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5期

远嫁

作者:佚名




  我还想着刚才的事,未来的媳妇上门,帮公婆做点家务,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为什么要拒绝我,把我当一名外来的客人?我实在不习惯让老人忙碌,自己无所事事,只等着饭来张口。
  “NO,”海特安慰我说,“亲爱的,请相信我,这是德国,你得慢慢适应。我们嘴上所说的,就是心里所想的,不像你们中国人,讲客气,常常心口不一。刚才我问了母亲,她说不需要帮忙,如果你硬要帮她,她会不高兴的。”他笑着解释,老人有自己的生活习惯,轻易不喜欢别人去打扰。
  道理尽管这样说,可我还是不习惯。事实有这么简单吗?
  第二天,海特帮父亲修剃须刀,安妮母亲在窗前用缝纫机改一挂窗帘布,我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显得无所适从。我发现海特父亲在旁边走来走去,不时悄悄瞥我一眼,他看我的眼神有点怪,似笑非笑。他在观察我。我试着跟他搭腔,考虑到他英语不好,就尽量想把话说得清楚明白,语法工整。他似乎也看出我的心事,没等我开口,就指着窗前的旧缝纫机问我,“你们中国,有这个吗?”
  这个问题简直让人啼笑皆非,我耐着性子告诉他,“这个,在中国,我们家,大概还是八十年代初用过,现在早淘汰了,当废铁卖了。”他听了,瘪了瘪嘴,银白的眉毛往上一挑,露出吃惊的样子。我一下子意识到,老一辈德国人对现在的中国,是多么缺乏了解。在他们的心里,也许还是二战时期的旧中国吧。
  吃过晚饭,我叫海特把到中国看我时录的带子拿出来,放给他们看。一边放,一边解释。我注意到海特父亲眼睛睁得老大,一动不动地盯着画面。看到我们在重庆两江的游船上拍下的山城夜景,海特的父亲说,“没想到在中国内陆,还有这么繁荣摩登的城市,看上去像香港。”
  我听了暗自得意。
  带子放到我的房间时,海特向父母讲解说,那是吴非买下的,只见海特的父亲再一次瘪起嘴,一脸惊讶。看得出,他内心受震惊的程度实在不轻。很明显,我的房子在装修上,要远比他这幢老式洋楼更华丽摩登。我宽敞的大客厅有雕花的隔栏,还有精美的壁饰,那都是当初苏西设计的,出自专业设计师之手,而相比之下,海特父亲的房子就简单朴实多了,没有漂亮的装饰性设计,惟有地毯透着些华丽的气息。
  带子放完后,我看见海特的父亲抬起他那只被苏联红军打伤的左腿,一声不吭默默走开了。在以后的几天里,他那种偷偷观察我的眼神不见了,他以一种思索的表情和温和的目光出现在我面前。
  海特没注意到父亲这些微妙的变化,他说,“父亲说了,他年纪大了,没准哪天就会离开人世,他担心死后我孤零零没人照顾。现在有你了,他好高兴,有个漂亮的女人照顾他的儿子,外国人不外国人倒并不重要。”
  安妮母亲在和我拉家常时,面带微笑,以温柔的方式,问了我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从录像带上看,在中国,你并不算穷,可为什么要远离故乡,嫁到我们德国来呢?难道你就找不到中国爱人吗?”
  天啦,原来她以为我来德国是因为我在中国嫁不出去,我觉得心被戳痛了,很羞辱,但她温和的样子让我抑制了自己,“如果不是因为和海特相爱,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来德国。你也看到了,在中国,我并不穷。至于为什么和海特相爱,而不是其他的中国男人,请你最好去问上帝,我想这个问题,只有上帝才能给你答案。”
  “在我不需你帮忙的时候,你为什么总想来讨好我?”她继续笑眯眯地问我。
  我一下子站起身来,面对她满头的白发,年近八旬的衰老的容颜,忍着心中的气愤,“是的,我总想帮你们做家务,因为你们是父母,你们辛苦养大了孩子,现在你们老了,我们应该尽孝心。这不是讨好,是尽孝,懂吗?”
