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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日历小说八篇
作者：［德国］贝托尔德·布莱希特 作 赵丹 译
“你甭想占有这家制革厂!”法官吼道，“假若私生子真是你的，那么那笔财产便落在辛格里亲属头上。”
安娜点头，并不抬头看，然后她说，“小孩不需要制革厂。”
“他是你的吗？”法官吼道。
“是的，”她轻声地说，“只要我能一直领养他，直到他会说话为止。现在他才会数七。”
法官咳嗽了一下，整理桌上的羊皮纸书稿，平静了些，但仍是怒气未消地说：
“你想要这孩子，那穿绸裙子的婆娘也要这孩子。但这孩子需要个真正的母亲。”
“是的，”安娜说着，看着法官的眼睛。
“滚吧，”他低吼一声，“礼拜六我开堂。”
礼拜六大街和市府前的广场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都想目睹一下这桩关系到那个新教徒孩子的案子。这桩奇特的案子一开始就引起轰动，从家庭到酒店，人们都在争论，两位母亲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多林格老头因为他审判中的刻薄话语和智慧格言而名闻遐迩。他的判案比哭哭闹闹和教堂落成典礼更受人喜爱。
市府前不仅挤满了奥格斯堡人，附近不少农民也来了，星期五是赶集的日子，为了等待审判，他们在城里过了一夜。
法官多林格审案的那个大厅叫金色大厅，它在全德国是唯一这么高大且没有立柱的大厅，十分著名，它的天花板是用链条吊在屋脊上的。
法官多林格像一座小肉山，坐在一扇紧闭的旁门前，一根普通的绳子把公众隔开。但是法官坐在平滑的地板上，身前并没有桌子。这是几年前他作出的一项规定，他对摆设是大有讲究的。到场的被绳子围在里面的是辛格里夫人和她父母，两个从瑞士赶来的辛格里的亲戚，他们俩衣着考究，看起来像被委以重任的商人；还有安娜•奥特赖尔和她的姐姐。一个保姆带着那个小孩站在辛格里夫人旁边。
所有的人包括双方当事人和证人都站着。法官多林格总是说，要是所有参加的人都站着，审判就要短得多。也许他让他们站着，是想让观众看不到他，这样人们想看他就只有踮起脚伸长脖子才够得着。
审判开始时出了一个小插曲。安娜看到那小孩时叫了一声，往前走了一步，那小孩想要她抱，在保姆的怀里又踢又叫，法官示意把他带出大厅。
然后他传唤辛格里夫人。
她快步走上前来，说皇家士兵怎样劫走了她的孩子，边讲边用手帕擦擦眼睛。就在当天夜里女仆跑到她父亲那儿，告诉他们小孩仍在房子里，显然是为了讨赏钱。她父母打发一个厨师去制革厂，但没发现那小孩。她因此认为，那个人(指安娜)强占小孩，以此来诈骗钱财。即使不让人把孩子从她那儿带走，她迟早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法官传唤辛格里先生的两个亲戚，问他们，当时是否打听过辛格里的消息，辛格里夫人跟他们说了些什么。
他们说，辛格里夫人让人告诉他们，她男人被打死了，她把小孩委托给了女仆，放在女仆那儿比较安全。他们提及她很不友好，这也很自然，因为假如辛格里夫人输了这场官司，田产就归他们了。
他们讲完，法官又转向辛格里夫人，想知道在抢劫中她是不是昏了头，把那孩子扔下不管了。
