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不要相信任何人
作者：〔美国〕格雷格·安德鲁·赫维茨
一只墨绿色帆布背包，就像查理带到圣奥诺弗雷核电站的那只一样。里面塞满了东西，所以面料绷紧了。在我还没有失控之前，我解开扣环，迅速地把它反过来。
我向外翻出一沓一沓的美元大钞，都用紫色带子整齐地捆好了。
第12章
我扛着18万美元，尽可能镇定地返回公寓。最近的停车场离公寓有5个街区，还不错，毕竟现在是晚上9点多了，人们都把车停放在那里。我停下来，假装系鞋带，然后趁机看了看后面有没有人跟踪我。这么些年了，我都像逃亡者一样敏感。
我渐渐走到停车场的一角，那儿有一个女人正对着一个魁梧的男人。那男人穿着破旧的黑色衣服。看来昂贵的房价无法把无家可归者赶出气候宜人的圣莫尼卡城。
女人打开钱包，拿出一美元递给了他，“别把它用来买酒。”
“当然不会，女士。”
他的施舍者的雷克萨斯发动机响了两声，然后她开车离开了。他听到我的脚步声，转向我，抓了抓他的啤酒肚。尽管他的头发很乱很卷，鼻子也像是对天气和酒精过敏一样，但他看上去还是很精明。
他抬起头，“尼克，我还差两美元。”
我掏掏口袋，只有一些皱巴巴的钞票，“给，别把钱用来买酒。”
荷马笑了下，钱立刻就从他那利爪般的手里消失了。
我并不是在救济时认识他的，而是在街上。荷马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喜欢以拾荒为生，没有家，就睡在露天。而我，居然很愚蠢地崇拜他这样。与无家可归的人接触可以让你变得简单，由此你会是非不分。但我想我和荷马接近是因为我也想这样流浪。有几次我曾被警察误认为流浪汉而接受检查。荷马对命运的曲解从一开始就触动了我。关于生存之道的笑话，他总是说得很有趣。当我还在为提高生活水平而拼命奋斗时，他早就绝望了，而这也证明了他有先见之明；而我通常只会瞥一眼这种生活在底层的人。
荷马很特别，因为他可以在这样纷杂的思想灵魂当中还保持自己的本色。几年前，我曾像是患上精神分裂症似的住在公园里，然后这个人砸了我的脑袋。荷马，为了想跟我讨点午饭，就试图从秋千上跳下来，但一不小心跳到了喷泉里。在我缓过神来和同事将他制伏之前，他重重地敲击了我的头。
此时，我飞快地走进停车场拐角处的小店，荷马紧跟着我，我从架子上拿起一份《洛杉矶时报》。“你吃过了吗？”我问。
“没有。”
“如果我多给你些钱，你会买三明治吗？”
他摇摇头。
“来。”我绕道走过冰冷的过道，荷马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选择。店老板海克姆德一路看着我们走到柜台。“这个意大利香肠怎么样？”我一边问着，一边把背后的帆布包挪开，掏出现金。
“这种香肠脂肪很多。”荷马说。
“你们有别的吗？”我问。
“上帝作证，荷马，说说看，还有什么能形容挑三捡四的乞丐的？”海克姆德望着我，我也望着他，他叹了口气，然后走到帘子后面。
荷马还在柜台前等着，眼睛盯着酒柜。我找到了一次性手机，一把抓起几部。海克姆德回到柜台，我付了钱，走了出去。荷马趁人不备，将一小瓶威士忌装入他破烂的口袋，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开了，胡子边上还沾有面包屑。
“我能洗个澡吗？”他问。
“只有周四可以，”我说，“你得等到明天。”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是，如果你想在我的地方随时洗澡，那你就得付租金。”
“好，就明天吧。”他顺着墙走，用腿对着墙角狠踢，似乎是做好死掉的准备了。“我看上去就那么卑微吗？”
我对他竖起了大拇指，然后跑回家读报纸。开头和中间关于圣奥诺弗雷枪战的报道都很模糊，都是引用“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纸也没有提到我和查理或麦克•米利根。出于安全考虑，没有写没透露名字的恐怖分子曾试图引爆核电站，但阴谋没有得逞。新闻本身很平淡，不像恭维卡鲁瑟的文章，把他的辩论写得一波三折。
伊芙林•普洛金在大厅另一头清理她的信件，一封封的广告信被她抛到垃圾篓。她的脖子上有个支撑架。
“伊芙林，你还好吗？”
她正在看一个信封，听到话后抬起头扶了扶眼镜，但却掉落了下来，“不太好。我感到浑身虚弱，我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为什么？”
“我不想你打电话来告诉我你很好的时候，自己满嘴都是食物。”
电梯到了，我抓起帆布背包想冲进电梯。但还是耐着性子，耸耸肩，走了过去。她把我脸上的伤看得很严重，然后抓住我，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像是妈妈对儿子的那样。
“对不起。”我说。
“谁伤害你的？”
“特情局。这是个错误。他们把我当成另外一个人了。”我准备进电梯，但脚还没迈进去门就关了，“对了，有没有一个特工打电话来向你道歉？”
她以为我吃错药了，大笑起来。
电梯又重新关上门，我为特情局无视我的要求而生气。我扛上沉重的帆布背包。里面的钞票极有可能证实查理并不是什么正义的告密者，这就意味着他所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带着两扎1万美元的钞票，查理去了圣奥诺弗雷核电站，我猜想他一共得到了20万。抢劫？不义之财？还是报酬？什么报酬？除了18万和一把钥匙外，查理什么也没留下。他已是一个幻影。一个密码。
这倒没有困扰我。困扰我的只是他和弗兰克的关系。
门口的犯罪现场警戒带使我想起可能还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我。我把帆布背包拿下来，悄悄打开，准备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
周围的沙沙声将我吓了一跳。我那残破的沙发旁留下了一个女子形状的阴影，然后黑暗里传来尹杜玛的声音，“我爱你在这儿所做的一切。”
“上帝啊，你吓死我了！”我打开落地灯，“你为什么不开灯？”
她耸耸肩，“我可不想那么胆大妄为。”她斜靠在破烂的沙发边上，盘腿而坐。即使在床边昏黄的灯光下，她那黝黑的肌肤也很漂亮。她的身材像是练过瑜珈一样苗条，但该丰满的地方还是很丰满。她的脸庞微丰，翡翠绿的眼眸。她是印度血统，在布伦特伍德长大，一口纯正的洛杉矶口音，这让很多人诧异。
我们约会的那年，她还没什么真正的进账，我们从没真正谈论过我回到洛杉矶之前的生活。尹杜玛受到父母佛教信仰的熏陶。她从不追问我问题，只要我喜欢她，她就会给我空间——这不难——只要我很真诚。我的确很真诚，但同时我也刻意隐瞒了一些事情。
我走过去，把门推回到门框上。
她做了个手势，“我怎么出去呢？”
“哦，是啊。”我把门稍微打开了一些。
“温迪打电话来说你没去面谈。我想你可能出事了。”
“抱歉——我本想打电话的。”
她瞥了眼电话机，还放在厨房地柜上，被拆得零散一片。她紧闭着嘴，没有评价。“楼里一个发了疯的老妇人让我知道发生了什么。听起来像是你身处矛盾之中，想不被牵扯，但其实已经被牵扯上了。”
我说，“是的。”
“过来。”她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脸上，摸了摸我的头，看清了我的伤口。她的关心变成了愤怒，“有没有找认识的人——律师、警察，或是什么人——可以帮你解决？”
我想了想，“没有。”
“那你想不想打电话给什么人呢？”
“兔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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