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垂死的肉身
作者：菲利浦．罗斯
随之而来的那个夜晚，康秀拉拔出了月经棉塞站在我的浴室里，一个膝盖微屈着靠近另一个膝盖，仿佛曼特尼亚（Mantegna）（注：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马杜亚画派的画家。）的圣塞巴斯蒂安，我看见血从她的两腿间往下滴。这令人震颤吗?我感到快意吗?我被迷住了吗?是的，不过我又一次感觉自己像个男孩。我已经准备向她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而当她不知羞耻地同意时，我再次以吓唬自己而告终。似乎什么也没有干——假如我不想在她那异域情调的淡然置之态度面前感到无地自容的话——除了跪下来将她舔干净外。她对此不置一辞，任其发生。把我当成一个更小的男孩。一个人不可能有的个性。这样的人很傻。成为任何人都是不可避免的喜剧。每次新的过分行为都会使我更加虚弱——但是一个难以满足的男人能干些什么呢?
她脸上的表情?我在她脚下。我匍匐在地板上。我自己的脸紧紧贴在她的肉体里，像一个正在吮乳的婴儿的脸，所以我一点也看不到她的脸。但是我告诉你，我认为她并没有受到恫吓。康秀拉没有什么难以抑制的新情绪要克服。一旦我们经过了作为情人的初始阶段，她似乎能够轻而易举地接受我因她的赤身裸体对我的撩拨所做的一切。让她难以理解的是，像乔治·奥希恩那样的已婚男人竟然在早上八点钟在大庭广众中与一位穿着衣服的年轻女人接吻——那对于康秀拉来说是秩序混乱。但是像我们这样子呢?这不过是一种新奇的消遣娱乐。这对于她来说是她轻松展示的肉体之魅力。当然，受到跪着的这位文化名人的注目不能不说是件让她感到重要的事。康秀拉一生都对男孩有吸引力，她一生都蒙全家人钟爱，一生都受她父亲崇拜，所以冷静沉着、从容不迫、像雕塑般镇定自若是她本能地采用的表演方式。康秀拉不知怎么避免了这种几乎人皆有之的笨拙。
那是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晚上卡罗琳直接从机场到我这里，星期六早上我坐在餐桌边，正在吃早饭，这时她裹着我的浴衣从浴室冲进厨房，手里拿着一半包在卫生纸里沾满血渍的月经棉塞。她先是拿给我看然后朝我扔过来。“你在和其他女人发生性关系。给我说实话”，卡罗琳嚷嚷，“然后我就走。我不喜欢这样。我以前的两个丈夫和其他女人发生性关系。我那时就不喜欢这样现在也不喜欢这样。尤其和你在一起时。你和我有现在这种关系——而你又做出这种事来。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不用像夫妻那样和恋人那样地过性生活——而你又做出这种事来。像我这样的人不是很多的，大卫。我对你感兴趣的东西同样有兴趣。我明白你所明白的一切。和谐的享乐主义。我可是千里挑一、无与伦比的，傻瓜——你怎么就可能干出这种事来呢?”她说这番话时不像一个历史赋予其绝对权力的愤怒的妻子而像一个闻名遐迩的交际花，出于无可争辩的性爱优势。她有权这么做：大多数人都是和那些糟糕透顶的人上床睡觉的——卡罗琳只和最优秀的人。不，她不是愤怒；她觉得受辱和丢脸。她那充沛的性能力又一次受到一个卑鄙而难以满足的男人的轻视。她说，“我不想和你吵。我只想知道真相，之后你将再也见不到我。”
我竭力保持镇静，只露出了一丝惊讶，我问道：“你从哪儿发现的?”月经棉塞就放在厨房的餐桌上，和酱菜及茶壶放在一道。“在浴室里。在垃圾箱里。”“唔，我不知道这是谁的也不知道它怎么会在那儿。”“你为什么不把它涂在硬面包圈上吃掉呢?”卡罗琳建议道。作为回答，我所说的是：“我会非常乐意的，假如那样做会让你高兴的话。不过我不知道这是谁的。我想我在吃之前应该弄清楚这是谁的东西。”“我不能忍受这，大卫。它令我恼怒不已。”“有了，我想起来了，”我说道，“我的朋友乔治有一把这套房子的钥匙。他得了普利策奖，他朗诵作品，他在新学校教课，他经常遇到女人、女孩，他和他遇到的任何人睡觉，很显然，由于他不能带她们回家，家里有妻子和四个孩子，由于要在纽约找一间旅馆房间是不可能的，由于他总是缺钱用，由于那些女人都是已婚的，很多是已婚的，他不能带她们去她们家里”——我所说的每句话，到目前为止都是事实——“他有时带她们来这里。”
刚才这句话就不是事实了。这是一个经久耐用的谎言，我曾经用同样的谎言挽救了自己，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某件女人用的私人物品——虽然明白地表明绝不是一件十分原始的物品——被发现或疏忽或有意地留在了我这里。平庸的好色之徒的经久耐用的谎言。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
