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铸就偶像：桑塔格传（节选）
作者：［美］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
切斯特认识到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他发现王尔德带给艺术家生活的一种公众风格即将出现。谨慎的奥顿委婉地处理了性与艺术的关系，他从来不谈自己的经历。相反，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既是艺术家又是艺人、既是作家又是表演者的这么一个王尔德身上，以便在书评的结尾处做出以下的概括：“艺术家和同性恋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他们都比常人自恋，尽管程度均不如表演的艺人那么厉害；可能的情况只是与其他行业相比，在艺术家和艺人当中，同性恋的比例要高于一般水平。”
描写王尔德风格的词语是“坎普”。他已经找到一条写作之路、同时又被视为作为作家以同性恋的浮华在表演。“坎普”这个争议不休、反复讨论的术语不管有什么其他涵义，它首先是指一种呼吁自我关注、并考虑公众的角色观的行为。正因如此，桑塔格才在《关于“坎普”的札记》（发表于《党派评论》1964年秋季号）的前言中冠以“以下是就奥斯卡·王尔德的言论所作的札记”的题献——好像她是在向王尔德解释那些他从中崛起、显赫一时并形成作为明星的现代艺术家那些强有力的观念的综合因素。
奥顿的文章塑造的是：在因为被判刑而发布大胆观念的同时，也使自己在社会上暴得大名的王尔德。正如奥顿所说的那样：“只有当一个表演者与观众处于一种交感的关系时，他才是真正的自己。”王尔德决定使他的诚实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并冒险自曝自己是同性恋的同时，他身败名裂的日子也随之而来。这样的行为被人怀疑、被人议论纷纷是一个方面，向公众提出挑战，要他们接受他对那种行为的否认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只要王尔德似乎是在伪装而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模棱两可，那么，他就是坎普。在坎普中，装样子只是装样子呢，还是意味着某种更严肃的事呢，这从来就不清楚。表演者两样都来：梅·惠斯特（Mae West）是女人，但她也是装成女人的女人。她一直都是个惹人精。在法庭上——正如王尔德知晓的那样，这令他永远感到十分痛苦——坎普无法生存：判决必须做出，而坎普是个无限推迟的判决。
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头戴肮脏的假发，是个公开的同性恋，坎普这种既露且藏的游戏，他玩不起来。但是，漂亮得让人迷醉的苏珊·桑塔格却能——尤其是她愿意追求切斯特深恶痛绝的东西：社会的承认。王尔德能扮演他所喜欢的波西民角色，但他也树立起了一个公众人物的形象，使他在美国巡回演讲时讲一场能得一千美元——即使以今天的行情看，这笔数字都能让他上名人报酬之最的榜单。与此相仿的是，苏珊·桑塔格能够在世界上几个国家的首都过着她喜欢的性生活，她一方面与先锋人物玩在一起，另一方面却又精心扮演一种能让《小姐杂志》接受的角色。
苏珊·桑塔格找到了她第一个伟大的题材：即关于坎普的札记的她自己。原本她希望这篇文章发表在通俗杂志上，这样或许能使她的观点为最多的读者了解。1963年12月，她边吃午饭，边与《演艺杂志》（Show）的一位名叫阿诺德·埃利希的高级编辑讨论该文的观点。他答应发表这篇文章，可终究没有发出来。她就把它交给发行量低于一万册的《党派评论》发表。但是，因为该文非常发人深省，她遂“一夜成名”——威廉·菲利普斯和许多评论员都这么说。
