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遗产
作者：菲利普．罗斯
他可能永远都不明白，像他这样克己自律的本事很特别，并非人人都能做到。他以为如果一个人有本事克服自己的所有缺点和局限，那么，每个人都能。所需要的只是意志力——仿佛意志力是长在树上的。对于那些他认为他应当负责照顾的人，强烈的责任感似乎驱使他一定要对他所认为的他们的缺点作出反应，他也同样真心诚意地以为，这种反应可能也是他们的需要。因为他武断的个性，也因为他的内心深处其实完全是一种不明事理的迂腐愚昧，他不知道他的那些责备告诫是多么无效，多么让人气恼，有时候甚至是残酷的。他可能告诉过你，带马到河边容易，逼马喝水也不难（注：《圣经》有谚语说：“带马到河边容易，逼马喝水难。” （you can lead a horse to water, but you can not make him drink.），意为不要逼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作者这里略加修改引用这句谚语。），你只要不断“敲打”他，“敲打”他，“敲打”他，他就会醒悟过来照你说的做（注：这里的“敲打”hock一词是意第绪语，在这里意为用警告、命令、恳求烦扰他，强迫他，"敲打"他--总之，要用言语在他的脑袋里"凿出一个洞"。）
有一年十二月，他和丽儿到西棕榈滩后，给我哥哥写了封信，两页白便笺纸的正反两面都是他费劲写的潦草字迹。山迪提醒过他，在只有他们两个人在佛罗里达的时候，为了家里太太平平，少挑剔丽儿，特别是对她贪吃的问题。山迪还叫父亲对山迪的小儿子乔纳森也宽容些。乔纳森那时作为柯达公司的销售员，刚开始挣他人生中第一笔钱，父亲每星期都会在给他的电话和信中，用同样不留情面的口吻提醒他，多省钱，少花钱。
亲爱的山迪：
我想（人们）有两种处世哲学：有关心别人的人，也有不关心别人的人；有认真做事情的人，也有拖拖拉拉从不做事，从不帮助别人的人。
我从公司回到家，身体不太舒服。那时你和菲尔还很小。妈妈做好饭。我没有坐下来吃，而是进了起居室。不到一小时魏斯来了，是妈妈打电话给他的。情况就是这样。他问我哪儿不舒服，我告诉他，心脏疼。他检查了以后说没有发现我有什么问题。他又问我什么事情做得过量了。我说我能想到唯一过量的事情就是我烟抽得很多。他说能不能把每天二十四支的吸烟量减少到每天三支，我说为什么不索性戒了呢？不到一星期我的心脏就不疼了，烟也彻底戒了。妈妈关心我，魏斯医生给我忠告，我听从了，世界上有很多提忠告的人，也有许多关心别人、认真做事的人和听从忠告的人，有许多人的生命因此而得救的例子。也有过度放纵的人，他们抽烟，酗酒，吸毒，饮食无度。这每一种放纵的行为都会让人生病，有时候甚至更糟。你想要幢房子，我就马上给你钱去买一幢。为什么？因为我关心你。菲尔要做疝气手术，我带他去看医生，把手术做了。妈妈也是这样治好了病，她被疝气困扰了二十七年。为什么？因为我关心人，是做事情的。她父母关心她吗？我猜是的，可我能感觉到他们双方都痛苦，于是我来做。我没有耽搁。我把这些都告诉乔，“敲打”他。跟他说各种各样大俗话，'比如'，蠢人不聚财，省钱就是赚钱，终有一天有个老人要依靠你——他问这个老人是谁，我说就是你。这些话我跟他不止说一遍，而是不断地说，不断“敲打”。为什么？因为他老忘，好像没节制的酒鬼，或者吸毒的什么的。我干吗要不断的敲打？我知道这很讨人厌，可要是这人是我要照顾的呢，我就要全力照顾好他们，就算他们也包括我自己反对，不肯约素/约术（注：此处原文为diceplin/disaplin，正确的拼法为discipline，由于作者父亲受教育程度有限，写了错别字。后面一句中的“措误”亦属此例，非译者笔误。）自己。我常常和自己的良心打架，和措误的想法干架。我用我的方式关心别人。
请原谅我的拼写和文字。我写东西一向写不好，现在更差了。我没见过这么好的“敲打者”，这个词用得不妥，他应该就是那个关心别人的人。
爱你的爸爸
我会继续“敲打”、关心下去。
那是我对别人的关心。
“你跟丽儿打架了？”我走进屋见他一个人在，就问道。
"从来都看不到她，她在不在有什么区别？一会儿跑到这，一会儿跑到那。她病倒了，我就照顾她，手脚并用伺候她，跟她真见鬼了。让她走。我很好，谁都不需要。"
"你们之间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说，"可现在是吵架的时候吗？"
"我没和人吵架，"他对我说，"我从不吵架。要说我跟她说什么了，我也是为了她好才说的。她不想听就见她鬼去吧。"
"听着，穿上毛衣和走路好使的鞋，我给丽儿打个电话，要是她肯来，我们就出去走走。这么好的天气，你不能就这么拉着帘子坐在家里。"
"我在屋里很好。"
于是我对他说了五个字，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他说这五个字，"照我说的做。"我说，"穿件毛衣，穿好运动鞋。"
