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遗产
作者：菲利普．罗斯
只有在青年会主任办公室的时候，他的回忆才暂告一段落。他在那儿跟主任及其副手说，伊丽莎白市的希伯来青年会主任一点都不好——我父亲以前是那儿的早上常客，每星期必去几次——从不来健身俱乐部跟男人们说话，也不知道如何跟他们打交道。我父亲自己也没搭理他。“我可犯不着为他费心。我自个儿拉起一帮犹太人老伙计，叫做‘罗斯海盗’，自个儿玩，去他的吧。”“你正是我们这里需要的那种人。”主任答道。不过他含蓄的邀请没有引来回应。在他办公室外的走廊里，我们又碰到大楼的总管布雷伯格，他七十五岁上下，得了多发性硬化症。伊莎贝尔为我们做了介绍。“布雷伯格，布雷伯格，我记得你，布雷伯格。”我父亲跟他说，“你以前在格林街上做珠宝生意。” 布雷伯格果然在纽瓦克格林街开过珠宝店。“你喜欢住在这里吗？”我问。“我爱这里。”布雷伯格答道。我父亲也说：“对，是格林街，让我告诉你还有谁在格林街。”这样他又讲开了。
后来我们回到车里，我提议沿着马路开过去看看购物中心，那儿有书店、银行、咖啡馆，伊莎贝尔也告诉我们，大楼的住户有时上那儿吃午饭。我还说，我们还可以开车过去看看新落成的伯奈·亚伯拉罕礼拜堂。
“没什么可看的。”他说。
“你不是想去看一眼礼拜堂的吗？在伊丽莎白你星期五晚上都要去礼拜堂的。”
“回家吧。”
“好吧，”说着，我开车在诺斯费尔德路上掉了个头，朝购物中心和礼拜堂的反方向开去。“觉得怎么样？”
“没什么可说的。”
“一点都没有？”
“都不适合我。”
“好吧，虽然只是第一印象，你也许是对的。这事儿先放一放吧。不过你可得去看看伊莎贝尔，她可是邀请你的。”
我们走的时候伊莎贝尔就邀请他过几天再来，一起去青年会看电影。那儿每星期有两个晚上放电影。“我会带上爆米花。”她带着迷人的微笑说。当时他似乎颇为向往，记下了她的电话号码，还说会打电话给她。可现在，他却对我说：“得了吧，我可不会开那么远路的车来这里看电影。”好像伊莎贝尔的提议完全是荒唐的。
青年会主任给他的一张青年会八九月份社会活动安排表，此时也从他手里滑落，掉在车厢地板上，直到我们回到伊丽莎白市，他都没捡起来。既然这样，我也就没去捡。进了屋子我去打开百叶窗让亮光透进来，他则进了洗手间。在他站在抽水马桶前的小便声中，我听见他在呼喊：“妈咪，妈咪，你在哪儿啊，妈咪？”
他单身以后的第一个冬天是在巴尔港的迈阿密海滩过的，和他老朋友比尔·韦伯合住一套公寓。我小时候，比尔和他现在已故的太太莉厄就住在我们家附近。我们那时住在纽瓦克和欧文顿两座城市交界处的莱斯利街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他们还带着跟我哥哥一般大的小儿子赫比，跟另外两家人与我们一起住在泽西海岸边的一栋别墅度夏，他们在战前就是我父母的朋友。比尔过去专门安装、维修油炉，每天下班回家总是一身脏，在我们家的密友里，也许唯一有他不是推销员或者商店老板，而是一个技工。一战期间，年轻的比尔是海军陆战队队员，驻扎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基地，在军乐队里担任喇叭手。而现在，八十多岁的比尔身体还挺好，耳朵却有些重听，他老说他听见过去在军乐队演奏的曲子在他嘴里演奏。"那不可能。"我父亲断然告诉他。"赫曼，我听到了，"比尔说，"现在还能听到。""你不可能听到。""我听到了。就像有只收音机在你嘴巴里放曲子。"当时我从伦敦飞到佛罗里达来看我父亲。我们三个就坐在小厨房里吃父亲做的午餐腊肠三明治。"你到底听见什么了？"我问比尔。"今晚？是《海军陆战队颂歌》。"他说，接着唱道："从蒙特祖玛大厅......""这都是你的想象。"我父亲说。"赫曼，是真的，就像你的菲利普坐在这个厨房里一样真。"
