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遗产
作者：菲利普．罗斯
文：[美]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1 “那么，你怎么想？”
我父亲到八十六岁时，右眼几乎看不见什么东西了。除此以外，照他的岁数，他的身体看起来非常结实，直到他突然得了被那个佛罗里达医生误诊为贝尔氏瘫痪的毛病。这是一种病毒感染引起的单侧面瘫，一般短时间就会痊愈。
这毛病似乎是他从新泽西飞到西棕榈滩那天以后不知不觉染上的，他到那儿是为了和七十岁的退休书店老板娘丽莲·贝罗芙租一套公寓住几个月过冬。在伊丽莎白市，她就住在我父亲楼上，1981年我母亲去世一年后，他们之间产生了恋情。我父亲在西棕榈滩机场的时候还好好的，甚至都没有劳驾搬运工（否则他还得付小费），自个儿从行李区拎着行李一直走到出租车站。可第二天早上，他在浴室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半边脸再也不是他的了。一天前还是他的模样，现在不知道是谁的--那只坏眼的下眼睑外翻着耷拉下来；那半边脸颊毫无生气地松弛下来，好像里面的骨头都被切成了片；原本好好的嘴巴也歪了。
他用手把右边的脸颊推回到昨晚以前的模样，僵在那儿从一数到十。整个上午他就重复着这些动作——接下来天天如此——可一松手，又塌了。他想告诉自己这是因为躺在床上的姿势不对，或者只是一觉醒来皮肤皱了，可最终他断定是中风。他的父亲就是在四十年代初中风而瘫痪的，所以当他自己也步入老年后，就跟我说过好几次：“我不要像他那样，我可不要那么躺着，我最怕那样。”他告诉我当时他如何在早晚上下班路上到医院看望父亲：每天得点两次香烟，再插到父亲嘴里，到晚上，就坐在床头，读意第绪语报纸给他听。无助的山德尔·罗斯就这么躺着不能动弹，唯有香烟聊以慰藉。这样撑了将近一年，1942年的某个深夜，第二次中风才结束了他的生命。而我那每天去医院两次的父亲，就坐在他床头，看着他死去。
那个诊断我父亲得贝尔氏瘫痪的医生还向他保证，就算不是完全复原，大部分面瘫的症状很快就会消失。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从居住的生活小区遇到的三个人那里，证实了这个结论。他们三个都得过这毛病，又都好了。其中一个虽然耗了将近四个月，最终面瘫还是神秘地消失了，正如它神秘地来临。
可我父亲的没有消失。
不久，他的右耳听不见声音了。那个佛罗里达医生检查下来说这耳朵聋了，但和贝尔氏瘫痪没关系，而是因为上了年纪——他的右耳听力可能跟他的右眼视力一样，是逐渐丧失的，只是现在刚发现而已。可是这回，我父亲再问面瘫什么时候能好时,医生只能说,照他这样一直不见好转的情况来看,这种毛病有时候是会好不了的。就看老天开恩吧，他说，除了一只瞎眼睛、一只聋耳朵和瘫痪的半边脸，我父亲的身子骨一点不比年轻二十岁的人差。
每个星期天打电话，我都听到他因为嘴巴歪、说话含糊不清而让人费解——有时候听起来就像刚从牙科手术椅下来、麻醉剂药性还未消的人在说话。但等我到佛罗里达看望他时，看到他一副好像不会说话的样子，我还是大为吃惊。
“那么，你怎么想？”这是在我下榻的宾馆大堂，我俯身亲他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我约了他和丽莲在那儿吃饭。他坐在丽莲旁，深陷在铺着花毯的双人沙发里，冲我扬起脸，让我可以看个清楚。从去年开始，他怕光和风沙刺激盲眼，断断续续戴着一只黑色眼罩。看着他的眼罩、脸颊、嘴巴和他大为消瘦的身形，我觉察到他的急剧衰老，和五星期前我在伊丽莎白看他时判若两人。很难相信，就在大约六年前、我母亲去世后的那个冬天，在他和老朋友比尔·韦伯合住的巴尔港公寓，大楼里富有的寡妇们立马就开始兴致勃勃地围着他这个穿着条纹外衣、大青长裤、爱交际的新鳏夫转。他毫不费力地让她们相信，他才刚过七十岁，尽管那年夏天我们一家人刚在我康涅狄格州的房子里庆祝他的八十大寿。
