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铸就偶像：桑塔格传（节选）
作者：［美］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
切斯特从摩洛哥给哈丽雅特·索姆斯写信，问道：“苏珊出名了吗？她的书啊，简和保罗[鲍尔斯]似乎看不下去。”苏珊·桑塔格尚未出名，但也快了。她脱颖而出的标志之一就是1963年2月，她出席了后来被称为“全美最成功的知识分子杂志”《纽约书评》的首发式。正如桑塔格所说：“多亏了《纽约书评》，多亏了它为普通读者提供写作的样板，否则，美国知识分子生活——贫乏而支离破碎的东西——会变得贫乏得多！”这个国家还从未看到过一个大众知识分子论坛一类的东西，这份出版物看上去更像是一张报纸，而非一本杂志，那些知识界名流除了为它写书评，还写许多其他东西——这当然是后话。凭着第一期，它成为美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展品目录，评论者都成了明星。
《纽约书评》由书业天才贾森·爱泼斯坦发行，他曾经首创用温体基版（Vintage）和锚版图书平装本来包装经典作品。爱泼斯坦是诗人艾伦·金斯伯格和约翰·霍兰德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班同学，他是和妻子芭芭拉与作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以及她的诗人丈夫罗伯特·洛厄尔在曼哈顿上西城共进晚餐的时候，起了创办《纽约书评》的念头的。
桑塔格为《纽约书评》撰稿，就进入了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这个纽约知识分子的女头领支持的神奇圈子。在桑塔格眼里哈德威克是由局外人变成圈中人的榜样。像桑塔格一样，哈德威克一直酷爱文学，从“很年轻时就下定决心，要到纽约发展”。哈德威克生在列克星敦，在肯塔基大学接受教育，她是“巴尔扎克笔下渴望去巴黎的外省人”的桑塔格的化身，希尔顿·阿尔斯为了在《纽约客》做他那篇令人喜爱的专访而采访哈德威克的时候，她亲口这么说。她与她漂泊不定的妈妈的关系也很麻烦、复杂；借用哈德威克长篇小说处女作《鬼一样的情人》（The Ghostly Lover）中的话来讲，她妈妈“呆过太多的地方，住过太多的房子”。哈德威克生于1916年，在肯塔基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注册攻读博士学位，但是，最后中途退学，接着，就为《党派评论》写稿，嫁给了罗伯特·洛厄尔。
这对夫妇令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联想起像勃朗宁夫妇和卡莱尔夫妇那样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夫妻。洛厄尔和哈德威克在他们住的67街公寓搞了个沙龙；在那里，沃尔科特注意到“同事的作品被那帮客人以友好的恶意的方式否定掉。建立起来的整个声誉就像烟蒂那样被碾灭。”哈德威克从《党派评论》转向《纽约书评》的时候，阿尔斯发现，她的文章有“一种更加自由奔放的品质，人们猜想，是爱泼斯坦和西尔维斯对她发出的声音的特征作了肯定”。哈德威克在《纽约书评》那里找到了家，她也为桑塔格扫清了道路，让她日后上行下效。
哈德威克，一位受人敬重的小说家、评论家以及纽约大腕，1959年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后来常被人引用的文章，对美国的书评状况深感遗憾：“放眼望去，腻味的、平淡的赞扬充斥着书评业的每个角落；书评业被一种普遍的（如果说有点呆滞的）迁就通融笼罩着。一本书就在甜言蜜语的浸泡中诞生，敌意的评论的‘浓盐水’已成为记忆。” 哈德威克以对知识分子的失乐园的悲悼的挽歌之音，来呼唤真正的批评的复兴。
但是，多年的企盼过去了，知识分子变革的新刊物并没有出现。假如不是一流的编辑罗伯特·西尔维斯的精心呵护，即使是爱泼斯坦一干人或许也不会发现他们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西尔维斯仅比桑塔格大三岁，他十五岁就上芝加哥大学，只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就毕业了。桑塔格曾说，他是个“非凡的、了不起的、有头脑的”编辑，有着与她相似的苦行僧一面：“他被有名望的、有权力的人迷住了，他们也都非常喜欢他，”乔治·普林顿补充道。
