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垂死的肉身
作者：菲利浦．罗斯
但她一直没让我给她寄冲洗好的照片。切莫忘了康秀拉并非世上最聪明的女孩。否则拍照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否则就会采用相关的策略了。否则她的谋划就是该认真加以考虑的事了。但是对于康秀拉来说，无论她做什么都带有半自觉的随意性，合理性，尽管她可能不十分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到我这儿来让我为她拍照，这是非常合乎自然的，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想法，是出于本能，不是经过精心推理的。你可以捏造理由，但康秀拉不会这样做。她觉得她必须得这样做，她说，为如此爱她身体的我提供证明材料，证明她身体的优秀和完美。但事情并非止于此。
我已经注意到大多数女人对她们的身体并不自信，即使像她的身体一样，她们的身体也十分地可爱。不是所有的女人都知道她们的身体是可爱的。有一类女人知道。大多数女人对她们不需要抱怨的东西怨这怨那。她们经常想把自己的乳房隐藏起来。她们怀有一种我无法弄清根源的羞耻感，而且你得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她们放心，她们才会非常乐意地展示出来并且心甘情愿地让人观看。即便是她们中最幸运的那些人也是如此。只有极少数的人会无所顾忌地展示自己的乳房，而且这些日子来，由于受到舆论的指责，她们往往不是那种装着可以自己制造的义乳的女人。
然而康秀拉身体激发性欲的能力——对了，这一切已经完了。是的，那天晚上我的阴茎确实勃起了，但我没能使它持续多久。我很幸运，还能勃起而且还有冲动，但是假如她那天晚上要我和她睡一起我就会陷入极大的麻烦中。一旦她的身体经过手术得以恢复，她要我和她一起睡觉我将会觉得十分为难。既然她愿意。因为她愿意，不是吗?首先总是想和熟悉的人和年纪大的人睡觉。出于她的自信，出于她的骄傲，最好与我睡觉，而不是与卡洛斯·阿隆索或维拉瑞尔兄弟。年龄可能不会从事癌症所做的事，但年龄做的已够多了。
第二部分。再过三个月她叫我和她睡觉，她打电话告诉我说，“让我们聚一聚吧，”然后她又一次脱掉她的衣服。是不是灾难就要降临了?
斯坦利·斯宾塞（Stanley Spencer）(注：1891—1959，英国画家，擅长宗教画。)的一幅画挂在伦敦泰特陈列馆里，画的是斯宾塞和他妻子四十多岁时的双人裸体肖像。这是有关同居、有关异性长期居住在一起的直接写照。这幅画就在楼下关于斯宾塞的一本书里。等一会我去拿来。斯宾塞蹲坐在他妻子旁边，他的妻子横卧着。透过金丝边眼镜，他在近处若有所思地俯视着她。而我们呢，也同样从近处看着他们：两个裸体就在我们面前，恰好让我们看清他们已不再年轻也不再迷人。两人都不快活。沉重的过去紧随着现在。尤其是妻子，一切都已开始松驰，变得粗大，即将到来的是更大的苦难而不只是长有细纹的肉体。
就在画的最显著位置，有一张桌子，桌子边上放着两块肉，一大块羊腿和一小块肋条。生肉被刻画得细致入微，这种毫不留情的坦率正如刻画松垂的乳房和疲软的阴茎那样，它们和生肉相距只有数英寸距离。透过屠夫的窗口，你不仅可以看到生肉而且可以看到这对已婚夫妇的性器官。我每次想起康秀拉，就会看见那块形状像男人阴茎的生羊腿，它就在这对夫妻公然展示的肉体旁边。它太靠近他们睡觉用的席子，因此你看着它的时间越长，它就越显得顺眼。在妻子略微有些吃惊的表情中带着一丝忧郁的无奈，那块剁好的肉和活羊之间毫无共同之处，而且，自康秀拉来我这里之后的三个星期以来，我根本无法将他们的形象驱除出我的脑海。
