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遗产
作者：菲利普．罗斯
“赫曼，”比尔慢慢从我身忙的座位上站起身对他说，“你快闷死了吧。”
“啊，我可不是一个乐迷，但这可不是说，他们的演奏不好。”
“不好，赫曼，”比尔不高兴地说，“演奏糟糕透顶。杰克·本尼（注：（1894-1975）美国红极一时的广播、电视喜剧明星。）都比这弹得好多了。我要上楼去了。”
“老天，比尔，又要回去啊？上去一边吃冰激凌一边看电视啊？埃斯黛拉在这儿呢。”说着，他手指可以看见那位前采购员的方向。她正在和第一小提琴手的太太兴奋地说着什么，后者还坐在钢琴前弹着没有人听的曲子。听众们已经不敢再听了，甚至加演的时候都没有鼓掌喝彩，生怕招来新的加演。“去和埃斯黛拉说说话，去吧？”我父亲在求比尔。
“赫曼，我要上楼。”
“比尔，你可是个成年人，八十六岁了，可以跟女人说说话吧。"
可是，比尔朝我挥手道别，到餐桌上用餐巾纸包了一块蛋糕，上楼吃冰激凌看球赛转播去了。
“我拿这家伙怎么办呢？”父亲一边问我，一边和我挤过人群到餐桌去。
“什么事也不要做呢？”我随口说道，“为什么不由他去呢？”
"那样他不会孤单死啊？他就每天晚上一个人坐在那儿啊？绝对不行！"
他找到了可以让他帮助的比尔，也找到了可以让他追的女人。与这些女人的交往，和他们之间我所无法了解的交往细节，似乎既激起了他重新焕发活力，又反过来让他更乐于和她们交往。我刚到没几天，他就带我到这里的三个有钱的犹太寡妇家喝两杯。她们年龄在六十五岁到七十五岁之间，风度翩翩，气质迷人，按照我父亲的说法，都很想让他们的关系更亲密。去的路上，他就跟我说她们丈夫以前做什么生意，有几个孩子，孩子们的事业多成功，她们的身体状况，她们人生里的不幸，她们的公寓值多少钱等等；在回家路上，他又会问："嗯......你觉得怎么样？"每次我都坦率地回答他："她看起来很好，我喜欢她。"他接着就说："她请我明年秋天和她一起坐船航行，"或者"你知道她跟我说了啥？她不需要那么大的公寓。她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那么？"我顺着他的话问。"没什么那么。我，我只是听着，一声不吭。菲尔，那样太快了......"说到这儿，他直掉眼泪，虽然没有像我母亲去世后最初几个月那样大放悲声，但哭得还是很伤心。"我不知道她病得那么重......"他对我说，"要是我知道的话......""没有人知道，"我安慰他，"换了谁都一样。""啊，贝茜，"他叫道："贝茜，贝茜啊，我不知道，我没想到啊......"后来，我带他去吃晚饭。等他就着虾仁开胃菜将伏特加吉布森鸡尾酒喝下肚，我就对他说，就算他明年秋天和珂拉·B出海航行或者决定明年冬天搬到布朗茜·K的公寓里去住，都不是罪过。他历数起我母亲的种种往事，她的谨慎、温顺、忠诚、勇敢、利索、可靠......回到家里，比尔还穿着短裤看电视，父亲于是开始骂他又独自消磨掉整个晚上。
3．我会变成植物人吗？
从母亲的墓地来到父亲家，我在洗手间对着祖父留下的剃须杯，第五十遍排练我的台词；然后回到客厅，看着陷在沙发角落里等待宣判的父亲。丽莲问我：“菲利普，你希望我走开吗？”
“当然不用。”
“赫曼，”她对他说，“你要我呆着吗？”他对她说的好像置若罔闻。于是，她不吭声了，好像根本没在场一样。
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心跳得厉害，好像有人要跟我讲恐怖故事。“你的问题很严重，”我开口道，“但是可以解决。你的脑袋里有个瘤。梅耶森医生说，从长的位置来看，有95%的可能是良性的。"我试图像梅耶森医生那样，坦率而轻描淡写，但我做不到。有个瘤这句话似乎就让他明白了。可他并不显得震惊--他毫无表情地坐在那儿，等我说下去。"它压迫着你的面部神经，引起面瘫。" 梅耶森跟我说，他的肿瘤上缠着面部神经，可我不能说出口。我的遁词令我想起我母亲临死那晚他的样子。那是伦敦时间的午夜，他告诉我，母亲心脏病发作，很严重，我最好尽快设法飞回家，他们不知道母亲还有没有救。"看起来不太好，菲尔，"他说。可我一小时以后打电话告诉他我第二天一早的航班时，他却哭着说了实情：几个小时前他们在饭店里的时候，她就已经死了。
“不是贝尔氏瘫痪？”他问。
“不是，是个肿瘤。但不是恶性的，可以动手术。要是我们请梅耶森动手术的话，他可以做，他想要和你谈谈手术的事。我想，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回去跟他谈谈倒也无妨。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到他办公室坐下来，看看手术是不是可行。当然，最后还是由你自己决定。”我无力地加了一句，“梅耶森说这只是个常规手术。” 在昨天的电话快结束时，梅耶森确实是这么说的——我当时想，“当然，对你来说当然是常规的。”