在佛罗里达呆了几个月，父亲似乎恢复了他以前的精力和劲道，一付生气勃勃的样子。几年前动了一次手术，他腹部的肌肉没了，肚子却大了起来。除此以外，以他这个岁数，他那中等的身材、健康的面容、平易的成熟气质和神采奕奕的风度，对于周围的寡妇们着实很有吸引力。年轻时他手臂和胸部肌肉很发达，到现在，从他上半身还能看出他当年的结实，尤其是他又焕发出活力以后。他有时口没遮拦，提起共和党就要慷慨激昂地大骂一番，完全让对话按他的意思进行下去，不过他那让人看着舒服的外表，以及眉宇间那种世俗的直率气质，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真正的魅力。如果他有闲情、有需要、又天生喜欢经营这种魅力，他甚至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帅气。但是，“帅”可不能拿来当他与疾病抗争的资本，而且很久以前他的长相就变得让人放心而不再令人妒忌或赞美了。他现在头发稀稀拉拉，只剩下一点棕色；脸上还没皱纹，下巴以下却已松弛；耳朵不知怎的像是被拉长了，仿佛拉长的太妃糖。只有眼睛还保持着"漂亮"，不过你得恰好离他足够近，而他又恰好摘下眼镜，你才能看清楚。你会看到他变灰的眼睛，甚至有些绿--仔细看，你会看到他眼中的温和与平静，仿佛它们自1901年以来，就已经超然独立于这个粗糙而有缺陷的自制“发电机”隆隆的发动声之外，正是这个“发电机”的强劲电流，推动他跨越重重困难（注：此处作者将生于1901年的父亲比作发电机。）。
他在佛罗里达能恢复过来，也许是因为从比尔·韦伯身上，他找到了不少和我母亲在一起的感觉：对这个同样温和、平静、不喜欢惹麻烦的伙伴，他可以不停地纠正他觉得不对的地方。我一到巴尔港就亲眼看到了他纠正比尔的一幕。当时我走出电梯，来到他们所在的那一楼层时，他俩正一起在走廊里走，离我只有二十英尺远。我没有叫他们，而是悄悄跟在后面，听我父亲批评比尔不善交际的毛病。"请她去看电影，请她出去吃饭--别老是一天到晚坐在家里。""我不想带她出去，赫曼。我不想带任何人出去。""你真不会社交。""要是你这么认为，行，我就是吧。""你活得像个隐士。""行。""不行。你得和更多人在一起。这儿有好多女人急着找人陪。我说的不是有感情问题的女人。她们并不都想摆布你，缠着你。""我不需要女人。我没法为女人做什么。"“我已经八十六岁了，赫曼。""得了，看在主的份上，我说的可不是你的那样。只是要你和某人美餐一顿，像正常人一样和别人交往。""这你在行。我不会。我就呆在家里。""真搞不懂你，比尔。真不明白你干啥这么和我叫劲，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帮你解决问题啊。"
这个季节初，父亲公寓楼里四个住户组成了一个室内乐团。我到的那天晚上，他们有一场演出。团长、年长的小提琴手是个俄罗斯人，那天下午父亲在游泳池介绍我认识的人说他是在维也纳学的音乐。他们告诉我，要是喜欢音乐就一定要来；音乐会紧接着加拉汉厅社交俱乐部每周一次的聚会后举行，加拉汉厅里几乎所有行动方便的人都会来，我甚至会看到，一些坐着轮椅、拄着拐杖的人在护士的陪同下也要来。每星期他们都要搞一次娱乐活动、放幻灯片或者讲座，还有茶点吃，于是我放心了，知道这天会过得不错。
晚饭吃的是热狗和豆子——父亲做的，比尔整齐地摆好三副餐具——晚饭后父亲就叫比尔穿上外衣和鞋子和我们一起去听“音乐会”。比尔只想呆在楼上，看电视转播的职业篮球赛。于是我父亲喋喋不休地数落他不肯和人打交道不肯交朋友不肯晚上出去玩，比尔终于招架不住，答应等音乐会之后他会来吃夜宵。光是“之后”还不行。磨了十分钟，看我父亲仍然没有同意的意思，比尔只得从衣柜里拖出外衣，穿上鞋子，和我们一起坐电梯到公寓楼大厅后面的交谊厅。聚会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