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遗产

作者:菲利普.罗斯




  这天我一到他公寓,就知道他一直坐在那儿自个儿哭,可能从起床就开始了,甚至可能哭了一整夜。六七月份,他在康涅狄格和我们住了几个星期,在那段时间似乎度过了最伤心的阶段。可一回到没有我母亲的自家公寓,他又整个儿崩溃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八月天,他却拉起了窗帘独自坐着,也不开灯。我发现他穿的衣服虽然挺干净,却不怎么合适,好像是他起床的时候手抓到什么衣服胡乱穿上就是。问他早饭吃了什么,他回答:“没吃什么,吃了点什么,记不得了。”
  “我有件礼物给你。”我打开一盏灯,给他看我带来的塑料购物袋。“是你一直想要的。闭上眼睛。”
  令我惊讶的是,他居然真像个期待礼物的小孩子一样听我的话,尽管脸上并没有露出那种非常憧憬的表情。
  “你看。”我从袋里拿出三小时前在康涅狄格百货商店买的一把马桶刷和一瓶来沙尔消毒液。我还带来一瓶每片两毫克的安定药片,这是用来替换我母亲死后帮助他睡觉的五毫克装药片的。“跟我来,”我说,“我来教你一些你在第十三大街学校从没学过的东西。”
  他跟着我进了洗手间,里面用几只钢丝衣架晾着几条平脚短裤。我用刷子向他演示怎么刷马桶。
  “要是你一定要自己来做这清洁工的活儿——”我刚张口,他突然打断我。
  “我自己能干的活儿,干吗还雇人来干?我每天五点钟起床就用吸尘器打扫房间。你妈死的时候我就发誓了,要把房间整得跟她在的时候一个样。”才说了这几句话,他又掉眼泪了。
  在客厅里,我把新的安定药瓶子交给他,告诉他,需要的时候就晚上服一片,以前的药片要倒进下水道冲掉。这他倒是没说什么,要放在以前,连吃一片阿斯匹林的念头他都要嚷嚷。不过,当我提醒他一点钟我们得赶到犹太人联合会大楼的时候,我就没这么运气了。他满不在乎地说对那地方没兴趣。“让它见鬼去吧,”他说,“我在这儿很好,什么都好。”
  “真的吗?”
  “让它见鬼去吧,菲尔——我不想去。”
  “这可不符合游戏规则,你知道。你对我不公平。你先别把我当成家人对待,算帮我个忙,就当你还是保险公司经理吧。要是在大都会公司有人拿着一份计划书对你说,他认为这对你有用,你至少得让他介绍一下情况。你会回到座位,听他讲完,然后再考虑考虑,做个决定。你肯定不会在邀请他介绍情况之后跟他说,‘见鬼去吧’,连听也不听。我现在只是向你提议,到那儿去看看,这可是我们一星期前就说好的。那不是疗养院,也不是养老院之类的地方,而是人们排起队抢着搬进去的新公寓楼,那儿生活方便,你还可以有男男女女的伴儿。它也许适合你,也许不,可要是你不合作,我们就没法知道是不是适合你了。所以,请你拿出保险经理的样子,我们也许今天就能做出点事情来。”
  我的一席话不但起了作用,作用还很大。“行!”他很干脆地说,从沙发上蹦起来,“我们走。”
  我不记得这辈子曾经劝过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情,不知道以前是不是这么愚蠢地尝试过。
  “这样就好,”我说,“不过你也许得先进屋穿好袜子。你现在穿的两只颜色不一样。而且你穿的格子衬衫和格子花呢裤子是不是不配?也许你该换一下。”
  “天哪,”他说,低头看着自己的穿着,“我这是在哪儿啊?”
