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铸就偶像：桑塔格传（节选）
作者：［美］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
1964年12月11日，《关于“坎普”的札记》的梗概以双栏、五段的篇幅发表在《时代》杂志上。有个词是黑体加粗的：趣味，紧跟着的是放在引号里的“坎普”，这使桑塔格立即成为知识分子名流，并被赋予一种在随后几十年的社会变化中她努力保持的地位。
《时代》杂志将桑塔格誉为“曼哈顿最出色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一”，并大量引用桑塔格的话，重新勾勒出矫揉造作的文艺风格的历史。在不断提及坎普的同时也不断提及她，这表明她拥有它，甚或说得更明了些，她敢于拥有它，因为正如《时代》杂志所说的那样：“如果说这有点指涉同性恋，那么，桑塔格小姐不是否认此说法的人。” 1964年，对于一家主流的大众新闻杂志来讲，即使是如此接近地站在坎普感受力的一边，似乎都还是相当大胆的举动。《关于“坎普”的札记》中的某些句子显然引起了《时代》杂志的注意：“坎普是问题的答案：如何在大众文化时代做一个花花公子。”桑塔格不仅在描述坎普，她成为如何才能独具特色、如何成为捕捉当代感受力的思想家的定义。但是，约翰·西蒙在一封致《党派评论》的信函中，狡猾地指出桑塔格的“目录读起来很像《哈泼斯·集市》中说的‘时兴的是……’，或者《时尚》杂志里说的‘大家在谈论……’，也很像许许多多类似的列表，说什么‘时髦’，什么‘落伍了’。”
对于她在《党派评论》的同事、文学季刊的读者和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来说，桑塔格做了件很了不起的事。正如威廉·菲利普斯在《党派观点》中评论的那样，“她已经与大众趣味和大众娱乐界达成了和解，如果说她使用的还只是间接的、并有点嬉戏的方式的话。”当然，她前面已经有人——如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和德怀特·麦克唐纳——发表过引起争议的文章，讨论媚俗作品与大众文化，但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淡然的态度，而桑塔格似乎对她所描述的东西相当投入，菲利普斯注意到，她摒弃了“对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产品所持的敌对态度”。桑塔格的风格超越了旧观点的术语，而预示着“看待我们文化产品的新方法”的出现。菲利普斯最能说明问题的说法抓住了桑塔格在整个六七十年代将要继续担当的角色：她有“能力超越争论的普通术语。”对她的立场，菲利普斯本人有所保留，但他意识到，像桑塔格或其陈述观点的那种方式美国从未出现过。菲利普斯最后说：关于“坎普”的文章似乎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桑塔格年方三十一岁，就已成了明星。她的仪表和举止就像个明星。“她满脑子想着自己，”有对夫妇——我们姑且称他们为王尔德夫妇吧——在桑塔格迅速窜红后做巡回演讲时见到了她。她坐在伯克利教授办公室的一张桌子后面，身边围了一群学生。王尔德夫妇进去、坐下，但是，他们一直都没能真正和她说上话。有人正要讲什么，电话铃响了。桑塔格拿起电话，说“对，我就是。”于是，她就讲开了，讲完挂掉。接着，有人会凑过去，开始讲。事实上，你很难和桑塔格讲上话，她和善却漫不经心地敷衍着王尔德夫妇（其中一位与她年龄相仿，是个小说家）。然后，电话铃再度响起。王尔德夫妇中的一位记得：“我记得自己当时认为人快要成为名人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确实，桑塔格最近得到的名气非常适合她。“她像伊丽莎白一世。除了没有轮状皱领（注：ruff，16至17世纪流行的高而硬的领子），她拥有一切。”
声名（1965-1966）
1965和1966年，似乎到处都能见到苏珊·桑塔格的身影。艾伦·布赖恩在《旁观者》上写道：“她在美国有名，在英国也几乎同样有名——翻开任何一份文学周刊或小杂志，你似乎都不可能不看到她的文章，或者至少是涉及到她的文章。布赖恩被她“滚石乐队演员般高卷发发型下面那张淘气精灵的脸蛋儿”给迷住了。她本人看上去倒既不像她的作品中“垮掉的一代”的成员的包迪西亚（Boadicea），也不像她接受电视采访时的那种早熟的女童子军形象。“这个身材高挑、看上去很强硬的女人开朗直率，说起话来连珠炮似的，她说自己根本无意为她有个性、浓缩、适于教学的、博学而可以戏仿的批评风格申请什么专利。