“这么说，”卡罗琳说道，“乔治在你的床上和所有那些女人睡觉。”“不是所有的。但是有一些，是的。他睡客人房里的床。他是我的朋友。他的婚姻不太美满。他使我想起了没有离婚时的我自己。只有在越轨的时候乔治才让人觉得纯洁。他顺从的一面令人觉得恶心。我怎么能拒绝他呢?”“你说得未免太详细了点，大卫。你说得未免太有条理了。你刚才说的话我一句也不信。你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是如此，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全，一切都是蓄意——”“行了，光这一点就该使你相信了吧——”“有人来过这里，大卫。”“没有人，”我说，“不是和我。我真的不知道这是谁的月经棉塞。”这是令人难受的紧张局面，但是通过直截了当地当着她的面撒谎，我终于得救。而且幸运的是，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她没有离开我。她是后来才离开我的，应我的要求。
对不起，我得接个电话。我必须得接。对不……。
对不起离开了那么久。这甚至不是我要等的电话。对不起让你一个人等在这里，但是是我儿子的电话。他来电话告诉我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我所说的话还是让他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并确认一下我是否收到了他写来的充满火气的信。
嘿，我从来就没想过我们之间会相安无事，他甚至在没有任何人怂恿的情况下就已开始恨我也说不定哩。我知道这是一次艰难的脱身，而且我知道我只能自己一个人逃跑。假如我带着他一起逃离，即使可能脱身，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当时已经八岁了，而带着他我就不可能过上我想过的生活。我不得不出卖他，因此我不能得到他的宽恕而且永远不会得到宽恕的。
这过去的一年他四十二岁，他成了奸夫；自那以后他开始突然出现在我的住所。夜里十一二点钟，甚至早上一二点钟，他在楼下的对讲机里说：“是我。让我上来。揿铃让我进来!”他和妻子吵架，冲出房间，钻进小车，不顾一切地到了这里。自他长大成人后，我们一连好多年几乎没有见面；有好几个月我们都没有通电话了。他半夜里第一次来访时你可想象我有多么惊讶了!你来这里干什么，我问他。他遇到麻烦了。他处于危机之中。他在受罪。为什么?他结识了一个女朋友。一个刚来为他干活的二十六岁的年轻女人。他开了一家修复被毁艺术品的小公司。那是他母亲退休前从事的工作：艺术品管理员。他从纽约大学获取博士学位后进入她的领域，协助她工作，如今生意十分成功，在索霍区（注：纽约市曼哈顿南部的一个区；该区的许多仓库与建筑物已改为艺术家的工作室、画廊、商店和餐厅。）的仓库二楼有十八个人在为他干活。这里有众多的画廊、私人收藏家、拍卖行、苏士比拍卖行的顾问等等。肯尼是个身材魁梧、外表潇洒的男人，衣着无可挑剔，说话声音威严，写得一手好文章，能熟练地使用法语和德语——很显然，在艺术世界中他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的缺陷造成了他的痛苦。把他安置在我附近的任何地方，他内心的伤口就开始流血。工作时他显得积极主动、健康壮实、丝毫不会表现出精力不济的样子，但一旦我开口说话我就会使他浑身乏力。他说话时我只要保持沉默就能破坏他话语的有效性。我是他无法战胜的父亲，是个只要在场他的威力就会被压服的父亲。为什么?也许恰恰因为我不在场。我的缺席令人可怕。我的缺席意味深长。我抛弃了他。那就是要建立心平气和的父子关系根本不可能的充足理由。在我们父子关系史上，从来也没有什么东西妨碍过儿子在其父亲脚下设置任何障碍的天赋。
我是肯尼的卡拉马佐夫父亲，是根本，是可怕的力量，面对父亲，他这个爱的圣徒、一个无时无刻都必须举止得体行为良好的人觉得自己受了冤枉并且想杀死父亲，仿佛他成了所有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合体。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父母扮演了传奇性人物的角色，而我从七十年代末以来就知道我的传奇性角色注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当时我收到一封邮件，里面是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二年级的肯尼写的一篇论文，一篇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论文。不难确定这本书的现实意义就是他自身状况夸大其词的幻想。肯尼属于那种情绪过于激动的人，他所读的东西都包含有个人意义在内，将其他一切与文学密切相关的统统抛在一边。
他当时全力关注的是我们之间关系的疏离，因此毫无疑问，论文的焦点就集中在了父亲身上。一个堕落的纵欲者。 一个孤独的老色鬼。一个与很多年轻女孩有染的老头。一个在家里供养了一群放荡女人的大丑角。你也许记得，一个抛弃了长子、对所有孩子都不闻不问的父亲，“因为孩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会成为他过放荡生活的障碍。”你没有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吗?但你必须得读一读，哪怕只为那可耻父亲的放荡和邪恶的有趣形象。