西尔维斯的兄弟讲，西尔维斯五岁的时候，就酷爱读书。他几乎有着照相式的记忆力，与桑塔格旗鼓相当。和桑塔格一样，他也有着“圈内人”的心态，编辑杰拉尔德·霍华德说，他只与“一个由纽约知识分子、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才俊和严格遴选的先导组成的小圈子交往”。
1959年，西尔维斯从巴黎回到美国，在《哈泼斯》杂志当编辑。事实上，是西尔维斯约请哈德威克对当代书评，尤其对《纽约时报》上的书评进行严厉抨击。该报的书评好话连篇，结果，对哈德威克鄙视的书都不加区分地采取同样态度。
西尔维斯在《纽约书评》找到合适的位置之前，罗杰·斯特劳斯既想帮他，也想帮威廉·菲利普斯；前者觊觎一个新的、更具挑战性的工作；后者则需要资助《党派评论》，需要引进新人才。在菲利普斯的描述中，斯特劳斯是“最接近该杂志以作家和专业知识分子形成的小圈子的第一个朋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菲利普斯与他的合作编辑菲利普·拉夫就一方面为获得掌控他们这本名刊的权力而你争我夺，另一方面严格控制人员。拉夫总是极尽贬低菲利普斯之能事，而菲利普斯则顽强地坚守阵地。斯特劳斯和拉夫指责菲利普斯，说他不该引进西尔维斯。不善辞令的菲利普斯说他喜欢西尔维斯，但“在这里当编辑似乎不像是他西尔维斯的职业”。他不想看到一名《哈泼斯》杂志的编辑来当《党派评论》的头头，《党派评论》并非一家大众出版物。《纽约书评》成为实体，这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西尔维斯不太适合编《党派评论》。菲利普斯觉得《纽约书评》太趋时，太时尚。
《党派评论》的发行量一直很小，它靠着微薄的资金才勉强生存下来。桑塔格说过，在她成长的过程中，认为杂志的读者数量少却忠实，人数在五千到一万的读者是其著作的理想目标，因为该杂志及其读者具有与其数量完全不成比例的影响力。但是，桑塔格和西尔维斯到达纽约的时候，《党派评论》如日中天的年代已经过去。《党派评论》的竞争对手是有大学支持的杂志，老左派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战斗已经让位于一个新时代——支离破碎却也机会多多。
菲利普斯这个老派知识分子不同意将《党派评论》搬到百老汇去，而贾森·爱泼斯坦和他的合伙人却在一次使得《纽约时报》书评瘫痪的纽约报业大罢工期间抓住了机会。他们从书商那里征集到原本一般流向《纽约时报》的广告费。《纽约书评》首期被人热捧为“一次非凡的表现”。杂志旗下有四十多位大名人，包括玛丽·麦卡锡、W. H. 奥顿、戈尔·维达尔、阿尔弗雷德·卡津以及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等。结果，《纽约书评》一炮打响。
正如第一个研究《纽约书评》历史的菲利普·诺拜尔发现的那样，杂志的高层发过毒誓，绝不对外讨论其入会仪式。这个小集团仅限于少数内部人的实质与其扬言相信公开的知识分子讨论之间的反差是极其引人注目的。正是这种小集团的性质使得切斯特于1963年逃离曼哈顿，来到摩洛哥。
1964年的一天，桑塔格为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试镜，可能是作为他发一部先锋派影片角色的候选人。短暂的试镜——不到两分钟——最近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由摄影而成名”的展览会上展出。镜头里的桑塔格努力使自己保持镇定，至少做了三次深呼吸。她那发梢向内卷曲的齐肩发型使她看上去非常年轻——是二十一岁，而不是三十一岁。她坐立不安，不知道眼睛该看哪儿。她素面朝天，一点都无法让人联系起她那些穿着夹克衫拍摄的照片上的那种光彩照人，也没有她日后在电视等公开场合出现的镇静姿态。只有一种姿势能把她与后来的桑塔格联系起来，即她笑的时候，眼睛总是往下看，这成了她的典型特征。在摄像机前，她就像在躲避自己的情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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