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遗产
作者：菲利普．罗斯
那天上午，我结束了母亲坟前的意外之行，到他公寓后，马上找个借口进了洗手间。我已经开岔了路，现在得再用几分钟的时间，最后排练一遍如何用最妥当的方式告诉他肿瘤的事。我站在马桶前，四周挂着他的内衣，好似农民用来吓跑鸟儿而扎成串的碎布。马桶上方打开着的柜子搁板上，放着他五花八门的处方药，宝立登，凡士林，阿斯匹林，卫生纸盒，棉花签和药棉。我看见他剃须用的大杯子还是我祖父以前用的，里面放着他的剃须刀和一瓶剃须沫。这只灰蓝色瓷杯白色的正面是精致的鲜花图案，里面则刻着已经褪色的金色哥特式字体写成的“S.罗斯"（注：即山德尔·罗斯，作者的祖父。）和"1912年"字样。就我所知，这是我家的传家宝之一，除了一叠老照片，这也是唯一的一个我们家人人都愿意保存的纽瓦克移民时代留下来的实物。打我七岁生日前一个月我祖父去世起，我就对它想入非非。当年父亲还在用硬毛修面刷和剃须皂的时候，它已经来到了我们纽瓦克家里的洗手间。
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山德尔·罗斯遥远而神秘。他修长的个子，小脑袋——我自己的身体轮廓最像他。而我对他所有的记忆，就是他整天抽烟，只操意地绪语，星期天我们统统跟着父母去看他时，他并不太喜欢逗我们这些在美国出生的孙子玩。他去世以后，卫生间里的这只剃须杯总让我觉得他还活着，不过，有趣的是，并不是作为祖父，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男人，一个理发店里的顾客。在那儿，他的剃须杯和街坊其他移民的剃须杯放在一个架子上。这让幼时的我确信那句每个人都说过的话：他家从不浪费一分钱，每星期单独留出一毛钱让他到理发店为安息日剃胡子。
我祖父罗斯以前在离利沃夫不远的一个小镇上学犹太教义，准备到波兰的加利西亚地区当拉比。可他1897年暂别妻子和三个儿子（我的伯父查理、莫里斯和埃德）、只身来到美国时，为了挣钱把家人接来，在一家帽厂找到工作，差不多干了一辈子。在1890至1914年间，又有六男一女七个孩子出生了。除了最小的两男一女，其余孩子读完八年级后都得外出找工作贴补家用。这只刻着“S·罗斯”的剃须杯似乎将我祖父从他难以摆脱而又千篇一律的紧迫需求中解放出来（我猜测，也正是这些紧迫需求导致了他沉默寡言、不善与人沟通的性情）--哪怕只是片刻，只是星期五傍晚在理发店椅子上静静地坐着的那几分钟。他的杯子有一种考古挖掘出来的文物味道，一种文化意义上精致得出人意料的手工制品的味道，一种在其他情况下会遭到压制的奢侈品的味道--在纽瓦克我们普通、狭小的洗手间里，它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只揭示希腊人神秘起源的希腊花瓶。
令我奇怪的是，到1988年，我父亲竟还没有把它扔掉或者送人。多年来，只要力所能及，他就把每一样"没有用"的东西处理掉，而这些东西可能跟我们每个人都有某种情感上的联系。这些馈赠大体上出发点都很好，但父亲有时不顾及它们本身归谁所有。他急切地想满足"礼物"接受者的需要（不管是真的需要还是他想象），不太考虑他这样的鲁莽对并不知情的"捐赠人"会造成什么影响。
就拿我两大本集邮簿说吧。它们是我整个中学高年级时辛辛苦苦搜集的成果，这个爱好部分地受了国内最出名的集邮家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的影响，耗费了我所有积蓄。他却在我上大学那年就送给了一个侄孙。这事我直到十年以后才知道。当时我想在小说的某个情节中动用自己当年作为少年集邮家所积累的专业知识，于是就到莫尔斯镇我父母的房子阁楼上去取集邮簿。直到我把放在那儿的几个纸板箱翻了个遍仍然一无所获后，母亲才趁我俩单处的时候，犹犹豫豫地解释集邮册怎么会不见的。