  我接着说,“对不起,我没想到让你产生这种想法。在中国,儿女照顾年老的父母,是应该的。我们讲尊老爱幼。我就与我七十五岁的母亲生活在一起,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家里的大部分家务也都是我做,因为老人需要照顾。真没想到你却把这想成是讨好,这太让我遗憾了。”
  我未来的婆婆安妮母亲始终面带最温和的微笑,看着我,她没有为自己辩解,也没有向我说一声道歉。
  后来我把自己的委屈向海特讲了,他却笑了,幸灾乐祸地说,“我早就告诉过你,叫你别去帮他们,如果他们需要帮忙,他们会主动说的,你不听我的,这下你高兴了。”
  我决定不再“讨好”他们了,当懒人谁不会呀,真是不识好歹,于是我心安理得地过了几天饭来张口的幸福生活。
  没想到圣诞前夕,我破例得到了恩准,被允许走进厨房,不是帮忙洗碗,而是看安妮母亲怎么做炸肉饼和土豆丸子。
  在我们临走的前一天,我得到一次更大的抬举,可以帮着洗一次碗。我戴着安妮母亲的大胶皮手套,站在光可鉴人的大厨房里,一边认真地用洒了许多洗涤液的温水洗碗,一边暗暗自嘲,“真荣幸呀,你可以光荣地进厨房帮公婆洗碗了。”
  圣诞节前的晚上,下了一夜的雪。第二天清晨,外面的世界银装素裹,厚厚的像穿了件白色的衣裳。早餐后,海特要带我去后面的山上踏雪。我们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慢慢爬上了后面一个不大的山坡。那是德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古战场,四百多年前,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农民起义,就在这里全军覆灭。山顶有个银灰色的圆形博物馆,被当地人戏称为“大象的马桶”,内墙是一幅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环型巨画,画的是当年农民起义的情景。一些孩子在山坡上滑雪橇,远远地一路惊呼着下来,空旷的雪地里一片欢腾。
  晚上,哥哥托马斯一家来了。圣诞节是家人团聚并相互表达情感和祝愿的节日。一桌热闹的圣诞晚餐后,大家来到二楼的客厅,那里已布置出一棵高大的圣诞树,上面烛光闪烁,挂满漂亮的彩球,人们把预先备好的礼物写上名字和祝愿的话,放在树下,此时,一家人就到圣诞树下寻找。找到后,大家在一片惊喜和祝福声中抱成一团。
  这天,我得到的礼物,是海特给我的一枚红宝石钻戒,安妮母亲送的是一件羊毛套衫,哥哥托马斯送我的是一瓶香水。当我把海特父亲送我的一个精美的纸盒打开时,我惊喜地发现,那是一本厚厚的德中大词典,和一只装有千元马克的信封。他站在旁边,笑眯眯朝我张开双臂,我走过去和他拥在一起。“孩子,好好爱我的儿子,我会永远为你们祝福。”他轻声对我说。
  由于事先不知,我没有为他们准备任何礼物,我把海特拉到旁边,悄声责怪他说,“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害得我空手而来,什么礼物也没有为他们准备。”
  海特还是那张甜嘴,拥着我说,“亲爱的,今年的圣诞,你就是礼物,是上帝送给我们全家最珍贵的礼物,不是吗?”
  
  31.婚姻合约
  过完圣诞,我们开车北上,先绕道去柏林,在海特的姨妈家过新年,再去波茨坦看他大学时代的朋友爱尔夫。
  在由波茨坦返家的路上,海特一边开车,一边讲爱尔夫的故事。爱尔夫离婚,是因为妻子爱上另一个人。按德国的法律,离异后的爱尔夫必须继续赡养前妻,直至其再婚或者找到工作。话题由此引申开了,海特趁机向我提出要求:结婚前,我们应该签订一个婚姻合约,因为他可不想像爱尔夫那样,离婚后还得继续赡养我。
  我无法接受,认为他是为今后能另寻新欢顺利离婚开路搭桥,两人发生了相识以来的第一次争吵。感情迅速降温,一气之下我拎了包要回国。
  寂静的冬天的夜晚,海特默默的哭声惊醒了我,我几乎在一瞬间理解了他。
  
  第九章 远方的家园
  
  32.回家的感觉
  出租车在小区外的铁门前停下,拎着箱子上楼,脚步快得简直像飞。家还是老样子,熟悉的一切,涌上心头的滋味竟那么甜美。狗儿嘟嘟蜷在沙发上,抬头见我,愣了一秒钟,认出我来,飞身蹿过来,围着我又跳又叫,疯了似的。母亲正在厨房烧红烧肉,香味撩得我口水直冒,跑进去抱着母亲就舍不得丢,腾出一只手来,掀开锅盖,抓起一块就往嘴里塞。
  “是真的,国内的猪肉,就是比德国的香。”我边嚼肉,边对母亲说。
  母亲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见我馋成这样,心疼地说,“你这个样子,就像当年哥哥姐姐当知青那阵从农村回来,个个馋成大嘴老鸦,一顿要吃掉一斤肉。外国的肉不好吃,就不要出国了,还是留在家里吃红烧肉好。”
  由于在德国对麻辣火锅的向往,我决定连续一周,顿顿吃火锅。坐在客厅说了一会儿话,我就一手牵母亲,一手抱嘟嘟,要出去吃火锅解馋。眼大肚皮小的我点了满满一桌菜,荤的素的,吃得酣畅淋漓,好不痛快,肚子都撑圆了,一结账,发现这钱在德国,最多只够买一份中餐外卖店里的青豆炒饭,顿时觉得国内的日子简直就是天堂。
  晚上躺在床上,嘟嘟摇头晃脑进来,在床边怯怯地望着我。我轻轻一招手,它还记得这个手势,“呼”地一下蹿上来,在被子上踩来踩去,最后寻了个舒服的位置,身子一蜷就躺下了,眼睛还滴溜溜地望着我。我轻轻抚摸她柔软顺溜的毛发,我的狗儿,我的母亲,我的家,这熟悉的曾经欢喜曾经厌倦的一切,都是我莱茵河畔的夜夜相思呀。
  第二天给黄姐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说是安泰美容院。我怀疑拨错了号,挂了再拨,还是。以前的单身俱乐部搬走了,搬到哪里不知道,现在这里是美容院,主要业务是隆胸。
  搁了电话,我想,也许黄姐她们业务做大了,已鸟枪换炮,就掏出通讯本,翻出黄姐的传呼号,拨过去,不到两秒钟,黄姐的电话回过来,声音懒洋洋的,有气无力,没有了从前的生机和派头。
  “办公室,哪里还有办公室。人家小金的生意越做越大,钱也赚够了,在市中区买了新房,听说花了几十万,搬过去了。”
  “那你呢,你们不是一起的,那不是你的单身俱乐部吗?”