《关于“坎普”的札记》第一句话就非常吸引人：“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尚未命名，而很多东西尽管已经命名，却从来还没有描述过。”这一开场白集中了桑塔格的精华：为种种现象下定义，愿意从哲学的高度去解释她加上引号的那个奇特的术语。她扬言，从未有人讨论过它。从未？嗯，她承认，克里斯托弗·伊修伍德在长篇小说《夜晚的世界》（The World in the Evening）中确实“以两页纸的篇幅”仓促地讨论过“坎普”。这种断语和几乎立即补充的限定条件是桑塔格的高明之处。研究坎普的学者当然可能将它的起源追溯到十八或十九世纪。一个平庸的作者或许会写上好些句子，努力详述这一术语。您还别说，评论家约翰·西蒙在一封致《党派评论》（1965年冬季号）的信函中真是这样做的：“桑塔格小姐本来倒应该引用一下辞书上的定义作为这篇赞颂‘坎普’的长文的开头的。您看，埃里克·帕特里奇编纂的《俚语辞典》给该词作名词的定义是‘言谈和举止方面的种种女性的，尤其是同性恋的矫揉造作’，作形容词用，则表示‘同性的，女同性恋的’。”但毫无疑问，这正是桑塔格希望避免的。在她让读者完全陶醉于坎普之前，她根本不想去掉书袋，或者介绍什么同性恋。
第二段又是一句预示着成熟的桑塔格的句子：“我受到坎普的强烈吸引，但几乎同样强烈地对它反感。”桑塔格使用第一人称，但是，她的自我指涉难以捉摸，是一种逗引，就像坎普表演者一样。她态度前后矛盾这一点几乎贯穿于她所有的著作中，其特征是她在该文中所谓的“为反感所冲淡的深深的同情”。这样的说法非常策略地在理解其文本与超出其文本的理解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她也希望表明她是在做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即捕捉一种非由理性掌控而是靠一种“趣味之逻辑”发挥作用的感受力。她努力去表达那不可表达的东西，便只得“谨慎而灵活”，因此叫札记，不叫详尽阐述的论文。
这些札记好像就是钉在当代文化之门上的论文。桑塔格在文中列举了从蒂法尼灯具到《天鹅湖》再到《金钢》等坎普的经典例子。作曲家内德·罗雷姆报告说，桑塔格有帮手通过观察作家艾略特·斯坦因在巴黎的无电梯的五层楼建筑中的一间居室，来为她收集她所列出的坎普的艺术品单子。斯坦因在墙上贴了崭露头角的影星和连环漫画人物的照片。他有个蒂法尼灯罩、圣水盂和一些肌肉发达的男人的照片。罗雷姆——一个不辞劳苦地去记录生活与艺术的交融者——最后说：“大约在1966年，苏珊·桑塔格告诉我，艾略特的房间就和他冷面滑稽的闲话趣谈一样，是她思考的主要源泉……因为还没有人记载苏珊对别人讲过这一点，所以，我在适当的时候要为艾略特提一笔。”斯坦因的眼光——微笑的、讽刺的——表明他或许对她塑造希波赖特这一人物也做出了贡献。
坎普成了桑塔格提出她关于风格和技巧观念的一个工具；这些观念是艺术本身不是模仿，不是对世界的拷贝，而是艺术家的一种流露，是一种神奇。坎普讨论的是对肌理、感官的表面，而非内容或题材的欣赏。坎普既吸引了双性同体者，又吸引了极为夸张或伤感的人，因为他们都是一种建构物，表明生活是舞台、戏院和自我的建构。桑塔格指出，概括地说，坎普是对世界的审美，尤其对小圈子和城市集团有特别的吸引力，这些人在“‘直接的’公共意识的背后”窥视，“在此意识的意义上是能理解某些东西的……一种私人的、滑稽的体验。”
坎普对桑塔格产生吸引力，也因为它是一种控制和吸收的形式。她指出，坎普是同性恋因其有趣的阐释而产生的吸引力来促进他们的行为与社会的协调。在受审前，王尔德一切都很出色，因为他的社会批评是以娱乐的形式提出来的。奥顿认为，王尔德发现自己不再能为社会接受的时候，他的创造力便衰退了。他需要最大数量的观众，他们打破了不同阶级的界限，既能吸收英国贵族，又能吸收美国矿工——他在美国巡回演讲期间，轻轻松松就给他们带去笑声，让他们开心。为社会所接受的先锋派理念是奥斯卡·王尔德留给苏珊·桑塔格的遗产，但她不会犯这种错误，不会去逼迫她的观众目睹一场审判的错误，也不会冒险自曝她的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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