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垂死的肉身
作者：菲利浦．罗斯
这种需求、这种混乱。从来不会停止吗?我甚至不知道过一会自己到底极度渴望什么。她的乳房?她的灵魂?她的青春?她简单的头脑?也许比这还糟糕——也许现在我正在接近死亡，我私下里还希望自己是不自由的。
时间过得真快。我有了新的女友。我有了学生女友。早在二十年前和三十年前结交的老女友也频频现身。有些人已经经过多次离异而有些人则一直忙于事业甚至还没有结婚的机会。这些尚无家室的人还亲自打电话给我，向我抱怨她们不得不去约会。约会是可恨的，确立关系是不可能的，发生性关系则是极其危险的。她们接触的那些男人自恋、拘谨、癫狂、着魔、专横、粗鲁；或者说他们看起来很优秀、有成熟男性的魅力、但对女友冷酷而且不忠贞；或者说他们柔弱无能；或者说他们阳痿；或者说他们只是太笨了点。二十几岁的人不会有这些问题因为他们还保持着大学时建立的友谊，而学校当然是个十分理想的联谊场所，但是那些年纪有些偏大的女人，三十五六岁的女人，因工作十分繁忙所以她们中的很多人如今都求助于专业婚介为她们物色男人。而到了一定的年龄她们无论如何也不愿去见新认识的人了。诚如一位失望者告诉我的那样：“你既然已与他们见了面，他们还是新认识的人吗?他们是戴着面具的老熟人而已。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新的。他们是人而已。”
婚介人按一定价格吸收一年期会员，在此期间能保证安排几次见面。有些婚介人要价几百美元，有些则要价数千美元，而我知道有一位婚介人，自称其会员均是“杰出人士”，安排见面——两年时间里达二十五次之多——收取了不低于两万一千美元的介绍费。我听到这件事时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然而，这是真的，两万一千美元就是介绍费。是啊，为了找一个可以与自己结婚以及可以做孩子们父亲的男人而不得不从事这种交易，对于这些女人来说未免有些残酷；难怪她们晚上很晚了还坐在她们从前的老师家里与年迈的老师促膝交谈，而且有时候甚至由于太寂寞而在老师家过夜。最近她们中的一位就在我这里，她试图从第一次约会时的吃饭中途就被男人抛弃的沮丧中恢复冷静，她把那个男人说成是：“一个极其空闲的人，敢去猎狮和冲浪的超级冒险者。”“简直太粗鲁了，大卫，”她对我说。“因为这甚至不是约会这仅仅只是准备去约会。我是非常淡泊地接受婚介这种方式的，”她说，“但即便这样还是不行。”
埃琳娜，好心肠的埃琳娜·赫拉博夫斯基，她的头发已过早地成了灰白，也许就是因为婚介。我对她说：“这肯定是很大的负担，互相不认识、长时间的沉默、甚至对话也很别扭”；而她则问我：“你认为当你也像我这样事业有成时也应该这样吗?”埃琳娜是位眼科医师，靠她惊人的毅力从社会底层爬至上层。“生活难倒了你，”她告诉我说，“你成了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的人并且只是说让它见鬼去吧。这真是难堪极了，但你已经没有任何精力了。其中的有些男人确比一般人更富魅力。有教养。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很好的生活条件。而我就是对这些人没有兴趣，”她告诉我。“为什么和他们在一起会那么无聊?也许是因为我太无聊了，”她说道。“这些家伙开着豪华车子来接你。宝马之类的。一路上播放古典音乐。带你去一些环境优雅的小饭店，大部分时间我只是坐在那儿瞎想，上帝!让我回家吧!我想要孩子，我想建立一个家庭，我想有个家，”埃琳娜说道，“但是虽然我在感情和体力上都足以保证我每天在手术室里站立六、七、八个小时，但我的感情和体力不再能忍受这种耻辱。他们中的有些人对我印象还不错，至少是如此。”“他们怎么会对你印象不好呢?你可是视网膜专家哩。你是眼外科医生。你能治愈人们的眼病。”“我知道。我是说他们不至于断然拒绝我，”她说，“我天生不是那种人。”“没有人是，”我告诉她，但似乎无济于事。“我已经尝试了太多次，”她说道，不禁有些伤感，“不是吗，大卫?十九次约会?”“天哪!”我说，“是太多了。”