在宾馆的餐桌上，我开始明白除了外貌之外，贝尔氏瘫痪对人的影响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只能用麦管吸水，不然液体会从他麻痹的半边嘴里流出来；吃东西也很费力，他一口一口地吃，又窘又无奈。等到汤溅到领带上，他才不情愿地答应让丽莲在他脖子上围一块餐巾——他大腿上已经垫了一块，那多少能让裤子干净些。丽莲有时探过身去，用她的餐巾把他嘴巴里漏出来、沾在下巴上而自己没有察觉的食物擦掉，这让他很不高兴。她还多次提醒他，少叉一点食物，每一口的量尽量比他过去习惯的少一点。“好吧。”他咕哝着，郁郁地盯着盘子，“是，当然。”可吃了两三口他又忘了。吃饭在他已经成了压抑的折磨，使得他体重掉得厉害，一幅可怜兮兮营养不良的样子。
雪上加霜的是，最近几个月他两眼的白内障加重，使得他视力好的那只眼睛视线也模糊了。过去几年我在纽约的眼科大夫戴维·克荣一直在治疗我父亲的白内障和他日益下降的视力。所以三月份结束了不愉快的佛罗里达之行回到新泽西后，父亲又去纽约，催戴维帮他把视力好的眼睛里的白内障摘除；因为拿贝尔氏瘫痪毫无办法，他就特别想做点什么，让这只眼睛的视力好起来。可我父亲去的当天傍晚，戴维打电话来说，在进一步查明我父亲面瘫和失聪的病因前，他不太想做眼部手术。他不相信我父亲的病是贝尔氏瘫痪。
他不做手术是对的。我父亲在新泽西的内科医生哈罗德·瓦泽曼给他做了一个戴维预约的核磁共振成像。从实验室收到报告的那天晚上，哈罗德就打电话告诉我检查结果。我父亲脑部有一个肿瘤，“一个大肿瘤，”哈罗德这么说。从核磁共振像片上，还看不出这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但哈罗德说：“不管良性、恶性，都会要了你的命。”接下来得请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来确诊一下这个肿瘤的性质，然后再看还有什么办法——如果还有办法的话。“我对此不乐观。”哈罗德说，“你也别乐观。”
我没有告诉父亲核磁共振的结果发现了什么，但得说服他去看神经外科医生。我骗他说，没查出什么问题，但戴维特别谨慎，他想在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前，就面瘫问题最后听一位医生的意见。与此同时，我让人把核磁共振像片送到纽约埃塞克斯堂宾馆。我和克莱儿·布鲁姆（注：英国女演员，早年曾与卓别林合作拍片，1970年代开始与菲利普·罗斯相爱，直到1990年才结婚，但于1995年离婚，1996年出版回忆录《离开玩偶之家》，回顾与罗斯的爱情。）在找到新公寓前就暂住在那儿--在伦敦她的房子和康涅狄格我的房子之间穿梭、轮流住了十年之后，我们想在曼哈顿找个地方安居。
事实上，在脑部核磁共振像片和放射线医师诊断报告装在大号信封里被送到宾馆前大约一星期，克莱儿已经回伦敦看她女儿去了，她还得去看看那儿的房子修缮得如何；跟会计师碰头，了解一个和英国税务部门拖了很久的谈判情况。她一直很想念伦敦，这个月回去，不单要处理事情，还可以聊解思乡病。我猜想要是父亲的肿瘤早些发现，而克莱儿还在我身边的话，我就不会这么一门心思扑在他身上了——至少晚上不会——可能也不会像自己得了病似的为他感到这么沮丧。但当时，在我看来，克莱儿不在身边——以及住在宾馆给我一种住不长久、无家可归的感觉，让我无法进入写作状态——意外地给了我一个天赐良机：我可以一门心思照顾他，不必管其他责任。
这种一个人行事的状态也让我随意地发泄情绪，不必再端起一副成熟或者深沉的君子模样。一个人时，我想哭就哭，尤其当我从信封里抽出他那套大脑相片时，特别想哭——并不是因为侵占他大脑的瘤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而只是因为，这是他的大脑，我父亲的大脑，是它让他考虑事情直来直去，让他说起话来铿锵有力，让他跟人争论容易激动，让他作决断时意气用事。正是这些组织，给他制造了无尽的烦恼，使他八十多年固执地严于律己——这是当年的我，他正处在青春期的儿子备受压制的根源。也是它，令我们回想起当年他无所不能、一眼看穿我们意图的样子，如今，它却在遭挤压、移位和损伤，因为“右脑脑桥角和桥前池之间的区域被一个大肿瘤所占据，这个大肿瘤延伸到被颈动脉血管包围的右侧穴状窦中”。我不知道什么右脑脑桥角、桥前池在什么位置，但读着这份放射鉴定报告上说颈动脉血管被肿瘤包围的话，我就仿佛在读他的死刑判决书。“右颞骨岩部尖明显受损。脑桥和右小脑下脚被肿瘤从后严重挤压至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