这有点出乎她的意料，她用没有血色的蓝眼睛看着法官，委屈地说，她没有扔下孩子不管。
法官清了清嗓子，好奇地问：“你是不是相信，没有哪个母亲会扔下小孩不管？”
“是的，我相信。”她肯定地说。
“你是不是相信，”法官接下去问，“一个真扔下小孩不管的母亲屁股是要挨打的，不管她穿几条裙子？”
辛格里夫人没有回答。法官传讯女仆安娜。安娜快步上前，用很轻的声音说了她在预审时说过的那些话。她说话时好像在倾听什么，不时朝大门望望，那小孩被带到了大门外，好像她能听到小孩还在哭喊。
她陈述道，虽然那天晚上她去了辛格里夫人叔叔家里，但并没有回到制革厂，因为她害怕皇家军队，也为自己唯一的孩子担心，他被安置在莱希豪森附近的一个人家里。
老多林格打断了她，激动地说：整个城里至少还有这么一个人知道害怕一类的事情。他高兴地得出如此结论，因此事实证明，至少当时还有一人还是理智的。但是女仆只顾关心自己的孩子，这并不太好，俗话说得好，血比水浓，一个真正的母亲甚至会为孩子去偷，但这是法律禁止的，因为别人的财产是别人的，谁偷窃谁就是欺骗，欺骗也是法律禁止的。然后他从充满智慧的厚实的讲义里讲授了一堂课，是关于那些狡猾欺骗法庭的、最后被打得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人。顺便又提及那些用水掺牛奶的农民，向农民征过高市场税的市府官员等等这些跟审判根本不相关的事情。这时他突然宣布：证人陈述结束，暂无结果。
人们瞠目以待，有些人伸长脖子，想看看这无助的法官。大厅里很静，只有从街道上传来人群的嘈杂声。
然后法官叹了口气又开始发表意见。
“还不确定谁是真正的母亲，”他说，“那孩子真可怜。人们听说过父亲逃走，不想做父亲，我们称之为流氓，可这里一下子就出来了两个母亲。法庭已听了两个女人每人讲了足足五分钟的话，然后得出结论：双方都是废话连篇。现在只是为了考虑那个小孩，他必须有一个母亲，所以不管说什么废话，必须确定，谁是真正的母亲。”
然后他怒气冲冲地叫法警过来，命令他去取一支粉笔。
法警去取了一支粉笔。
“用粉笔在地板上画一个圈，要站得了三个人，”法官指示。
法警跑下去用粉笔按要求在地上画了一个圈。
“把那孩子带来，”法官命令。
孩子带来了，又开始号哭，要安娜。老多林格不理会他的号哭，讲话的声音提高了一些。
“现在进行的这个实验，”他说，“是我在一本老书上发现的，它一直很管用。灰阑试验的基本思想是，可以从对孩子的爱来识别出谁是真正的母亲。也就是说要检验这种爱是多么强烈。法警，你把小孩放在灰阑里!”
法警从保姆手中把哭叫的小孩接过来放到粉笔圈里。法官转身向着辛格里夫人和安娜，接下去说：“你们也站到灰阑内，每人抓住孩子的一只手，当我喊‘拉’，你们使劲把孩子从圈里拉出来。你们中谁的爱更强烈，谁拉的力气就越大，就会把孩子拉到她那边。”
大厅里骚动起来，观众踮起脚尖，跟站在前面的人争吵着。
两个女人刚一站进圈内，人群马上又死一般寂静下来，她们每人抓住孩子的一只手，那小孩也停止了哭泣，似乎他也意识到要发生什么，挂满泪水的脸看着安娜，想往前靠。法官下令“拉”。
辛格里夫人猛的一下就把孩子拉出了灰阑。安娜怅惘的眼睛不相信地盯着小孩。她担心小孩的手臂若从两个方向拉的话，一定会受伤害，所以她立刻就撒了手。
多林格站了起来。
“这样我们知道了。”他大声说，“到底谁是真正的母亲。把小孩子从那臭女人那儿抱回来，这样狼心狗肺的女人会把小孩扯碎的!”
