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布莱希特日历小说八篇
作者：［德国］贝托尔德·布莱希特 作 赵丹 译
安娜高兴地从那奇怪的婚礼上回来，这婚礼既无教堂的钟声也无铜管乐，既无伴娘也无客人。她在饭厅里吃了一块带一片肥肉的面包作为这婚礼的美食，然后跟哥哥走到放孩子的箱子前。这孩子现在有名字了。把床单塞紧了些，她朝哥哥笑了笑。
死亡证明书却迟迟未到。
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老女人没有送来消息。安娜在村子里解释说，她男人正在来的路上，现在若有人问她，她就告诉他们他在哪里，可能是厚厚的积雪使得旅行变得困难。这样又过了三个礼拜，她的哥哥怀着不安的心情驾车去了奥格斯堡附近的那个村子。
夜深时他回来，安娜还醒着，当她听到院子里的嘎吱声时就跑到门口，看到哥哥动作缓慢地卸下马套，她的心揪紧了。他带来了坏消息。当他走到茅屋时，看到那个原以为快死的男人坐在饭桌边吃晚饭，只穿件衬衣，两个腮帮子不停地嚼，他又完全康复了。
哥哥往下说着，没有看安娜。那个雇工，他叫奥特赖尔，他的母亲看来对这种转机同样感到吃惊，对以后的事还没有主意。奥特赖尔没有让人产生不愉快的印象。他说话不多，但当他母亲抱怨他以后要为一个不想要的老婆和孩子操心时，他示意她不要说了。在整个谈话中他不紧不慢地吃着他的乳酪面食，哥哥走时仍是这样。
接下去的几天安娜自然很担忧，干活之余她教那小男孩走路。当他松手放掉捻杆伸开双臂踉跄着朝她走来时，她强忍住一阵抽噎，接住他，紧紧地抱着他。
有一次她问哥哥，那雇工是什么样的人？她只见过他躺在病床上，而且是在晚上，只有微弱的烛光照着。现在她知道，她男人是一个被劳动榨干的五十多岁的男人，如同每一个雇工。
不久她就看到了他，一个小贩子经过极其秘密的安排之后告诉她，有“某位她的熟人”想在某天某时某村一条通向兰茨贝格的路上跟她碰面。这样这对夫妻就在两个村子之间的白雪皑皑的原野上碰面了，如同古代两个摆开阵式的将领一样。
安娜不喜欢这个男人。
他有着灰色的牙齿。尽管她裹在厚实的羊皮里从外看不出什么，他还是从上到下打量着她，说什么“神圣的婚礼”之类的话。她干脆地告诉他，她还要把所有的事情重新想一遍，他应该托某个路过格罗斯艾廷根的商人或屠夫带个消息给他嫂子，告诉她，他不久就会来，只是在路上病了。
奥特赖尔从容地点了点头，他比她高出一个头，在她说话时总是看着她的脖子左侧，让她恼火。
但是消息一直没到。安娜转而想干脆带着孩子离开村子往南走，在肯普腾或宗特霍芬谋一份工作。只是听说路上不安全，且是隆冬，所以她留了下来。
呆在村子里现在变得困难了。嫂子当着众人的面提出许多怀疑她男人的问题，有一次当她虚情假意地看着小孩叫他“小可怜虫”时，安娜决定还是走，可这时小孩病了。
小孩发高烧，满脸通红，眼睛迷糊，不安静地躺在箱子里。安娜整夜守着他，心中很害怕，盼望他快点康复。当他开始好转又重新会笑时，有天上午有人来敲门，奥特赖尔走了进来。
屋里除了安娜和那个小孩没有别人，安娜用不着掩饰，她吓成那样也掩饰不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们站在那里，没说话。然后奥特赖尔说，他那方面已经考虑过了，是接她的，他又特地提起了神圣的婚礼。
安娜火了。用坚定的、强自压抑的声音告诉这个男人，她没想过和他生活，她答应了这桩婚事只是为了她的孩子。除了给孩子一个姓氏，她不想从他那得到什么。当她说到这小孩时，奥特赖尔朝那箱子瞟了一眼，小孩正躺在里面踢蹬。奥特赖尔并没再往前走一步，这使安娜对他更反感。
