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铸就偶像：桑塔格传（节选）
作者：［美］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
桑塔格之所以能成为新时代胸怀远大的知识分子抱负的巾帼英雄，完全是因为她拓宽了严肃认真含义的范畴。她没有把文化割裂开来，她既能在《时尚》杂志又能在《党派评论》上发表文章，这并不代表她虚伪，相反，这反映出她是活跃在任何她所选择的领域的一位精力充沛、大胆无畏的女性。苏珊·桑塔格献给美国文化的一大礼物是告诫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思想界。无疑，在一些人看来，她这是自我推销；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她需要来自杂志的稿费收入当花销。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她渴望在听众面前发表演讲，而听众的数量比莱昂纳尔·特里林或者欧文·豪所想象的人数多得多，这似乎是值得赞美的。苏珊·桑塔格帮着改变了《时尚》杂志和《党派评论》两者认为可以发表的东西的性质。
在《一种党派观点》里，菲利普斯说，为了努力将两代人凑到一块，他曾邀请分别推崇新旧感受力的两派人士前来聚会，最后却反而加大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菲利普斯记得，有场晚会上，“欧文·豪说他完全为苏珊倾倒，都忘了她是他的政敌。”确实，豪在《纽约知识分子》中对她的攻击使他成为一名尤利西斯，拼命抵抗桑塔格塞壬般美妙的歌唱。
让桑塔格的“知识之父们”——借用利亚姆·肯尼迪的术语——觉得麻烦的是她在新一代中所扮演的领袖角色；对新一代来讲，“世界似乎在开放”。到1965年秋天，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的版权部也已经向世纪中叶书社（the Mid-Century Book Society）卖出一千册《反对阐释》。1966年2月，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又向戴尔（Dell）转让了大众版版权。截止1967年年底，该书已售出一万册精装本；对于一本论著来说，该销量是相当可观了。截止到1969年5月，三角洲普通版平装本共计卖出21994册。
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走的是其他文学人物（如诺曼·梅勒、威廉·斯泰龙和詹姆斯·鲍德温）的出版商奉行的方法。普通版常为大学所采用；便宜些的大众版则瞄准了普通读者。作者成为名人，能应邀在电视和其他大众媒体上露面。当然，作者成为名人根本算不上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更传统些的促销手段——巡回演讲、打广告——通过作者的巡回演讲而得到了加强；在此期间，每出一本新书，每发表一篇有争议的文章，媒体都会通过种种渠道对作者进行采访。桑塔格偏爱报刊访谈。她并不热衷于成为诺曼·梅勒和戈尔·维达尔那样的电视名人或媒体辩手。
的确，桑塔格走的是一条比这两位作家更具风险的道路。她不仅拒绝成为《老爷》杂志的专栏作家，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她拒绝接受约稿，也不去完成编辑们布置的命题作文。六十年代初她刚出道时写了一阵书评后，她基本上就不愿接受靠写书评而稳稳能赚得的进项。她也有不得已写书评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她就写些时事书评，来付账单，但是，她有着巨大的勇气，去思考无法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的思想。与此相仿的是，她本来能够轻而易举地成为所谓的专家的。如果她一定要在电视上露面，那么，她的讲话坦率、得体，而且迷人，就像一名职业演说家在发表演说一样。
还有一扇选择之门向桑塔格敞开：教书。尽管她偶尔也教门课、开场讲座，或者当一阵驻校作家，但是，她拒绝接受大部分可能会妨碍她保持一个作家独立性的工作。1964年，她辞去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教书，她会说，是一大乐事，但教书不同于写作：教书更直白，不那么令人激动，不那么无畏。“我愿意在大学世界富有诱惑力的、为石墙所围的安定生活之外安营扎寨，”她在《反对阐释》1996年版的序言中旧话重提。
桑塔格没有放弃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职。是的，（仍在编她一些作品的）罗伯特·吉劳为桑塔格从梅里尔基金会争取资助，他指出哥伦比亚大学对她评价不高。当时，她是一个很红的人物，但她当然不是那种一所大学为获得夸耀的资本而拼命寻找的那种为人尊敬的作家。她是个没有博士学位、没有什么地位的讲师，而且要取得博士学位，她还得去苦读，她还得去写学术论文，论证她宁可在辩论文章中以简洁凌厉风格陈述出来的那些观点。况且，即使是一流学者，其中也有一些人无法获得终身教职。学术研究是要冒大风险的，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结果，只有极少一部分希望当教授的人得到回报。有时还存在机构政治的小世界，在其中，因为僧多粥少，所以，竞争变得越发激烈甚而会不择手段。哥伦比亚和其他地方的老朋友关系造成的气氛对一位杰出女性来讲是不利的。不过，如果桑塔格愿意征服这个学术界，恐怕也不在话下。
但是，因为罗杰·斯特劳斯坚定不移地要出版她的著作，所以，桑塔格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其学术生涯。1966年初，做《入门丛书》的保罗·弗拉曼德因《恩主》滞销而考虑把桑塔格从他的单子上一笔勾销掉的时候，斯特劳斯做出了“特别的诉求”，指出她正全身心地投入一部新小说的创作中，而且，《反对阐释》由于提供大众平装本和“巨大的评论空间”，已经卖出3800册。斯特劳斯劝说道：“如果你们能够，就继续出她的书吧，因为她是我们在美国能够找到的最有趣的作家之一”。
对于斯特劳斯的努力，桑塔格作了回报，她告诉他关于瓦尔特·本雅明这类作家的情况，并建议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在它旗下的午日出版社出版本雅明的著作。斯特劳斯听到一些他认为可能是出版对象的作家时，他常常征求桑塔格的意见。她并不将自己局限在文学阐释范围内，可以说，她还分析市场行情，这样，对他可能在知识分子中间期待什么样的卖品，斯特劳斯就能做到心中有数。
这是作家与出版商之间的一种不同凡响的携手合作，结果，他们推出了许多优秀作品。没有这样的合作，这些好书即使能够出版，它们进入美国文化市场的速度也会缓慢得多。在这方面，桑塔格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推进了像艾利亚斯·卡内蒂、丹尼洛·契斯（Danilo Kiš）、罗伯特·瓦尔泽以及罗兰·巴尔特这些作家的创作生涯的发展。桑塔格这样做，因为她意识到时代为她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使她能够将美国文化引向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视野。正如桑塔格本人在《反对阐释》1996年版的序言中所言，六十年代对于等待机会的人来讲，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十年年：“空气中处处洋溢着新鲜的许可，旧的等级观念已然弱化，并行将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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