她还向我保证，当初她想阻止他，说我的邮票他不能处置，可他不听。他说我已经长大了，又在大学里，再也“用”不着它们，而他侄孙奇奇还能带着它们上学校云云。奇奇已经长大成婚，这个亲戚对我来说跟陌生人差不多，但当时要和他联系，大概还能知道邮票到底还在不在。可最后我还是决定算了。听到他干了这桩事，我气炸了，感到内心受到极大伤害，这些邮票倾注了我多少少年的时光和心思啊。可既然事隔多年，我又有更麻烦的事情要处理（当时我正和妻子闹分居），也就没和他说什么。何况，即使我想说，要当面批评他都不是一件容易事——无论我年纪多大，二十八岁、十八岁还是八岁。因为他那些草率的行径总是可以拿一时冲动支持、帮助、拯救别人来作为借口，因为他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譬如说把我的邮票送给别人——是慷慨的，是有助于别人的，是具有道德和教育意义的。
我还相信，另有一个更难以揣摩或言说的原因左右着他的行为。1981年5月，我们在母亲葬礼结束后回到家，屋子里陆续站满亲戚、朋友们时，他却跑进卧室，把她衣柜抽屉的东西都倒出来，还整理她衣橱里的衣服。当时我正和哥哥站在家门口迎接从墓地来的吊唁者，压根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姨妈米莉冲出卧室，走过门厅来求救。"亲爱的，你最好进去做点什么。"她对我耳语说，"你爸爸把每样东西都扔了出来。"
但即使我推门走进卧室重重地说“爸爸，你在干什么？”，他也没有停手。床上已经堆满从衣橱里拿出来的裙子、大衣、上衣，他正把衣柜底层抽屉角落里的东西倒进塑料垃圾袋。我伸手用力按住他的肩膀。“大家都是为了你才来这里的。”我说，“他们想见你，跟你说话——”“这东西还有什么用？挂在这儿对我没啥意思了。可以拿去救济犹太人——它还是崭新的呐——”“住手，请你住手。以后有的是时间。我们以后一起整理。别把东西都扔掉。”我说，“振作起来。到客厅里去，那儿需要你。”
可他还是重复着自己的动作，显然并不是头脑发昏，也不是歇斯底里发作一阵，而只是在做他干了一辈子的事：下一个艰难工作。三十分钟前，他埋葬了她的遗体；现在要处置她的遗物。
我带他走出卧室。他一走近前来吊唁的客人们，就变得滔滔不绝，让人相信他情况很好。我回到卧室，把母亲井井有条地保存多年、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从垃圾袋里拿出来，其中有一个棕色小信封，里面装着她颇为羡慕的我入选ΦBK协会（注：Phi Beta Kappa，美国大学评选优等生的荣誉组织，成立于1776年。）的会员钥匙；还有家人们各种毕业典礼的安排表，我哥哥和我寄来的生日贺卡，一叠报喜的电报纸，朋友们寄给她的关于我和我的书的剪报，以及她特别宠爱的两个孙子小时候的照片。在我父亲想来，既然珍藏这些东西的她不在了，它们也就失去了作用。两天前他们按惯例和朋友们一起到海鲜餐馆吃礼拜日晚餐，就是在那里，这些传情达意的纪念物随着她的情感的永远消失而失去了意义。他们给她点了一份蛤蜊杂烩汤——她最爱吃的菜；出乎每个人意料的是，她说："我不要这份汤。"这是她最后一句话--片刻之后，她就因为严重冠心病发作而去世。
让我震惊的是父亲原始的行为状态。他独自站在那儿把她抽屉和衣柜里的东西统统倒出来，似乎是受了某种本能的驱使，这种本能对于野兽或者原始人是再自然不过，但对于在进化的文明社会中、为减轻人们丧失爱人之痛而举行的哀悼仪式来说，却是背道而驰。尽管如此，在刹那间，他那无情、决断的现实行为中依然有几乎值得赞美而必须承认的地方：现在，他已是单身的老人，那些象征性的纪念物并不能代替他五十五年的伴侣。我想，他的行为并不是因为他害怕她的东西和依附于其上的魔力，以至于他要毫不犹豫将它们赶出家门——并且马上埋葬它们——而是因为他不愿回避最残酷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