在这个早晨这样开口说：“啊，妈……”但是，如果你已经说了不止一句话，你就不会不知道，那样还不如对着正骨医生办公室里挂着的脊椎骨架说话。你可以向逝者允诺，可以告诉他们新鲜事儿，请求他们的理解、原谅，争取他们的爱——或者你可以用另一种积极的法子，拔拔杂草，擦擦砾石，抠摸掉墓碑上刻字的尘灰；甚至可以弯下身，把手放在他们遗体的正上方——触摸着土地，他们的土地，你可以闭上眼，回想他们和你在一起时候的样子。但是，这些回忆无法改变什么，比起你十分钟前驾车的时候，他们离你似乎更遥不可及。如果墓地里没有人注意你，为了让逝者显得不仅仅是逝者，你可以做些颇为疯狂的事情。但即使你做了，并且渐渐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你还是得告别他们而去。至少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墓地所能证明的，并不是逝者仍与我们同在，而是他们已离我们远去。他们远去了，我们还没有。无论你怎样难以接受，这都是容易理解的根本事实。
2．妈咪，妈咪，你在哪儿啊，妈咪？
对于我父亲这样在贫困线上长大、为了让家人有一个虽然简朴却也安定的家而卖命工作了约莫四十年，对炫耀性消费、摆阔、奢侈从没一点点兴趣的人来说，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给他的退休金，足以让他过着在他看来自在而恰当的简朴生活。除了已经领了二十三年的退休金，他还有社会保障金，另外还有大约八万美元活期定期存款、市政公债等积蓄的利息可用。可气的是，虽然他经济情况如此殷实，上了年纪反而很不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每当两个孙子缺钱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掏钱送他们丰盛的礼物，自己喜欢或者需要的东西却不买，总要不可理喻地把钱省着存起来。
更气人的一种节约措施是他不肯自己买《纽约时报》。他很崇拜这份报纸，喜欢从头到尾地读完它打发整个上午。现在他自己不买，整天等着大楼里哪个舍得花三十五美分买一份的人看完以后传给他。他也不再买《明星记事报》，这份十五美分的日报和已经倒闭的《纽瓦克新闻报》，是打我孩提时代起、它还名叫《明星鹰报》的时候他就一直看的报纸。他还不肯留用每周一次打扫卫生的保姆，过去，她常帮我母亲洗衣服、收拾房间。现在这个女人一个月来一天，剩下的时间他自己打扫。“不然我干什么呀？”他问。可就凭他那样儿——一只眼睛几乎瞎了，另一只眼睛白内障加剧，身体再也不像他乐于想象的那样灵活敏捷——就知道随便怎么卖力，他干的这活儿也实在糟糕。洗手间有臭味，地毯很脏，要是不贿赂一下卫生检查员，恐怕没有哪样厨具的卫生状况会通过验收。
这是一套装修舒适、相当普通的三居室公寓，装修得不好也不差。客厅里放着一张看起来满舒服的鳄梨绿地毯，家具大都是仿古的风格，墙上挂着两幅用苦艾木加框的巨幅高更风景画的复制品（这是近四十年以前我哥哥在美术学校的时候为父母挑的），还有一幅我哥哥在父亲七十岁出头时为他画的印象主义肖像画。朝南面向幽静、树木成行的生活区街道的窗台旁，花草长得颇为茂盛；每个房间还放着各种照片——有儿子的，孙子的，媳妇的，侄儿的，侄女的——餐桌旁的书架上放着几本书，有的是我写的，还有关于犹太人的。倒是华丽得有些耀眼的灯让人惊讶，这并不符合我母亲整洁且物物各安其位的审美趣味。除了这些灯以外，这套公寓显得温暖而殷勤，它似乎泛着光的样子——至少我母亲在世时如此——与这栋大楼压抑的大厅和走廊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经过了三十年，空荡荡的大楼已经露出破旧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