“手术以后我的脸就会好吗？”
“不会。只是不会恶化。”
“那么，我以后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喽？”
“恐怕是这样。”才两分钟，我就学会了像外科医生一样说话。
“我明白了。”他说，接着陷入了沉默，神色恍惚，孤单而恍惚，要是这时他死了，我也不会感到奇怪。他空洞地瞪着眼睛，视线没落在任何东西上，好像遭受了致命一击的人。大约一分钟后，他才从打击中反应过来，回到必须挣扎面对的现实中，估摸着他的损失有多大。“我的听力呢？”
“肿瘤造成的伤害已经恢复不了了。但照我的理解，手术能阻止情况变得更糟糕。”——除非手术本身令“更糟糕”的事情发生……我没往深里说。我会让梅耶森告诉他手术的风险，肿瘤的大小以及面部神经缠绕的程度。
“它会再长出来吗？”他问。
“我不知道。我想不会，不过你得问医生。我们可以先开一份问题清单，你把问题写下来带在身边，到医生那里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
“我会变成植物人吗？”
“我想如果梅耶森认为可能导致这种结果的话，他就不会提出要动手术。”可是，真的不会吗？梅耶森说有15%的病人在手术后情况变得更坏。他们不就是成了植物人或者接近于我父亲所说的"植物人"的意思吗？
“它在什么位置？”他问。
“在脑干前面，脑壳的底部。医生会给你看确切的位置。我希望你把问题都写下来，星期一就可以问他了。我已经跟他约了星期一我们去找他，跟他谈谈。”
他笑了，其实是苦笑。这种老于世故、让人心碎的微笑好象在说，那是当然。
他把手放在额头上脑壳底部的位置，没摸到什么特别的东西，又笑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不过，”我答道，“每个人也有不同的方式活在这个世上。人人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奋斗，永不停息。这次会是一个大考验，可是如果手术照我们想的那样顺利进行，那两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坐在这里聊天，你也不会有那个东西压迫你的神经了。”
可怜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些话，却又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可说。我想，“再过两个月，他可能在家里慢慢康复，勉强能举起调羹自己喝麦片粥；再过两个月，他可能躺在不知什么地方的床上成了一个植物人，靠静脉注射进食，而我只能无助地坐在他身旁，就像当年他和他父亲；再过两个月，他也可能躺在我今天上午去的墓地里。”
就在我陷入沉思的那会儿，他进了洗手间，出来时竭力用手遮着大腿内侧的裤子上一大滩尿渍，他说起1944年他做阑尾切除手术的事，当时他腹膜炎发得厉害，硬是挺了过来。他回忆1968年我怎样因为急性阑尾炎和腹膜炎差点把小命丢了。接着又说到1942年我九岁那年做小肠疝手术--他怎样在我星期天全家驾车出游病倒时，带我去看家庭医生。那是一个月里第二次因为我身体不适而去看医生。"我坚持跟医生说，'这孩子一向不闹脾气，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可他们就是说一切正常，于是我一再说一再说，最后他们发现我是对的。我告诉伊拉医生，他应该安静下来--你还记得我们的医生，伊拉·弗拉克斯吗？""当然记得。我那时可崇拜他了。""我跟他说，'伊拉，这小子很皮，喜欢奔跑打球，他要是哪儿不舒服，你要治好他。'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出生的那个晚上，就是他从贝丝·以斯利尔医院的楼梯上走下来。那是凌晨三点。医院的主楼梯。伊拉穿着白大褂。我问他：'是男是女，伊拉，菲莉丝还是菲利普？'他说，'是菲利普，赫曼。又是男孩儿。'那一幕我永远忘不了。还有死在我怀里的哥哥查理。多帅的人啊，浑身是劲儿，还有四个孩子，就死在我怀里，我崇拜的哥哥。还有我的密尔顿，我的弟弟密尔顿——记得密尔顿吗？”“不记得了。”我说，“密尔顿是我出生前一年死的。所以我中间的名字才叫密尔顿。”“密尔顿，”他说，“才十九岁，一个出色的学生，全家人的骄傲，那时他在纽瓦克工程学院快毕业了......"渐渐地，他回想着过去的种种疾病，手术，输血，康复，昏迷，守夜，死亡，葬礼--他的思维，习惯性地让他不再专注于孤单一人几乎被人遗忘的愁苦，将他的肿瘤与更多往事联系在一起，把他的痛苦放在这样的背景中：他不再独自承受巨大的痛苦，而是一群接受考验的人中的一员，他知道，除了接受这种共同的考验，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