我们从电视上观看新年来到世界各地，新千年的除夕庆贺活动简直就是毫无意义的歇斯底里大发作。灿烂的光辉从各个时区闪耀而过，而没有一处光辉是由本·拉登点燃的。在夜间伦敦上空飞速回旋的灯光比起大空袭时升腾起的有色烟雾散发的光辉还要壮观得多。埃菲尔铁塔喷射出火花，一种诸如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注：1912—1977，现代火箭专家。原籍德国，后加入美国籍。在德国时主持A-3火箭研制和V-2火箭的研制；到美国后，主持美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探险者一号”的发射，“阿波罗计划”的实施等。)为希特勒的毁灭性武器库设计的仿真火焰喷射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导弹之王、火箭之王、炸弹之王，古老的巴黎是其发射台，而整个人类是其发射的目标。整个晚上，在电视网络覆盖的任何地方，都是大决战的拙劣模仿，自1945年8月6日以来我们就一直在我们家后院掩体里等待着这场大决战。它怎么不会发生呢?即便在那天晚上，尤其在那天晚上，人们预先准备着最不幸的事情的发生，仿佛这个晚上就是一场漫长的空袭演习。等着令人恐怖的广岛列岛与世界上所有悠久的古老文明同归于尽。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
也许这正是每个人都在庆贺的事——悲剧不曾发生，永远不会发生，末世的灾难将永远不会降临。电视上的一切无序都是受控制的无序，不时被插入的汽车销售广告所打断。电视在充分展示其所能：平庸战胜悲剧。“地面的胜利”，主持人芭芭拉·瓦尔特斯（Barbara Walters）（注：美国广播公司著名女节目主持人。）。不是古老城市的毁灭，而是地表的国际大爆发，全球范围的虚假情感大爆发，连美国人也从未曾见到过的虚假情感。从悉尼到伯利恒到时代广场，陈词滥调以超音速流传着。没有炸弹爆炸，没有流血事件发生，你听到的下一声“嘭”的声音将是繁荣和市场发出的爆炸声。我们这个时代已使苦难变得平常，人们对苦难的哪怕一点点清醒的认识也被最大的幻想所产生的巨大刺激消磨殆尽。看着这种为表演而安排的大伪造的混乱场面，我感觉这个有钱的世界急于进入繁荣的黑暗时代。人类的一夜快乐宣告了野蛮.com的到来。适合时宜地迎接新千年的糟粕和庸俗。这是不该牢记而应忘记的一夜。
除了坐在沙发上的那一刻，我坐在沙发上抱着康秀拉，我的双臂绕着她裸露的身体，我的双手暖和着她的乳房，我们从电视上观看除夕夜光临古巴。我们俩谁都没有指望那一幕会突然出现在荧屏上，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确实是哈瓦那。一个自称是夜总会的圆形剧场里像关牲畜一样关着千余名游客，从里面出来了一位涂脂抹粉的加勒比海性感女郎，她的形象一看就知道是来自极权国家的，在犯罪分子肆意横行的日子里，她常常去勾引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特罗庇卡那宾馆里的特罗庇卡那夜总会。看不到任何古巴人，除了根本不懂表演的表演者外，很多年轻人——据美国广播公司说，他们一共有九十六人——身着难看的白色服装，手持话筒大吼大叫着在台上绕着圈走来走去，根本不像是在唱歌跳舞。歌舞女郎们怒气冲冲地走来走去，看上去像“拉丁美洲人西部村庄”里那些长腿的有身穿异性服装癖的人。她们的头顶是造型夸张的灯罩——据美国广播公司说，有三英尺高。灯罩高挂在她们的头顶，白色波浪形的长发飘荡在她们的背上。
“天哪”，康秀拉叫道，她开始哭了起来。“这，”她非常愤怒地说道，“这就是他向世界展示的。这就是他在除夕夜展示给人们看的。”“这是风格有点怪异的闹剧。也许，”我说道，“这是卡斯特罗认为的笑话。”
