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铸就偶像：桑塔格传（节选）
作者：［美］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
苏珊·桑塔格一成名就想逃避她的名声，就像避开像玛丽·艾尔曼发表在《大西洋月刊》（1966年9月）上的《了不起的苏珊·桑塔格》这样的文章。该文开头写道：“在《时尚》杂志的地盘上，人人都在谈苏珊·桑塔格。” 1966年春，桑塔格写信给威廉·加斯（William Gass），说自己感到十分尴尬，因为她为他的长篇《奥门塞特的运气》所写的推荐语出现在书的护封正面的醒目处。这看上去好像她正准备扮演“某人的庇护人”的角色，而事实上，她原以为她会如作为给予小说好评的许多作家一样，名字要放在封底的。
1966年，桑塔格拒绝《老爷》杂志希望她开每月影评专栏的要求，骂杂志“真讨厌”。8月11日，她写信给罗杰·斯特劳斯，说“我不希望自己成为德怀特·麦克唐纳第二，就像不想成为玛丽·麦卡锡第二一样，尽管这些名流值得尊敬。”她明确表示，准备逃离任何“大众名人的声名”。斯特劳斯同日也给她写了信，他们的信就在路上错开了。斯特劳斯对《老爷杂志》的评价要高一些，他说尽管桑塔格也许不想从小说创作中偷空写专栏，但是，“请恕我直言，写专栏也不会影响你的形象。”
斯特劳斯用的“形象”这个词触到了桑塔格的痛处。桑塔格就是不能接受自己业已成为公众人物的事实，对某些男女来讲，她是个巾帼英雄，其自身的例子已经扩大了文化讨论和行为的范围。她的读者（包括那些只看过关于她的文章或照片的读者）喜欢的恰恰是他们看到一名女子正在做——用六十年代的套话讲——“她自己的事情”这一形象。
桑塔格讨厌成为《时代》杂志里最新的内部情报。在《反对阐释》的平装版前言中，她对读者说：“我无意将我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引进福地。”从这一声明中，可以看出列奥·布兰迪在《名声之疯狂》中所谓的“林德伯格综合症”（Lindbergh syndrome），即名人放弃部分名声的欲望：
赢得声誉，因为你满足了观众希望有个英雄的欲望，然而，你否认这些观众或时势与你的声名有什么相干。你应当有名，那完全是由于你纯洁的自我，你要将你的名声掰成一点一滴，分配给忠实之人。
桑塔格没有为坎普而斗争——她再也没有写过关于坎普的文章。她当然希望自己的思想产生影响，但是，作为人，她又希望旁人别来烦她：
只要不受打扰，有个干活的地方……只要能出版著作，有足够的钱去买书、看电影、听歌剧，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追逐声名。我认识很多影星，他们大多感到茫然、不幸福。
桑塔格没有讲她的影星朋友为什么 “感到茫然、不幸福”。是名气太大，抑或太小？对于名人而言，什么叫名气大，什么又叫名气小，这些永远在以桑塔格不愿意承认的动态机制变化着。
承认名声摇摆不定，便意味着如布兰迪精明地发现的那样，承认戏剧成分的存在。应该说，桑塔格非常喜欢名声所带来的特权，用布兰迪的话来说，它包括“被别人观察、被别人欣赏的风头”。但是，承认渴望吹捧就使得他们必须感谢观众。只要桑塔格对她与观众的关系不置一辞，那么，观众尽管去钦羡她，她也可以去尽情地品味观众的掌声。
评论家马西·弗兰克指出，桑塔格是最伟大的文学守护人之一：“她想限制感受力的展示，尽管她本人的写作就是她的感受力的展示。”她排斥自传模式，认为它是一种表现癖：“桑塔格对让她了解坎普的那些特征不认同，而是表现出对作为普通人的标识的反感，这就为读者提供了认同她的理由。”
批评桑塔格的评论文章常常抱怨，她是那么晦涩难懂。她的立场也会引发争论，但她并非真正坚持自己的观点。弗兰克提出，桑塔格如果要完全拥护批评实践而非批评表演的话，其实，她将不得不欣然接受自传。诺曼·梅勒当然就是这样，但是，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对他的自我主义进行了讥嘲。不过，弗兰克暗示说，在另一个极端，桑塔格却以不诚实的方式遮遮掩掩，将智慧一丁点一丁点地传给忠实者，因为桑塔格对于其权威的个人来源从不实话实说、和盘托出。