那天晚上埃琳娜心思乱极了。她一直呆到天亮，然后匆匆忙忙赶往医院洗手准备进入手术室。我们两人都没怎么睡，因为我在给她滔滔不绝地讲她必须放弃结婚成家的念头，因为她像一个勤奋、认真、记笔记的学生那样仔细听我讲，我们第一次在课堂上见面时她就是这样的。但是我的话是否对她有帮助就无从知道了。埃琳娜极其聪明能干，但是对于她来说，要孩子的愿望绝对是欠考虑的。是的，这种念头激活了生育本能，而这正是令人悲哀之处，绝对如此。但这仍然是欠考虑的：你还会继续走下一步。对于如此有成就的人来说这是多么的幼稚!但是这是她很久以前所想象的成年生活，在她成年之前，在治疗视网膜疾病成为她毕生事业之前。
我对她说了什么?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你也需要我给你讲讲结婚成家是幼稚的行为吗?当然是幼稚的。今天的家庭生活比起以往来其生活氛围更多地是由孩子们来创造的。假如家里没有小孩则情形更糟。因为孩子气十足的成年人代替了孩子。夫妻生活和家庭生活说明每一个当事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孩子气的。他们为什么必须得每个晚上都睡在同一张床上?他们为什么一天互相要通五次电话?他们为什么总是要在一起?牵强的相敬如宾肯定是充满孩子气的。那种不自然的相敬如宾。我最近在一本杂志中读到关于一对影视明星夫妇婚姻生活的文章，他们结婚三十四年，其最大的成就便是学会了互相容忍。丈夫自豪地告诉记者：“我和我妻子有一句格言，即：你可以通过舌头上牙齿印多少来判断婚姻的健康状况。”我不知道，当我和这种人在一起时，他们会受到什么惩罚。三十四年。人们敬畏这种严酷而必需的自虐行为。
我有个朋友在奥斯汀，是个功成名就的作家。五十年代中期就年纪轻轻地结了婚，七十年代早期离的婚。他的老婆是一位体面的女士并且和她生养了三个体面的孩子——而他又想出来。他并没有歇斯底里或愚蠢可笑地走出来。这是一个人权问题。不自由，毋宁死!对了，离婚后他一个人过日子，很自由也很可怜。因此没有多久他又结婚了，这次结婚他不准备要孩子，女方已经有一个读大学年龄的孩子。没有孩子的婚后生活。是啊，几年后性生活就得停止了，而这是个在其第一次婚姻中常有拈花惹草行为而且在其创作中集中描写男女性事的男人。他本来可以开始独自公开地享受他结婚时用花言巧语偷偷骗取的一切。但是由于难以挣脱加在身上的束缚，从第一秒钟开始他就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而且认为他将永远这么可怜下去。不管生活是否圆满，他是自由的；同时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处何处。他知道自己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找到返回他不再能忍受的那种状况的路，虽然现在已不存在强制性的逻辑：想结婚为的是要孩子、养家等等。是偷偷摸摸的魅力吗?我没有藐视它。处于最佳状态的婚姻就是一针相当不错的兴奋剂，给放荡的欺骗行为带来刺激。但是我朋友需要的与其说是通奸者每日渡过谎言之河的刺激不如说是一种基本的安全感。他再婚并不是为了那种刺激，尽管他一旦再度做了丈夫时他几乎马上就重新追求起那旧的喜好来了。造成这种问题的部分原因是被解放了的男性性能力从来不曾有过一位社会发言人或一种教育制度。它没有社会地位因为人们不想要它有社会地位。而这个家伙却有如此有利的条件尽情享受他的特权，哪怕仅仅是为了获得性能力的尊严。但是顺从，顺从，再顺从，让步，让步，再让步?每隔一天就想着离开家庭?不，这不是男人有尊严的生活方式。这也不是女人有尊严的生活方式，我告诉过埃琳娜。
她被说服了吗?我不知道。我觉得她没有被说服。你呢?嘿，你为什么笑啊?是什么使你如此开心啊?是我的说教方式?我同意：一个人荒谬的方面总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对此你又能做点什么呢?我是个批评家，我是个教师——说教是我的天命。辩论和反驳是构成历史的内容。你要么将你的意志强加给他人要么接受他人强加给你的意志。要么喜欢要么不喜欢，那是一种困境。总会有对立的力量存在，因此，除非你极为喜欢成为从属力量，否则你总是处于战争状态。