桑塔格在伦敦取得成功后，1966年6月又接受《时尚》杂志“大家正在讨论……”栏目组策划的“桑塔格母子”的访谈。大卫那时差不多十四岁了，在曼哈顿的一所法语学校就读。他出场时头戴一顶约翰·列侬式的帽子——当时，列侬正是那种有点像海员的样子，惹人注目。大卫身穿一件人字呢夹克衫，双手抱在胸前，弓着身子趴在桌子上。妈妈桑塔格右臂勾着他的肩膀，手抓着他的右臂。事实上，他是她的得力助手。他也是个思想者，对“他所生活的时代有着敏锐的感觉”。《时尚》杂志称他酷爱义和团运动和阿尔比派（Albigenses）十字军东征方面的书籍，他也谈论（的确是“谈论”这个词）三十年代的电影和凯·弗朗西丝这样的女演员。
欧文·佩恩拍摄的桑塔格似乎借用了纳塔莉·伍德（Natalie Wood）的发型师和化妆师。她的那张护封照片上的短发如今已长成一头迷人的披肩长发。佩恩拍这两张照是作为时装模特儿的照片用的，正面照突出了她乌黑的大眼睛，还有那苏美尔人般的凝视。
这个作为母亲的知识分子形象与时代很合拍——离新女权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尚有足足六年的时间。桑塔格看上去可能会让人兴奋，但同时，她还要担负起哺育孩子的责任，这给女人——当然是看《时尚》杂志的女人——以安慰。桑塔格很为儿子感到骄傲，像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喜欢拿他炫耀。再者，她是单亲母亲，一直是凭自己的勃勃雄心和精明强干来养活自己和儿子。如果说桑塔格显露出什么迷人之处的话，那可也是一种需要勇气的迷人。
佩恩的作品放在迪安·阿布斯（Diane Arbus）为《老爷》杂志（1965年7月）拍摄的桑塔格母子那张经典照片的边上，显得非常抢眼。在阿布斯拍摄的照片中，桑塔格——一脸焦急、几乎是痛苦的表情——偎依着大卫，她的身体和头倚靠在他身上，他——看上去像个女孩子，十二三岁的样子，留着长长的留海——则靠在她的怀里。他们似乎完全就是一个合而为一的整体。桑塔格头发几乎没梳理，衣着很随意：圆翻领套头衫和牛仔裤，外面半套着一件长大衣。大卫穿着卡纳比街（注：Carnaby Street, 伦敦一条街道，以销售时装出名。）衣服，无疑更惹眼。
和大卫——“新潮左翼的吉祥物”——交往的人有沃伦·贝蒂（Warren Beatty）、贾斯珀·约翰斯（Jasper Johns）、汤姆·海登（Tom Hayden）和简·方达。后来，他自称是一个“生在哈佛大院、长在安迪·沃霍尔工厂的孩子”。阿布斯似乎捕捉到了他对自己的不满。他这个孩子，因希望自己出类拔萃而感到压力重重，十一岁时看《战争与和平》看得哭了起来，因为“他明白自己永远也写不到那么好”。如果桑塔格在阿布斯拍的照片里看上去不开心，她是有权这样的：前夫正在为监护权的事起诉她，声称她不适合当母亲。她告诉理查德·特里斯特曼她已经被迫做罗夏墨迹测试[Rorschach Test]。但她设法获得了对大卫的监护权。尽管在两张照片里，桑塔格母子看似难舍难分，但大卫记得，到十四岁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一个人呆着，像母亲一样，他很小就出门在外——十五岁时，他独自一人游历欧洲，闯荡中东。
父母之间进行的监护权之战似乎只是更加强了大卫对母亲的认同，有二十多年时间，他与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疏远。桑塔格经常去纽约办事，要么开始那连最厉害的游客都会感到精疲力竭的欧洲之行，她甚至对自己的儿子来讲都保持了某种神秘感。如果说用居家安排和日常生活来衡量一下，她不是个会照顾孩子的妈妈，那么，到了与儿子分享她对出人头地的追求的时候，她可就特别上心啦。如果说，他因她对他的期望值太高而感到害怕，那么，与她结伴而行，他也感到满足。在她的轨道上运行，他有一种非同一般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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