《关于“坎普”的札记》发表几年后，桑塔格怀疑吉尔·约翰斯顿——一位艺术与舞蹈评论家，到1959年成为全权负责《乡村之音》的专栏作者——准备发表一篇关于她的性趋向的文章。桑塔格打电话给约翰斯顿，对她破口大骂，并设法让她知道她这样很可怕，这是在毁灭她。约翰斯顿记得，桑塔格变得烦躁不安，因为罗杰·斯特劳斯警告过她，这样一篇文章会给她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实际上，约翰斯顿从来就不反对桑塔格“一直做个不出柜的女同性恋”。到1971年，约翰斯顿本人才作为一个杰出的女同性恋积极分子出柜。她意识到，政治化了的男女同性恋希望“他们中那些有名望的人出柜”，但是，约翰斯顿相信，“同性恋从法律和社会舆论上讲仍旧不安全、甚至危险的立场”使得希望保持隐蔽的欲望变得可以理解。她讲到，在文艺界，大家都清楚桑塔格的性趋向，但这只是“圈内”知道的事情。“圈内人士全都‘知道’，但是没有人会提它（除非是在造谣公司的语境中嚼舌头），更不会传出去。”她在论贾斯珀·约翰斯的书里如实描述了这个掌握了“专门信息”的世界。
约翰斯顿写道，桑塔格与她书中讨论的“未出柜”的男同性恋之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
石墙酒吧骚乱事件（the Stonewall riot）发生之前，他们只能有理由认为——至少是在潜意识里——石墙酒吧骚乱事件后他们一致同意出柜，但果真出柜的话，他们会失去许多东西。换句话说，任何有争议的（性）政治身份都会对他们业已公开确认的艺术家和作家的身份构成威胁。在政治上，苏珊当然已经与可接受的自由主义左派的事业保持政治上的认同。
边缘化的恐惧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追溯到像列奥·斯特劳斯这样的人物。他争辩说，伟大的哲学家既露且藏，有些真理假如过于大胆或者公开讲出来，就像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那样，则会死路一条，至少是受到排斥。
在石墙酒吧骚乱事件发生之前，极少有女性公开讨论女同性恋关系。丽莲·海尔曼颇有争议的剧本《孩子们的时光》（The Children’s Hour, 1934）中这个词就没有明说出来，该剧核心部分的同性恋剧情在它好莱坞的电影版《这三个人》（These Three, 1936）中被改编为异性三角恋。作为一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长大成人的孩子，桑塔格心里清楚，尽管《这三个人》的导演威廉·怀勒（William Wyler）在1962年重拍《孩子们的时光》的时候，终于得以介绍女同性恋的主题，但是，文化上仍未见有多大的变化。但是，玛莎在剧中承认她对凯伦具有性吸引力的时候，她是在干什么呢？在自杀！女同性恋关系在道德和身体上藐视常规。人们对其反感。事实上，玛莎和凯伦什么坏事也没干，是同性恋的性爱观使她们与旁人疏远，砸掉了她们的教师饭碗，也使她们在社区里名誉扫地。1964年不是1934年，但是，苏珊·桑塔格又怎能冒险去调查有多少变化呢？她能去问谁？正如约翰斯顿所解释的那样，“在我们；六十年代的世界里，除我以外，苏珊是我所知道的惟一的另一个女同性恋。”
在一个转折点上，约翰斯顿与桑塔格分道扬镳了——约翰斯顿在《女同性恋国家》（Lesbian Nation, 1973）中坦陈其性趋向及其政治蕴含。对约翰斯顿来讲，桑塔格的写作“过于把让我专注其中的人际关注抽象化”。然而，她们的道路常常还会继续交叉，约翰斯顿观察到桑塔格是个“热衷于成名的人；我们都受到媒体选星的影响”，约翰斯顿承认，“但是，我相信，桑塔格像比如说贾斯珀·约翰斯这样的人一样，特别想成名成家。我一直怀疑她是否真是一个对人本身感兴趣的人，也就是说，人本身是否真的吸引她。不管怎么讲，是她特有的名气和我不断取得的成就让我们俩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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