  “唉,别说了。我现在是倒霉透顶。还什么俱乐部呀,早关门大吉了。”
  “不会吧,俱乐部里有那么多会员呢?”我不敢相信。
  “哼,吴非,你不晓得这世道有多残酷。真是个人吃人的世界。”
  “黄姐你别吓我,到底怎么回事。才多久呀,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她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细细道来。
  “你知道,最初是小金来求我合作,搞上网交友。因为我手头有会员,那是赚钱的资源。她当时刚回国,一个人也不认识。我想合作就合作吧,也许真能帮人家解决问题,就好说歹说,说服我俱乐部的女会员都去上网,交友征婚,嘿,没想到,尝到甜头的,不愿意再回我的俱乐部了。没尝到甜头的,说我骗了她们,也不愿意再回来了。现在,因为有几个媒子(托儿——编者注)在那里,去上网的人越来越多,再也没人愿意来我的单身俱乐部了。”
  “总不会人人都想找老外吧,”我说,“毕竟有很多具体问题。比如语言。”
  “嗨,吴非,你又不是不晓得,现在的人喜欢跟风,有一两个成功的,个个都眼红羡慕,再加上小金嘴巴又会说,把人家见面的照片贴在那里,添油加醋一吹,个个都认为自己也好运当头。”
  “那……你的俱乐部,就再没有人来了?”
  “就是有两个,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手头没多少女会员,哪个男的还愿意再来,活动试搞了两次,搞不起来,磨破了嘴皮子,也不过十来个人,连房租都挣不起来,还搞什么搞。吴非,你是见过我俱乐部过去的场面的,虽说不上多辉煌,可每周一次聚会,也是热热闹闹的,从没冷过场。唉,我黄姐一世为人,从来对人真心实意,没想到,帮了小金,倒把自己的俱乐部赔进去了。”
  其实当初她就应该预料到这个结局。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不知该怎么安慰她。
  黄姐继续愤愤地说,“有几个以前缴了钱的老会员打电话来,骂我,说我骗他们的钱。我这人做事凭良心,也觉得再帮不上他们什么,干脆把收他们的钱也全部退回去了。俱乐部就只好关门了事。我也乐得清闲。”
  黄姐其实心地善良,但她把责任都推到小金身上,就忘了当初与小金合作,整天打电话,催俱乐部的女子去上网,也是为利益所驱。一人五百块钱的上网费,怎么也有她的一份。是她自己一手葬送了几年来苦心经营的俱乐部。现代高科技的网络交友当然魅力无穷,特别是能轻易跨出国门,广交天下朋友,她那个手工作坊式的俱乐部又怎么能与之相比?
  “对了,上次那个美国历史教授怎么样了,不是说好要过来吗?”我突然想起那封奇怪的情书,像份民意调查表,当时黄姐还很认真。
  “唉,吴非,别提了,我发现那些老外都是……假打,说得热闹,到后来还不是一个个莫名其妙就消失了。我现在是看穿了,发誓再不上网跟那些老外耗了。又不是吃饱了撑得慌,语言不通,还做那些梦干啥子,还是现实点吧,找个国内的算了,香港呀,台湾什么的,新加坡也不错呀,没有语言障碍,交流起来也容易。”
  “有没有具体的对象了呀?”我问。
  “有倒是有,也很难说。前不久还有个台湾人来看我,比我小五岁,处了几天,当时感觉还不错,是个技术员,老婆出车祸死了,说好回去办单身证明来结婚,结果等到现在,音讯了无。留的电话打过去,根本就没人接。唉,看起来老老实实一个人,也不多言多语,怎么会是个骗子?!莫不也出车祸死了吧。妈的,老子就不信,别人在网上找得到,怎么轮到我就不行了呢?我还要找,网上的人那么多,总会遇到个好的。俗话说,一笼鸡不叫,总有一只叫。现在我跟个新加坡人在通信,感觉还行,就是不知道结局如何,管他的,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就不信这根弦。对了,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你在干什么呢,上次听小金说你在办签证,是不是出国了呀?”
