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铸就偶像：桑塔格传（节选）
作者：［美］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
桑塔格利用1961年和1962年的周末和两个夏天创作了这部小说。经过多年挣扎着创作她那些最后未能出版的短篇小说后，她终于发现这部长篇写来得心应手，仿佛不断从笔端汩汩流淌而出，简直就是在做听写。理查德·特里斯特曼记得，桑塔格把小说给了他，请他提提意见。他完全折服于她的才华，不知说什么好。她问起有什么建议，他惟有表扬而已。她似乎很沮丧。特里斯特曼感到让她失望。经验告诉他，在大多数提出让人不吝赐教的人当中，真正能接受批评意见的实际上是少而又少。桑塔格对待写作的那股认真劲儿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直是她导师的肯尼思·伯克收到《恩主》新书样本后，写信向桑塔格表示祝贺。他说：“幻想作品，不管哪一类，都是难得一见的。优秀的幻想作品当然更是罕见，而《恩主》却正是一部极为出色的幻想小说。”他推崇她的智慧和才华，欣赏她的叙事与格言警句那迷人的融合；同时，他也指出她的语法错误，并一一记下错误所在的页码。他还写信给评论家斯坦利·埃德加·海曼，恳请他再看小说一眼，如果他已经把它撂下的话：“她是我教过的最优秀的学生……我敢肯定，你会发现这是一本独出心裁的作品。”
但是，至少有一个可能成为她的出版商的人认为《恩主》是部失败之作。弥尔顿·沃尔曼这位英国柯林斯出版社的编辑拒绝了这本小说，尽管他承认桑塔格的博学与独特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也抱怨，她的小说缺少人物塑造，也缺少情节推进；小说中的怪人奇事没有好好利用来为故事服务。柯林斯拒签三本书的出版合同，因为沃尔曼对桑塔格“能否成长为其艺术能够完全、合适地吸收其思想的小说家”表示怀疑。
事实上，桑塔格的小说正需要她在评论辛格时所推崇的那些品质：感官性、一个让读者联想起的真实而触手可及的环境。正如桑塔格准确地注意到的那样，与其他现代作家不同，辛格并不拼命去“即兴创造出一个社会环境来”。他的波兰和他的人民均在书页之中；他们与其创造者之间没有距离。相形之下，《恩主》简直是缺少生活。
桑塔格在她评论辛格的文章里三次使用“感官的”一词。这是她最喜欢的、管用的艺术术语之一。希波赖特为感官的、色情的东西而生活，但是，《恩主》虽然讲述了他对感官的探索，却没有展现它，也没有使之戏剧化。该小说阻止读者从小说中获得种种真正的愉悦，这似乎有悖常理。原因何在？因为桑塔格已经认定现代小说家——除了像辛格那样的极少数几个例外——只能编出上下文和近似的场景。她羡慕辛格对欧洲场景的把握，羡慕他通过对犹太教神秘主义与魔法、哈西德主义（Hasidism, 即哈西德派教徒）、哥萨克迫害与屠杀、启蒙运动、守安息邪说，以及犹太人与基督徒复杂的历史等题材的处理而创造出的深刻。更令人羡慕的是，有了他那样的场景，辛格得以尽情地进行“对动机的前现代叙述”。他从来都不必招惹弗洛依德；他也不需要对他笔下的恶魔和其他超自然的力量进行精神或心理分析。它们是他的世界本来就包括的一个方面。
桑塔格拒绝可触及的场景的另一个原因是，就如爱伦·坡先于她所做的那样，桑塔格将其想象力避开其自身的生活环境。像希波赖特一样，她对为其住处命名、对赋予它某种色彩和深度不感兴趣，因为对她来说，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她。剔除了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像亨利·詹姆斯那样，游历欧洲，寻觅历史，寻求意义，寻找文学生活，实质上，除了心境，她没别的可以考虑。
比如，希波赖特从未为他生活的城市命名，只是称其为“首都”，它显然是指巴黎，但他将其变成一个泛指的地方。与此相仿，西班牙内战成了“当时正在该国南方某地区激烈进行的内战”。这种笨拙的措辞毫无生气。博览群书者与小说玩起室内智力游戏来，不会感到有什么困难。比如，小说最早一批读者就想搞清楚，那个同性恋猎艳者/作家让—雅克是否以让·热内为原型。评论家索恩亚·塞尔斯也曾暗示让—雅克可能是阿托南·阿尔托。但是，像谁不像谁简直都不重要。希波赖特对所有东西的特别性给予了彻底的剥夺。他从让—雅克那里学到的是他可以是：他喜欢的任何一种人，他可以让自己走极端。