这五个字起作用了。这是1988年，我五十五岁，他快八十七了："照我说的做，"我对他说--他就做了。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黎明开始了。
趁他去衣橱穿鲜红毛衣和阿迪达斯运动鞋，我打电话给丽儿，问她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走走。
"你爸爸想去走走？"她问，"真的？"
"真的。一起来吧。"
"要是我跟他说，我们出去走走，对他有好处，他早就打断我的话了。我不是想批评他，但这是事实，菲利普，他只听你的话。"
我笑了。"这恐怕也维持不了太久。"
"我马上下来。"她说。
我们三人一起向三条街区外的杂货店走去，经过一幢幢新的、旧的公寓楼。这里曾经是伊丽莎白市最后一批华丽的维多利亚式楼房。我母亲去世那天就是沿着这条路线，走路走得身体不支。丽儿一手挽着他，一手挽着我，因为他视力太差，走路已经搞不清方向。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在耐心地等待好把眼睛里的白内障摘除掉。而现在，他想的不是快点做掉这个小手术，好恢复视力--他本来相信藉此自己又可以生机勃勃地独立了--而是那个可能要他命的脑袋里的手术。
走着走着，他开始漫无边际地回想往事。“我的记性比以前差多了。”他解释道。
他说的并不确切。他对往事的记忆常常杂乱无章，有些事模模糊糊就是想不清楚。不过，即便在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他的记忆就总是不太有条理。当然，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起那些死了二十、三十、四十年的人的名字，他们住在哪儿，和谁有关系，他们对他说过什么话，或者他在某些不一定怎么显眼的场合对他们说过什么。
从我祖母这一支的家族谱系来看，我们家属于一个大家族，这个家族在1939年欧洲爆发二战后形成了协会式家族组织。我小时候，这个家族由纽瓦克内外大约七十户家庭和波士顿周边的八十户人家组成。每年都有一次家族大会，一次旅游避暑，还有一个季度出一期的家族报纸，一首家族族歌，有家族徽章和统一用的信纸。每年，每个家族成员都会收到一份写有全部家族成员姓名、地址的花名册，还有一个“快乐日基金”为病人提供医疗康复资助，哪家孩子上大学，还能从教育基金里得到学费赞助。1943年，赫曼·罗斯当选为第五任家族族长，也是他们弟兄中第二个当选的。他的第一副族长是马萨诸塞州罗克斯伯力的哈罗德·查本，他是马克斯·查本和伊达·弗莱奇纳的儿子，他舅舅山姆·弗莱奇纳是这个家族最初来到美洲的先驱。赫曼·罗斯的第二副族长赫曼·高德斯坦家在纽约，和山德尔·罗斯一样也在帽厂工作，爱和利伯维茨打牌，妻子伯莎是他外甥女，她和妹妹塞立娅1913年就从乡下搬来和家人住在罗杰斯街上。赫曼·罗斯的财务助手是他妻子——贝茜——也就是我母亲；秘书是他弟媳白尔婷，伯尼的太太；记事员是他妹妹贝蒂……沿着北大街的一路上，他跟丽儿和我说的净是这些。
"我们家族，"他说，"在那时候，是美国这类家族当中最大、最强的一个呢。"这种语气就和我小时候他对我说大都市人寿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一模一样。我们可能只是普通人，可我们的家族规模也不小呢。
他幽幽地说，"你妈和我从纽瓦克搬到伊丽莎白的时候，还是这一带仅有的犹太人。当然她小时候这里不是这样的，那时都是爱尔兰人，天主教徒。后来有西班牙人，朝鲜人，中国人，黑人。美国的脸一天一个样。"
"是这样的。"我说，"我有个朋友把曼哈顿第十四大街称作'第三世界的第五大道'。"
"后来我爸爸把罗杰斯大街上的房子卖了，"他说，"卖给一家意大利人。"
"是吗？他卖了多少钱？那是哪一年的事？"
"我是1901年生的，他们是1902年搬到罗杰斯大街的，在那儿住了十四年，所以房子肯定是1916年卖掉的。他拿到了六千美元。意大利人给他的都是几毛钱的硬币，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才数清楚。"
快走到萨勒姆大道时，他朝拐角上一幢公寓楼比划了一下。"米莉以前住在那儿。"
我当然知道；她跟她丈夫乔·柯米萨，和我表妹安，还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就搬到那里住了。我母亲有两个妹妹，米莉是其中之一，就在几个月前，七十八岁的她去世了。他指着她的房子，并不是在指她过去所住的地方，而是在指已经去世的她不再住的地方。她和乔就葬在我母亲的墓边上，而我父亲打算自己将来葬在另一边，那里才是米莉现在“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