  英子要请我吃地道的家乡菜,以弥补我在国外备受面包黄油摧残造成的饥荒,也算为我的安全归来接风洗尘。她说,只有出过国的人,才能体会这种馋的滋味,连做梦都梦到吃。沙啦啦发现了市郊有家新开张的农家乐,以石磨河水豆花、自熏老腊肉和时令野菜出名。“那里的红烧肥肠上面洒的是真正从田坎上摘来的野香葱,一闻就让你流口水。”电话里,英子是这么诱惑我的。
  红烧肥肠,一听这名字,唇齿间就满是糯得流油的感觉,止不住直咽口水。真是想死人的家乡菜。
  她们开车来接我,沙啦啦白嫩的脸庞透着些深红,她刚去东南亚度假回来。英子的表情就只有怪异,她愣愣地打量着我,像我刚从月球上回来,浑身都是外星人留下的烙印。
  “喂,你那个德国鬼子感觉怎么样吗?”她问。
  我简单地说了我在德国的生活和对海特的感受,英子摇头感叹,不敢相信,“我的小姐,你是万分之一的幸运者,那么多人上网都叫苦不迭,大呼上当受骗,就你……哦,你简直像在编童话故事。”
  沙啦啦脖子上还挂着永不离身的随身听,现在听的是德语,她说七月份可能有个去柏林的机会。“你们打算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嘛,如果时间凑巧,也许我可以来参加你们的教堂婚礼,也算你娘家的亲友团。”
  “吴非,你回来了,好好劝劝英子吧,有什么想不通舍不下的,该离就离,这世上,好男人多的是,国内不行,就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苦了自己。”沙啦啦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吗?”我在英子的肩上狠狠捏了一把。
  “唉,我的小姐。”英子长长叹了口气,“我怎么能和你们比呢,我如果没有儿子,也许就不同了,真离了,受苦的还是孩子。”
  “嘘……”几乎是同时,我和沙啦啦大声惊叫起来,以示否定。沙啦啦说,没有必要为儿子把自己的幸福搭进去,儿子的一生还长着呢。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好像是张爱玲说的,父母离异家庭的孩子,其实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凄惨。真该让英子也读读张爱玲的书。
  “离了算了,英子,”沙啦啦别过头来,皱起眉头说,“你也该换换口胃,和我们一起找老外算了,”说着她诡秘一笑扮了个鬼脸,“风景这边独好。”
  “可是……我对老外,好像没什么感觉。”英子望着我们,幽幽地说。
  我记得出国时,英子的家庭已趋于好转,那时小伟的妈妈和他们在一起。“他妈妈呢?”我问。
  “他妈妈有什么用呀,没过几天他还不是旧病复发,又常常夜不归宿。后来他妈妈看出点什么来了,也不敢吭声,就坚决要走,我有什么办法,他妈走了之后,我们又分居了,周末儿子回家他才回来,这个家,完全就是为了儿子才存在。”
  “这个人在作垂死挣扎,想通过移民加拿大,来挽救她的婚姻。”沙啦啦冲我嚷道,“也不想想,最根本的问题是,小伟的心都飞了,不是换了环境就能回来的。到了加拿大,即使见不到这个女的,还会碰到别的女的,说不定还会遇到更年轻更漂亮的,那些大胆开放的金毛狮子狗,勾起人来更不得了,到时候,看你又往哪里移民,干脆去月球上算了。”
  我也觉得移民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我抚着英子的手,可怜的英子,像个被猎人追得四处逃窜的小兔子。
  “有个女的,我知道,他们来往已五年多了。那女的也三十多了,我就不信,她拖得下去。”英子孩子赌气似的,嘟着嘴,不屈地说。
  突然想起自己与苏西那段感情。我想,也许英子是对的,如果我是那个女人,我是拖不下去的。但如果是另一种女人呢,如果我是英子,或者我是苏西的妻子,我绝不能再接受这个男人作我的丈夫,但她们就行,这没法比。
  “我就想不通,她那个小伟哪点迷人,就那么舍不下,天下男人那么多。”沙啦啦不耐烦地叽叽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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