要说让—雅克——教导希波赖特同时也折磨他的人——像什么人的话，他应该是像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切斯特的确喜欢热内，也的确像阿尔托一样发了疯。正如麦克尔·范戈尔德在《乡村之音》上所讲的那样，“切斯特身上具有大多数二十世纪艺术作品建立其上的两种伟大的、截然相反的成分：他是个聪明的同性恋——即一个永远意识到生活是一系列角色或者要摆的姿态的人；同时，他又是个疯子——一名空想家……”他和希波赖特争论的话题既有琐碎的，又有深刻的——尽管没有讨论男妓。如同切斯特直面桑塔格那样，让—雅克也挑战希波赖特：“你是自我成就的捡来之物。你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思想。”让—雅克懊悔地承认，希波赖特在某种意义上是他创造的，但现在希波赖特闹独立了——正如桑塔格跟切斯特闹独立一样。让—雅克呵斥希波赖特：“我的发现之物要爬下我的架子来啦？”希波赖特对让—雅克的态度表示遗憾的时候，让—雅克说的话恰好是阿尔弗雷德·切斯特下的结论“你再也不需要我了”的翻版。
让—雅克和希波赖特上过一次床——正如阿尔弗雷德·切斯特说他和苏珊·桑塔格所做的一样。切斯特要写个长篇故事——《脚》（The Foot），那几乎可视为是对《恩主》的回应。《脚》表现的是切斯特所谓的“情景的我”，这是一种无法确定而只能在一部超现实主义小说（比如他计划写的《我等之辈》，I, etcetera）中抓住的身份。桑塔格出版《我等之辈》的时候，她盗用的岂止是一个标题？像《恩主》一样，她的短篇小说集将是对阿尔弗雷德·切斯特所表示的未明说的敬意，同时或许也是要消除其影响的举动。
像爱伦·坡的叙述者，同时也像苏珊·桑塔格本人一样，希波赖特在孤独和忧郁中度过童年。他受到“成为饱学之士这一前景的鼓舞”。他接受过大学教育，但他最正经的学问来自他本人如饥似渴的阅读。对他来讲，一如对桑塔格来讲，真正的革命是“感觉和视觉的革命”。他撰写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就一个不重要的论题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预示着桑塔格的《关于“坎普”的札记》及其接受。希波赖特的文章“产生了争议，在文坛引起了热烈讨论”。由此，他得以进入那些知识分子的沙龙。他像坡笔下的许多叙述者一样，渴望达到那不可言说的境界，即沉默；的确，他是沉默之美学的爱好者；沉默之美学不日将成为桑塔格的关键术语之一，后来，也成为她头两部电影的指南。他是双性恋，“做着男性方式和女性方式的爱与主宰之梦”。看到“同性恋行为的喜剧角色”的时候，他向“坎普”提供了一些想法，尽管他未用此术语。让—雅克告诉他：“你做的一切都是你，你无法以别的方式行事。”或者像波希波赖特自己承认的那样，他是个“完全自选自的人。”
上面最后使用的那一句令人想起六十年代早期桑塔格一位朋友讲的话。他发现在她身上有着同样的自我依恋，无论是她在家里伏案写作，还是在中心舞台宣传她的作品。确实，希波赖特尽管是名隐士，却也迷上了演电影，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类似的经历，即成为自己的梦的旁观者。桑塔格则更胜他一筹：她导演自己的梦。颇有预见性的是，希波赖特演的电影是由一位名叫拉森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导演的，仿佛是冥冥之中有命运的安排，桑塔格后来应邀到瑞典去拍她的头两部电影。希波赖特似乎甚至预告了桑塔格论摄影的著作，因为他宣称：“生命是电影。死亡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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