他朝安娜点了点头，快步走出大厅吃早饭去了。
接下去几周附近能说会道的农民都在谈论，说法官把小孩判给从梅林来的女人时，朝她眨了一下眼睛。
两个儿子
在1945年1月希特勒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图林根的一个农妇，梦见她儿子在田野里叫她。她睡眼惺忪地走出院子，仿佛看见儿子在水泵边喝水。说话时才发现原来是个俄罗斯战俘。这些战俘在院子里做苦工。几天以后她经历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她到树林里去给那些挖树墩的战俘送饭，离开时回头看到那个年轻战俘，那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他正屈身在接别人递给他的一个盛汤的铁皮锅，眼睛里流露着失望，突然这张脸变成了她儿子的脸。接着几天这张脸经常快速变成她儿子的脸，又很快模糊。后来这个战俘病了，躺在谷仓里，没人照料，农妇愈来愈动情，想给他送点东西补补身体，但被她兄弟阻拦了。她兄弟是个战争残废者，掌管整个院落，监管战俘劳动，对待战俘很粗野。特别是在眼前一切都不景气，村子里的人都开始害怕战俘的时候更不能有此举动。农妇不能无视他的观点，她从不觉得应该帮助这些下等人，她听到过许多关于他们的可怕的事情。她生活在恐惧中，担心敌人对她在东线的儿子也横加虐待。这样她想帮助这个孤独之中的战俘的念头就没能实现。在一个下雪的晚上，果园里这群战俘激烈的商谈令她大吃一惊，看来商谈是为了保密而在寒冷里举行的。那个年轻人站在一旁，也许是他特别体弱的缘故，抖得厉害，她的出现使他惊恐。真奇怪，这张惊恐中的脸又变成了她儿子的脸，她看着这张脸，深感不安。虽然她照例向她兄弟汇报了果园的密谈，她还是决定把一块火腿皮偷偷塞给这个年轻人。此事如同某些第三帝国的善行一样是相当困难和危险的。这次行动使她把自己的兄弟也当成了敌人。她也不十分信任战俘，但她还是办到了。此外她也发现，战俘们确实打算逃跑，因为他们担心在红军到来之前会被转移到西方去，或者干脆被干掉，这种危险在一天天增加。农妇不能拒绝年轻战俘用手势和片言只语的德语表达的愿望，那种奇怪的经历把她和他联系在一起，她从而卷入了战俘的逃跑计划中。她弄来了一件夹克和一把铁皮剪刀。更奇怪的是这个年轻战俘的脸从此却不再变成儿子的脸；她现在帮助的只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2月末的一个早上，有人敲窗子，借着窗外的晨曦她看到儿子的脸，吓了一跳。他穿着褴褛的党卫队军服，上面的部队番号已被磨去。他激动地说，俄罗斯人离村子只有几公里远了，他回家的事必须严格保密。农妇、她兄弟和儿子开了个小会，决定把战俘解决掉，因为战俘们可能看到了党卫队员，他们肯定也会为遭受的虐待作证。附近有一个采石场，党卫队员坚持必须在第二天晚上把他们挨个儿诱出谷仓干掉，随后把尸体搬到采石场。晚上还应该给他们几份烧酒，以免引起他们的疑心，兄弟说，他和伙计们最近为了在最后时刻便于调动他们，对俄罗斯人非常热情。当党卫队员说出他的计划时，忽然看到母亲在发抖，男人们决定无论如何不再让她接近谷仓。这个晚上她充满恐惧地等待着，俄罗斯人看来很感激地接过了烧酒。农妇听见他们喝醉了，唱着伤感的歌曲。可是十一点钟左右，当她儿子走进谷仓时，战俘已经不在了。他们喝醉酒是假装的，恰恰是院子里不自然的热情使他们坚信，红军必定不远了——俄罗斯人下半夜就到了。儿子喝醉酒躺在阁楼上，农妇慌乱中想烧掉他的党卫军军服。她的兄弟也醉了。她必须亲自迎接和招待俄罗斯士兵。俄罗斯人早上撤走了，红军继续前进。熬了一夜的儿子又向她要烧酒，并决意加入到后撤的德军中继续战斗。农妇不想去跟他解释继续战斗意味着灭亡。绝望中她拦住他的去路，试图用身体阻止他。他把她扔到草堆里，她爬起来时感觉到手里握着一把斧头，她从后面扔过去，把奔跑中的人砸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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