在肯尼青少年时期，每次他心神错乱地来到我面前，总是为了同一件事情。现在仍然如此：他认为自己是个凡事顶真的正直人的想法受到了威胁。我想方设法鼓励他改变那种想法，稍稍调节一下情绪，但是我的暗示使他狂怒不已而且转念投靠她母亲。我记得我问过他一次，当时他十三岁准备进中学读书并开始看上去不太像一个孩子了，我问他是否愿意留在我这儿一起度暑假，我在卡茨基尔山上租了一套房子，离我父母经营的旅馆不远。这是五月的一个下午，我们一起观看了纽约市梅茨队的棒球比赛。我们在一起度过的许多个痛苦的星期天中的又一个。他为我的邀请感到沮丧，他不得不冲进男厕所去呕吐。在古代，在欧洲，父亲常常带着儿子去妓院，以此传授性知识，而这仿佛也是我提倡的方法。他呕吐是因为如果他来我这里，家里总有一个女孩在，也许是两个，也许更多。因为在他看来我的家就是妓院。不过，他的呕吐表明他不只是对我反感，更是对他自己的反感反感。为什么?因为他所迫切需要的一切，因为即便和一个他感到气愤和失望的父亲在一起，和他在一起的时刻也是那么威力无穷、对他的渴望仍是那么强烈。他还是一个处于无助的困境中的男孩。这是在他为了把自己变成一个一本正经的人而烧灼伤口之前。
在他大学阶段的最后一年，他确切地认为自己可能已经使他的一个同学怀孕了。他刚开始时害怕极了，不敢告诉他母亲，所以他来我这里。我安慰他说假如那女孩真的怀孕了，他也不必非得娶她。这不是在1901年。如果她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就像她一直坚持的那样，那么那是她的选择，不是他的选择。我虽然支持合法堕胎，但那并不意味着支持她为他而去堕胎。我敦促他经常提醒她，他才二十一岁而且刚刚大学毕业，不想要孩子，无法养育孩子，无论如何不想为孩子负责。假如她二十一岁就想独力承担责任，那是她单独做出的决定。我给他钱去支付她的堕胎。我告诉他我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他的。“但是要是她不愿改变主意该怎么办呢?要是，”他问我，“她断然拒绝呢?”我说要是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那么一切后果由她自负。我提醒他说没有人能强迫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我还说在我处于犯错误的边缘时我很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人能给我点建议。我说：“生活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其主要文献都是关于人的解放的，旨在保证个人自由，我们生活在自由制度下，只要你的行为合法，制度根本不在乎你干些什么，发生在你身上的不幸通常都是自找的。如果你生活在纳粹占领的欧洲或共产主义统治的欧洲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那里，他们会给你制造不幸；为了第二天早上永远不起床你不需要走错哪怕一步路。但是在这里，没有极权主义，像你这样的人只会自己给自己带来不幸。更何况，你聪明、善于言辞、外表俊美、受过良好教育——你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兴旺发达。在这里，埋伏着趁你不备给你致命一击的惟一暴君将是传统习俗，而这也是不可等闲视之的。读一读托克维尔（Tocqueville）（注：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著有《美国的民主》等书。）吧，假如你还没有读过的话。他没有过时，讲的不是‘人被迫穿过同一筛孔’的话题。关键在于你不应该认为为了逃避传统习俗的束缚你非得令人不可思议地成为“跨掉派”成员或波西米亚人或嬉皮士。成功地逃避传统习俗的束缚不需要有与你的性情和教养格格不入的夸张的行为举止或古怪的穿着打扮。根本不需要。肯尼，你所要做的就是要找到你的力量。你具备这种力量，我知道你具备——你现在不能调动力量只是因为遇上了新的困境。假如你想活得潇洒些，明智地避开众多口号和例外的规则的敲诈勒索，你必须得找到你自己的……”等等，等等。《独立宣言》，《人权法案》，《葛底斯堡演说》，《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南北战争的全部三个修正案。我和他一起温习了一遍上述所有文献。我为他找到了托克维尔。我估计，他已二十一岁了，我们终于有了一次交谈。我比波洛涅斯（Polonius）（注：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饶舌自负的老廷臣，雷欧提斯和奥菲莉亚的父亲。）还要波洛涅斯。不过，我告诉他的一切至今还不算过时，1979年时肯定不过时了。当年我需要将上述那番话硬塞进我的脑子时，它也是不过时的。孕育于自由——那不过是良好的美国常识。但是我说完这一番话后，他做了什么呢?他开始向我细说她的所有优秀品质。我问道：“你的品质呢?”但他似乎没有听见，只是又开始告诉我她有多么聪明，多么漂亮，是个多么有趣的女孩，他还告诉我她极好的家境，几个月后他就娶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