他说了一通套话：她应该再考虑一下，他家虽穷得吃不饱，他母亲可以睡在厨房里。这时，农夫的女人走了进来，好奇地向他问好，请他吃午饭，坐着吃饭的时候他只是对农夫不经意地点了一下头表示问候，既不假装不认识他，也不流露出认识他。对农夫女人的提问他只作片言只语的回答，眼睛却不从饭碗边抬起来。他说他在梅林找到一份工作，安娜可以搬到他那去，但他没说必须马上就去，下午他躲开农夫的陪伴在屋后劈柴，尽管没有人要求他那么做。吃晚饭时他又没说一句话。吃过饭，农夫女人拿一条鸭绒被进了安娜的房间，让他在那过夜，可这时他样子古怪地慢慢站起来，嘟哝着说当天晚上他还必须回去。走之前他不在意地瞥了一眼箱子里的小孩子，没说什么也没碰他一下。
晚上安娜病了，发高烧，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大多数时间她神志不清地躺着，只有中午烧退了些的时候，她才咬着牙爬到孩子的木箱边，把他的被子掖好。
病后第四个星期奥特赖尔驾一辆栅栏马车来到村里，把她和小孩接走了。她一声也没吭。
在他家常常只能喝到稀汤，她恢复得很慢，又浑身无力。有一天早上，当看到小孩弄得肮脏不堪时，她毅然地站了起来。
小孩高兴地微笑着迎向她，正因为这微笑，她哥哥一直断定这孩子是她的。他长大了，在房间里飞快地爬来爬去，不停地拍着手，跌倒时发出小小的喊叫声。她用一个大木盆给他洗澡，又重新恢复了自信。
几天后她便忍受不了茅棚里的生活。她给小孩包了几层被子，藏了几块面包和乳酪跑掉了。
她本打算去宗特霍芬，但没走多远双腿就发软了。公路上正在化雪，沿途村子里的人都因战争而变得吝啬和互不信任。出走的第三天她踩进一个坑里崴了脚。经过好几个小时——其间她一直担心着那小孩——她被带到一个村庄，安顿在一个牛棚里。小孩在牛中间爬来爬去，她一惊叫他就朝她笑。最后她不得不把她男人的名字告诉村子里的人。当天他便把他们接回了梅林。
从此以后她不再想出逃，开始认命，卖力地干活。要从地里弄点什么出来维持生计很难，但那男人对她很好。小孩吃得很饱，她哥哥有时也过来，带上这个那个作为礼物。有一回她甚至可以给小孩染一条红裙子，她想，这条裙子一定适合一个染匠的孩子穿。
慢慢地她显得满足了，教育小孩也给她带来了许多乐趣。这样过了好几年。
可是有一天她到村子里去取糖浆，回来时小孩不在茅棚里，她男人告诉她有个衣着考究的女人乘轿式马车而来，把小孩接走了。
惊恐中她撞倒在墙下，当天晚上她带了一包食物上路去奥格斯堡。
在帝国城她头一个去制革厂。人们不让她进去，她没见到孩子。
姐姐和姐夫都试图安慰她，没有用。她跑到有关当局，不住地叫喊，说有人偷走了她的孩子，她进而又告诉他们，是新教徒偷走了她的孩子。但有人告诉她现在是另一个时代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和解了。
如果不是一桩幸运的事帮了她，她一定不会有什么结果。她这桩案子被传到某个法官那里，这法官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法官叫伊格纳兹•多林格，在整个施瓦本，他以粗暴和学识渊博而著称。巴伐利亚的选帝侯称他为“会拉丁文的下流农民”，因为他们曾经一起了结过一桩自由城的法律纠纷。下层人民写歌将他传唱。
安娜在姐姐、姐夫的陪同下见到了他。老头儿个子矮小肥胖，坐在一堆羊皮纸书稿间，房间里摆设简单。老头儿边听她说边在纸上写些什么，声音低沉地说道：“站到那去，快点!”同时用胖小手指着一处光亮的地方。好几分钟他打量着她，然后叹口气，挥手示意她走。
第二天一个差人把她叫来，她还站在门槛上时法官就朝她嚷：“为什么你没告诉我这案子牵扯到一家制革厂？这可是一笔财产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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