  虽然联合会大楼正像广告中说的那样,坐落在俯瞰诺斯菲尔德路的一个小山坡的漂亮草地上,却并不如我希望的那样有家庭般的亲切和诱人。大楼很新,修葺得也好,可看起来更像一座机关建筑而不是居民楼,介乎小型大学宿舍楼和配备最低限度警卫的监狱之间。我们先要找一个名叫伊莎贝尔·伯克维茨的妇女,她是这儿的住户,志愿带我们看看大楼。我们有她的房间号。不过通向大楼的路七弯八拐的,我还是在通向诺斯菲尔德路的干道上叫住了两个正在说话的老太太,问她们是否可以指给我看伊莎贝尔·伯克维茨的住处。
  “我也姓伯克维茨。”其中一个答道。她说话带着一种意第绪口音,加上她的穿着和举止,看起来她更像是我祖父母那一代的人,而不像我父母以及他们的朋友这一辈。父亲肯定也在想同一件事——他可不是这样的老人,而且,他不属于这儿。“我是另一个伯克维茨!”她快活地告诉我们。
  “哪里的伯克维茨?”我父亲问她。
  “还能哪儿?纽瓦克。”
  不过几秒钟工夫,他就发现原来他跟她已故的在中央路开中央造纸厂的丈夫认识,相应的,她也认识他的朋友菲纳尔的弟弟,如此等等。
  在家的时候,他老是闷闷不乐,来西奥兰治的路上,还是阴着脸一语不发。可一碰到有人跟他在纽瓦克有共同的熟人,他就乐此不疲了:健谈、精神、爱交际,回到那个在纽瓦克当保险经纪人和副经理、几乎和城里每个犹太人家庭都熟络的保险人的样子了。
  现在,他不光把自己的悲伤忘了,连我们来干吗他都不放在心上,他向这“另一位”伯克维茨太太列举了她丈夫四十年前所在的中央造纸厂旁边所有商店老板的名字。
  我站在一边,等他向她们炫耀完他的好记性,才问这老太太到我们要去的地方怎么走。结果她想不起来。她使劲想,一脸迷惑,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哎,”想了一阵子,她说,“我是个南瓜脑袋——还是带你们去她那儿吧。”
  另一个女人没说话,在她们带我们去伊莎贝尔·伯克维茨住的楼面门口时,我看出她中过风。我父亲也注意到了,就算他不开口跟我说,我也能听见他坚持要说他可不是这样的老人。“是的,”我想,“可像你这样的老人,一个人住又成什么样子呢?”
  伯克维茨太太是个脑子活络、性格活泼而有魅力的女人,看起来比她七十岁的实际年龄还要小十岁,这令我松了口气。她的两室套间虽然有点太整,可因为阳光充足而很亮堂,墙上挂满了她多年搜罗的小幅画。有一幅是她自己画的,是幅彩色景物,和她的几枚刺绣裱在一起。见到我们她似乎很高兴,马上给我们冷饮喝,见面不足五分钟,我父亲就趁我俩独处的片刻跟我说:“她可真不赖!”伊莎贝尔最早是在布鲁克林区做护士,最后当上纽约一名公共卫生官员,她的社会经验也许比我母亲丰富些,但她待人的热情和和蔼的风度,立刻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母亲的样子。可能就是因为她们的相似之处,在等待伊莎贝尔锁上家门,准备让她带我们四处走走的时候,父亲脱口而出:“我爱上她了!她太好了!”好像他所有的烦恼都没了。
  伊莎贝尔告诉我们,去年十月大楼刚启用她就搬来了,到现在还“调整”不过来,因为和她以前的生活相比变化很大。她过世的丈夫精力充沛、白手起家,经历和我父亲有颇多相似之处,他们以前住在一套看得见自由女神像的宽敞公寓里。之所以放弃原来的房子搬到这里来,是因为近来她身体不太好,还想和伯克维茨家族住得近一些。
  令我吃惊的是,父亲居然说:“是的,这可是个好人家。”直到此时我才知道原来伊莎贝尔的这个伯克维茨家族他也认识。不过,也许这只是他出于对一个女人掩饰不了的强烈好感而迎合她的话而已。
  在走廊里,伊莎贝尔·伯克维茨对我说:“你就是菲利普·罗斯吧。谢谢你讲笑话给我听。”她又对我父亲说:“你儿子很有幽默感。”
  我告诉她:“这些笑话都是他编的。”
  “是吗?”她微笑着对我父亲说:“讲个笑话给我听,赫曼。”她已经很了解他了。
  “给你讲讲两个犹太小伙子的笑话……再给你讲个小伙子早上醒来的笑话……佛罗里达有个人生病了……”
  我已经好多年没见他这么兴奋,更别提我母亲去世以后了。他忙着把他那些拿手的保留笑话抖出来,几乎没空看一眼伊莎贝尔开始带我们看的公寓设施。我们走过餐厅,这是个干净、宽敞、布置简单的大堂,看起来像个学校食堂;我们站在敞开的厨房门口朝里看,亮闪闪的餐具一尘不染,一个结实的黑人妇女正坐在一张长桌子旁有条不紊地切着供几百份色拉用的生菜;走出大楼,再到希伯来青年会看看。那儿的房间里,人们开会的开会,打牌的打牌,我满心希望他能对这发生在周围的生活有所反应,哪怕是一点点好奇心,希望他有兴趣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现在或者以后都可以——他就不会再孤单。可他的注意力全在伊莎贝尔身上,现在,他正跟她讲着我并不太陌生的故事,他移民到纽瓦克的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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