是吗?我不知道。这是无意的自嘲吗?——卡斯特罗是如此跟不上时代吗——或者这是有意的讽刺吗?还是他一贯的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憎恨?卡斯特罗，对巴蒂斯塔（Batista）(注：1901—1973，古巴军人，独裁者，两次任总统，1959年被卡斯特罗推翻。)的腐败嗤之以鼻，你会认为这种腐败对于他而言就是像特罗庇卡那夜总会这样的旅游夜总会的象征，而那就是他的新世纪献礼吗?教皇不会这样做——他拥有了不起的公共关系。只有前苏联才可能有如此俗丽的玩意儿。卡斯特罗有很多东西可供他选择，他可以选择很多过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戏剧性庆祝场面：在糖料作物种植园里，在产科病房里，在雪茄制造厂里。快乐的古巴工人抽着烟，快乐的古巴母亲们微笑着，快乐的古巴婴儿们吮吸着乳汁……但为游客们提供最粗制滥造的表演?这是有意的安排或是愚蠢的举动或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玩笑，针对这个历史上毫无意义的时刻所进行的歇斯底里式的庆祝活动?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他都不会花一分钱在这上面。他也无需为此动一分钟的脑筋。为什么革命家卡斯特罗，为什么任何普通人应该去关心那种给我们感觉我们在理解我们不能理解的事呢?时光飞逝。我们游泳，沉没在时间里，直到最后我们淹死离世。这一不成其为大事的事件演变成了一件大事情，而康秀拉正在这里经受她一生中最大的事件。人生的大结局，尽管没人知道是什么，即便有大结局，也正在结束而且肯定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开端。这是对无人知道是什么的一场疯狂的庆祝活动。
只有康秀拉一个人知道，因为康秀拉如今知道了年龄的伤痕。变老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除了那些正在变老的人，但对于康秀拉来说已经不再如此。她不再像年轻人那样计算时间，往起点方向数。对于年轻人，时间总是由过去构成的，然而对于康秀拉，时间成了她还有多少未来，而且她认为未来没有多少了。现在她计算时间是往以后数，以接近死亡的远近来计算时间。幻想已经破灭，机械刻板的幻想，安慰人的想法，滴答滴答，一切按部就班地发生。她的时间感现在已经和我的一样了，死亡在加快，甚至比我还要绝望。实际上，她已经追过了我。因为我还能对自己说，“五年内我还不会死，也许十年内不会死，我身体好，很健康，我甚至还能再活二十年，”而她……
童年时听过的最美丽的童话告诉我们一切事情都按顺序发生。你的祖辈早于你的父辈去世，而你的父辈则早于你去世。如果你是幸运的。那么结果就是如此，人们按顺序变老、去世，这样在葬礼上想到去世的人活得长寿你会减轻一些痛苦。这种想法几乎不会使人的死亡变得不那么可怕，而是一种骗术，我们用这种骗术使机械刻板的幻想完好无损而且遏制住了时间对人的折磨：“某某人活得长寿”。但是康秀拉一直都没有那么幸运，因此她坐在我旁边，经受死亡的审判，与此同时，荧屏上播放着终夜的狂欢，一场人工制造的、充满孩子气的、对无时间限制的未来的歇斯底里大发作，成熟的成年人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未来，他们不无忧虑地知道他们的未来很有限。在这个疯狂的夜晚，没有人能比她更忧郁地知道这一点了。