注意，我已不属于这一年龄。你可以看到这一点。你可以听到这一点。我用一把很钝的工具达到了我的目标。我给家庭生活及其旁观者带去一把锤子，也把这把锤子带入了肯尼的生活。我还是一个使用锤子的人，这一点不应该令人惊奇。同样不应该令人惊奇的是，对属于现在这个年龄的你们和那些不必那么执拗的人来说，我的执拗使我成为类似于乡村无神论者的滑稽人物。
现在，让笑声平静下来允许老师讲完。当然，假如快乐、经验，以及年龄不再是个有趣的话题的话……它是吗?那么任凭你们把我看成什么人，只是不要等到最后。
刚刚过去的这个圣诞节。1999年的圣诞节。那天晚上我梦见了康秀拉。我孤单单地一个人在家，我梦见她发生了不测，我想我应该给她打个电话。但是当我在电话簿里找时发现她的名字不在上面，而因为根据乔治的教导我不能允许让那足以毁掉我的冲动死灰复燃，所以我从未将若干年前我在电话本上找到的她在纽约东边上城的地址写下来，那是在她找到第一个工作之后。对了，一个星期后，在大年夜，我一个人呆在客厅里，没有女孩子，那天晚上我有意要一个人呆在家里弹钢琴因为我打算对新千年的到来置之不理。倘若你不是处于渴望之中，那么孤独本身可以是巨大的快乐，而那天晚上我准备要的正是这种快乐。录音电话开着，通常电话铃响时我不会提起话筒而只会听听是谁打来的电话。那天晚上我决定尤其不想听任何人提及“千年虫”一个字，因此电话铃真的响起来时，我继续弹我的钢琴，直到我意识到自己听到的是她的声音。“喂，大卫吗?是我。我是康秀拉。很久没通话了，打电话给你觉得挺怪的，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想在你听人说这事以前亲自告诉你，或者说提前告诉你免得你吃惊。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的，不过我给你留下我的手机号码。”
我听着她的留言，僵住了。我没有拎起话筒。而当我想过去拎起来时，为时已晚，我想，天哪!她真的发生了什么事了。由于乔治的死使我想到了康秀拉可能遇到了不测。是的，乔治死了。你没有看到《纽约时报》上的讣告吗?乔治·奥希恩五个月前去世了。我失去了最要好的男性朋友。实际上我现在没有任何男性朋友。这是巨大的损失，失去了与乔治之间同志式的友谊和信任。我确实有同事，我工作时见到、经过时说上几句话的那些人，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与我的格格不入，因此我们很难自然地想到一块去。关于个人生活我们没有共同语言。乔治是我男性群体的全部，也许因为我们所属的男人阶层人数本来就太少吧。而有一个战友就够了：你不需要整个社会的人都站在你一边。我发现我认识的大多数其他男人——尤其是如果他们恰好撞上我和我的一个年轻女孩在一起时——要么对我不置可否要么对我大加指责。我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他们这么说我——他们是没有缺陷的人。而假如我不承认他们所说的事实，那些指责我的人可能会发疯。我是“自命不凡的人”，他们这么说我——他们不是自命不凡的人。这些受折磨的人肯定是不会接受我的。当然，那些已婚的男人也从未对我开诚布公过。我和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亲近感。也许他们互相之间也保留秘密，互不信任，只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些日子里男性间的团结达到如此空前的地步。他们的英雄行为不仅体现在非常克制地忍受他们所不屑的日常杂务中而且体现在勤勉地展现他们生活的虚假形象上。真实的生活、公开的生活只为他们的治疗专家而存在。我不是在强辩说他们都是我的敌对力量并且因为我的生活方式他们希望我遭殃，只是说我并不强求他们的敬仰。随着乔治的去世，我现在只和像埃琳娜这样曾经是女朋友的女人密切交往。她们不能给我乔治所给我的一切，但我不会对她们的宽容提出过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