“哈瓦那，”她说道，这一会她抽泣得更厉害了，“我以前认为我总有一天会见到哈瓦那的。”“你能见到哈瓦那的。”“我不能。噢，大卫，我的祖父……”“是啊，他怎么了?说下去，告诉我，说。”“我祖父会坐在客厅里……”“说下去。”我紧紧地抱着她，她开始讲述自己的事，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她从来没有理由来讲述，也许她以前从不知道自己是谁。“打开《新闻时间》，《麦克尼尔雷赫尔新闻时间》，然后，”她说道，泪眼汪汪地，“他会突然叹口气说，‘可怜的妈妈’。妈妈死于哈瓦那，当时他不在场。因为他们那代人还没有离开。‘可怜的妈妈。’‘可怜的爸爸。’他们仍然落在后面。他就有了悲哀，对他们的这种渴望。可怕的，可怕的渴望。而那正是我有的悲哀。但我渴望的是我自己。渴望我的生命。我抚摸自己，我用双手抚摸自己的身体，我想，这是我的身体!它不能离开!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发生!它怎么能离开呢?我不想死!大卫，我怕死!”“康秀拉，亲爱的，你不会死。你才三十二岁。你还能活很长时间。”“我是在流放中长大的。所以我害怕一切。你知道这一点吗?我害怕一切。”“噢，不。我认为不是那样的。害怕一切?今天晚上也许是这样但不是——”“我总是这样的。我不想让我的家人流放。但是你要长大成人而且你总是听到‘古巴，古巴，古巴’……瞧!那些人!这么粗俗的人!瞧他给古巴做了什么!我再也见不到它了。我再也见不到房子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的房子了。”“不，你会的。一旦卡斯特罗不在了——”“我也不在了。”“你不会不在的。你会在这里的。别害怕。不需要害怕。你会恢复健康的，你将活——”“你想知道我珍藏着的画面吗?那儿的画面?我的一生?我头脑中的古巴的画面?”“想。告诉我吧。平静下来并且告诉我一切。你想要我关掉电视吗?“不——不。他们会播放其他的节目的。他们肯定得播放。”“告诉我你头脑中的画面，康秀拉。”“不是有海滩的那幅，不是那幅。我父母有那幅画面。我父母讲起他们在那儿有多快活。孩子们在海滩上四处奔跑，大人们坐在安乐椅上，整理着含羞草。他们有时候会把房子搬到海滩上，但这不是我记忆中的事了。我记得的是另一件事。我永远都记得这件事。噢，大卫——远在他们被埋葬之前他们埋葬了古巴。他们不得不如此。我父亲、我祖父、我外婆，他们都知道他们再也不会回古巴了。而他们确实没回去过。如今我也回不去了。”“你能回去的，”我告诉她。“永远留在你脑子里的是什么画面?说给我听。说吧，”我说道。“我一直认为我能回去的。只是去看看房子。房子还在那儿。”“你脑子里的画面是关于房子的吗?”我问她。“不。是一条路。埃尔马勒贡路。如果你看哈瓦那的任何照片，你都可以看到埃尔马勒贡的这张，这条漂亮的路紧挨着海水。他们建了一堵墙，在照片里，人人都坐在墙上伸出身子。你看过电影《布埃纳维斯特社交俱乐部》吗?”“我看过。因为你的缘故，我当然看过。每当我看它的时候就会想起你来。”“嗯，这条路就在那里，”她说，“那儿波浪撞击出震耳欲聋的声音。那堵墙。你只看到它一会儿时间。那是我经常想我会去的地方。”“那堵墙也许原来就是路，”我告诉她。“应该就是那条路，”康秀拉说道，当她抬头看着荧屏时又禁不住抽泣了起来，在灯罩下面(我们得知每一个灯罩重达十四磅)，歌舞女演员们漫无目的地走过舞台。是的，这绝对是卡斯特罗对二十世纪说的话“滚你妈的蛋!”因为这也是他在历史上冒险经历的终结，也是他因为人类发生的事情成名和没有成名的终结。“告诉我一切，”我对她说。“你以前从没告诉过我。八年前你不是像这样说话的。那时你是一名听众。我的学生。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说下去。告诉我本来应该是什么。”“那堵墙，”她说，“和我。就那么回事。伸出身子和人谈话。就这样。你在水边但你却在城里。这是相会的地方。这是一条海滨散步道。”“对了，它看起来十分荒凉破败，”我说，“在电影里。”“是的，但那不是我平生所见到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